从古至今，人们都非常重视对国家实力的评估，以此作为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重要依据。早在2500年前，中国的战略思想家孙子就强调“庙算”，提出以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的战略评估方法153，认为只有经过这样的综合测算才能达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全胜要求。西方早在中世纪就有了极简单的国际比较意图，力图通过国际比较评估国家实力，找到提高国家实力的途径。154软实力作为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虽然在现代才被纳入国家实力的评估范畴，但是随着其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学术界对于软实力评估方法的探索将不断深入。
一、国家实力评估方法概述
在阐述国家软实力评估方法之前，有必要对当前国家实力评估的方法做一简要介绍。古代和近代的国家实力概念往往只强调某种资源（如军事力量）的特殊重要性，但自20世纪30年代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Little Hart）提出大战略概念以来，学者们强调综合运用国家的各种力量来实现其国家政策所规定的战略目标，从而使得国家实力的概念从单一的军事因素扩展为多指标的综合因素。15520世纪60、70年代以后，国家实力研究又进入了综合与量化分析的阶段。综合国力理论日益成为各国政治家、战略家以及专家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
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物质力与精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它的构成要素包括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等。156下面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综合国力分析方法加以介绍。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雷伊·克莱因（Ray Cline）在系统地分析国家实力诸要素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国力方程：
PP=(C+E+M)×(S+W)
Pp表示国家实力；C代表基本实体(包括人口、领土面积两部分)；E代表经济能力(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和产业结构)；M代表军事能力；S代表战略意图；W代表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其中前三项被视为物质力量，后两项则是贯彻物质形态的国力指数。据此，克莱因计算了不同时期包括美、苏、英、法、德、日等在内的几个主要国家的国力，中国在1975年、1977年和1978年的国力在几个国家中位列第5、第7、第7位。
克莱因把战略意图和贯彻战略意图的意志因素作为软实力纳入公式，明确了软实力与硬实力是综合国力的因数，也就是综合国力是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积，而非简单相加的和，这一概念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而这一概念的提出，也表明了软实力与硬实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无论哪一方为零，另一方即使再强大，综合国力的效用都等于零。
日本学者福岛康仁对克莱因的国力方程作了如下的修改：
P＝（C＋E＋M）×（G＋D）
公式中：P表示被确认的国力；C包括人口、领土和自然资源；E代表经济能力，包括国民生产总值（GNP）、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实际增长率；M代表军事能力，以上三者构成综合国力的物质因素，也就是硬实力因素；G代表国内政治能力；D代表国家外交能力，两者构成综合国力的精神要素，即软实力因素。与克莱因的国力方程相比，除了军事实力这一项未作变动外，其他几项在内容上均作了一些变动，因而其国力计算结果也与克莱因的有较大不同。
在中国国内，对综合国力的研究主要以黄硕风教授的“综合国力动态方程”为代表。他运用系统论、协同论和动力学原理，提出综合国力应是协调力、生存力和发展力三种力量的有机结合体，并设计出如下方程：
Pt=Kt × Ht × St
其中Pt表示t年的综合国力；Kt表示协调力（包括政府领导、组织决策能力、管理能力、改革调控能力等有关国家领导协调统一的诸要素）；Ht表示硬件系统（包括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和资源力等物质形态的诸要素）；St表示软件系统（包括政治力、外交力、文教力精神和智力形态的诸要素），“这代表着中国研究综合国力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的开端”。157
1987国内学者丁峰峻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他的综合国力衡量公式158，即：
综合国力＝软实力×硬实力
＝（政治力＋科技力＋精神力）×［R（自然力＋人力＋ 经济力＋国防力）］
丁峰峻在文中对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几大要素的内涵和外延均作了一定的说明，如政治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包括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与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党同国家领导人的领导决策能力等。其国力公式中的R则代表硬实力的结构系数，表示硬实力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比例关系，反映硬实力系统的结构。如果硬实力各组成部分结构合理，则R大于1，其硬实力总量即大于各部分之间的代数和；如果结果不合理，则R小于1，那么硬实力对国力的贡献则小于各部分之间的代数和。
运用国力方程来测算评估综合国力，标志着国力研究实现了由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的转变，是国力学研究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但是，正如弗朗西斯·培根所说：“在所有公共事务中，没有比准确评估一个国家的实力更容易犯错误的事情了。”159迄今，中外研究国力问题的学者们在许多问题（包括基本构成要素）上均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因而往往是在指出他人理论不足的同时试图提出自己的国力计算方程。这些国力计算方程有的差别很大，有的虽然形式类似，但内容又各不相同，因而对各国国力的测算结果也大相径庭。其主要分歧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国力要素的不同认识：综合国力由哪些要素构成，是国力研究中的最基本的问题。然而自开始研究国力至今，国内外学者从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仔细分析他们所列举各要素的具体内容，无论是具体构成部分，还是其组合方法均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的国力要素及其组合方式对国力的计算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如克莱因的国力要素过于简化，完全忽略了科学技术等对国力的影响和作用，这就使其国力的计算公式带有极大的片面性。
2.对各要素对国力影响大小的不同认识：古今中外的国力研究者们在论及各要素对国力的影响的时候，往往都有所侧重，如古代的重农国力学派将农业置于优先地位，而重军国力学派则偏重军事实力。近代又有了重商国力学派（以英国亚当·斯密为代表）和重海权国力学派（以马汉为代表）、重陆权国力学派（以麦金德为代表）和重空权国力学派（以杜黑为代表）。在当代，不同的国力学家也有不同的认识。这种对各要素对国力影响大小的不同认识，会使在相同的国力方程式下估算的结果差值很大。
3.对“软”要素的不同评价：所谓“软”要素即是无法计量的国力要素，即软实力，如国家意志、国家凝聚力、政府质量等等，由于它们无法计量，也就没有一定的评价标准，因此，不同的国力学家在给不同国家的“软”要素打分时，往往主观成分很大，因而计算结果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或偶然性。克莱因就曾多次说明，对无形东西的评分是“高度主观的”，因而是可以争辩的。
4.对经济发展指标的不同认识：多数学者均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但随着环境、资源和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为主的传统的经济指标，既没有包括一个国家的全部成本，也没有反映一国的全部产值，仅仅以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并不全面，在重视数量指标的同时，决不能忽视质量指标。目前，联合国统计处及有关机构已经提出“环境因素调整后的国内净产值”、“人类发展指标”、“可持续的国民收入”等新指标，以比较客观地评价一国的经济实力及发展水平。
虽然学者们因对上述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而对国家实力评估的计算结果有所差别，但其列举的评估方法毕竟为我们估算国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只不过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二、国家软实力的评估方法
正如前文所述，国家软实力由非物质性因素或无形因素组成，具有抽象性，从本质上讲难以测定或量化。同时，国家软实力的评估很大程度上属于人们主观判断的范畴。例如，同属于美国软实力的流行音乐和好莱坞大片，在西欧地区受到追捧，但在中东的某些国家被视为“邪恶”和“异端”。因此，在衡量或评估软实力时，不能一概而论，除了要考虑时间变量外，还应限制特定的空间。上述抽象和不定因素加大了人们对软实力评估的难度。
约瑟夫·奈教授作为软实力理论之父，曾在其著作《软实力：世界政治的制胜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160中尝试利用民意调查数据衡量美国对于其他国家的软实力。虽然奈认识到民意调查具有随机性和波动性，因而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但同时也认为“它是很好的用以评估某一国是如何具有吸引力和不受欢迎的政策带来多大损失的数据。”161
在该书中，奈引用了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相关民意调查数据，分别比较了2002年美国在欧洲、南/东亚、非洲和美洲的吸引力来源，项目包括对美国科技水平、流行文化、民主思想、商业模式以及思想的对外传播等5个项目。他发现，对美国的科技水平最为羡慕的地区依次是非洲、南/东亚、美洲和欧洲；对美国的流行文化最喜欢的地区依次是美洲、欧洲、非洲和南/东亚；对美国的民主思想最推崇的依次是非洲、南/东亚、美洲和欧洲；对美国的思想对外传播最为赞成的依次是非洲、南/东亚、欧洲和美洲。从以上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从吸引力的来源上，人们对美国最认同的是它的科技水平，最差的是其思想的对外传播。162之所以有如此结果，其原因不难探究：世界上并不存在着普世的文明，美国思想的对外传播有时过于强制，容易引起其他国家民众的反弹。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调查在伊斯兰世界的结果显示，除了对美国的科技水平认同率较高外，其他各项的得分相对其他地区都是最低的。这体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软实力在伊斯兰世界并没有像在其他地区那样深受欢迎，此乃美国软实力盲区所在。
约瑟夫·奈还借助对民意调查结果的研究，提出了美国软实力正在下降的论点。奈指出自越战以来，美国的吸引力经历了一个起伏跌宕的过程。这一下降的速度在近年来不断加快。“在伊拉克战争的准备阶段，民意调查就表明美国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平均支持率下降到30%以下。战争结束后，在接受调查的19个国家中，有2/3的国家的大多数人们对美国的印象是不佳的。”（注释）163约瑟夫·奈利用民意调查结果来衡量软实力的方法，是学术界量化国家软实力的第一次尝试，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对于软实力的评估，不能进行定量的分析，而只能用强弱来衡量。164在一篇名为《中国软力量：要素、资源、能力》的文章中，作者将软实力分别从四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政治力、外交力、文化力和社会力。以中国软实力作为对象，在政治力上，中国不仅具有丰富的资源储备，而且也能够将这些资源储备直接转化为国家的软实力。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这往往成为西方制约中国的把柄。由于中国政府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国民凝聚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政治力正在走强。在外交力上，中国能够较为成熟地运用现有国际机制维护国家利益，并对与中国利益直接相关的国际机制富有一定的首创能力。这表明中国的外交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能够提供部分全球公共产品。在文化力上，中国曾经是文化大国，文化的辐射力波及整个世界，但是在欧洲、美洲等地，中国文化只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被当地所接纳，并没有反映出文化的投射力和影响力。中国文化整体主义的核心价值在西方无法得到认同，与西方强势文化相比，中国文化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尚处劣势。在社会力方面，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人文发展指数”（HDI）165， 中国的HDI值在2004年、2005年和2006年依次为0.729、0.755、0.768，在世界的排名也由第94位前进至81位。这表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依然处于中等人文发展水平国家之列，中国的社会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组成中国软实力的四个要素的发展也不平衡，政治力和外交力发展较快，而文化力和社会力相对缓慢。这种不平衡性表明中国仍然是一个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次强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