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驾崩，宋神宗即位的消息传到了江南，王安石那颗孤寂的心此时已经变得惴惴不安起来了。毕竟，他心里装着家国天下，胸怀大志，他不甘心就此屈服于现实，其实也就是他不甘心屈服于自己。此时，很多的消息开始传到了江宁。首先是神宗决定英宗皇帝的丧事一切简办，这个决定让天下所有人为之一震，人们由此开始佩服新皇帝的干练。接着，神宗皇帝下诏要求天下所有的臣民直言朝廷的弊端以及解决弊端的方法，言辞恳切，溢于言表。再者就是开始整顿吏治。宋神宗早就对中央以及地方官吏的贪污腐败明了于心，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有一次他召见开封知县问一些情况，该知县竟然无言以对神宗，对于他这样的一无所知和迂腐，神宗大为恼火，当堂就罢了该知县的官。
从种种的举动中，王安石看出了一些问题。他看到神宗皇帝是一个有魄力能干实事的皇帝，他敢于打破现状，而且他不满于现状，想要改变这些现状。与此同时，他的朋友韩维也从京城开封传来类似的消息：神宗皇帝很欣赏王安石，他很有可能会对王安石给予重用。虽然消息还不是十分确切，但此时的王安石再也不能心静如水了，他明白他这么多年的苦学没有白费，这么多年的地方官也没有白做，这么多年的苦也没有白受，机会也许真的就要来临了。
熙宁元年四月，正是江南的晚春时节，朝廷的诏书终于到了，王安石多年的心愿终于有了实现的基础。此时，整个江宁震动了，人们从各种各样的传闻中猜测王安石此去的目的，有人觉得此去必得重用，有人认为此去只是象征性的升迁，种种猜测铺天盖地。有人上门去给王安石道喜，但是王安石对这种事一律不予回应。他又出去游玩了，此刻的游玩不再像以前那样了，这次的出游，是王安石希望在离开江宁的时候，在多看一眼这个地方，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他何时才能再回江宁。
在地方上推行变法的成功，一方面使得王安石对于变法的理论，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也积累了更多的实践经验，为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变法改革，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和实践准备。另外一方面，地方变法试验田的成功，也极大地增强了王安石对于变法理论基础的信心，这无疑是后来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变法改革遇到众多诘难时候，敢于坚持变法立场不动摇，顶住巨大压力和滔天声讨风暴，坚决、果断推进变法改革的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柱来源。
王安石一心想要在宋帝国全境推行变法，实现自己那强国富民的伟大梦想，可惜当时的统治者并不欣赏他的变法思想，也没有在全国实施变法的愿望。不过由于当时王安石的政绩、才能和品德，已经是众人皆知，朝中诸位大臣也深为佩服，于是朝廷一次次要予以高官厚禄，要是一般的官员，碰上这样提拔升迁的大好机会，恐怕会欢天喜地，连呼皇天有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高高兴兴地去赴任了。可是王安石的性格就很固执，既然皇帝不欣赏他的变法理念，无法实现变法理想，他也根本无意去当什么大官，于是王安石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甚至有一次，官府派人将委任状送上门去，王安石照例不接受，送委任状的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则躲进了厕所里，送委任状的人见此便将委任状放在桌上，自己走了，没想到却又让王安石追上退还了委任状。
从这些行为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王安石在仕途上的理想，并不在于当什么官，当多大的官，更重要的是在于能不能实行他的变法理念，能不能让他的变法政策在宋帝国全面推行开来。如果在朝廷当大官，但是不能推行他的变法改革，那还不如老老实实待在地方上做一个父母官，继续他的试验田工作，继续积累更多有关变法改革的理论内容，为未来可能的大规模变法运动做好充分的准备。
因此，面对自己伟大的抱负得不到发挥和赏识的局面，王安石选择了蛰伏，选择了韬光隐晦。他在等待，等待有一天，新的帝国统治者能够认同他的变法理念，从而在整个宋帝国掀起变法改革的滔天巨浪，通过变法运动让宋帝国变得更加强大富饶，让大宋重现汉唐盛世时候万邦来朝的盛大场面。“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王安石就是这样一只蛰伏着的大鹏，他在等待大风，等待可以让他扶摇九万里的大风。
新官上任三把火，宋神宗当然想在自己当皇帝的时候把天下治理好，于是他启用了王安石。应该说，王安石对这次皇帝下诏入京是很高兴的，他抱着改革的希望来到了京城。这从他当时所写的诗词中就可以看出来，他在《出金陵》中写道：
白石冈头草木深，春风相与散衣襟。
浮云映郭留佳气，飞鸟随人作好音。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心情之欢愉，轻快，一切都洋溢于字里行间了。但与此同时，他没有想到今后会有怎样的惊涛骇浪在等着他，他不会料到他自己将遇到那样多的困难、压力、痛苦和沮丧，更不会预见到数年之后，他会满怀失望地回到这个曾经让他踏上辉煌之路的地方。
对于这次被皇帝召入京城，王安石的朋友把他比之于贾谊，或比之于诸葛亮。他虽然不以贾谊和诸葛亮自居，但是却抱定此次行程一定会有所作为，以不愧对天下百姓，他的这种表现在他的诗《酬吴季野见寄》中表现的很明显的。
漫披陈蠹学经纶，捧檄生平只为亲。
闻道不先从事早，课功无状取官频。
岂堪置足青冥上，终欲回身寂寞滨。
俯仰谬恩方自谦，惭君将比洛阳人。
据《石林诗话》记载，王安石被神宗召入京城后，王介以他比之诸葛亮，说：“草庐三顾动春蛰，蕙帐一空生晓寒”。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而王安石则说：“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不自知”，玩笑中亦透露出此行欲有所作为的思想。
§§§第三节帝闻声誉见其人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驾崩，神宗即位。宋神宗还在藩邸（亲王府第之称）当太子时，他就已经对王安石的贤名已有所闻。当时韩维任王府记室参军，常给颖王赵顼讲论经义，得到了赵顼的赞赏。每当他在神宗面前讲的意见得到称赞时，就说：“这其实都是我朋友王安石的观点。”由此，赵顼对王安石的印象极佳。后来，韩维升为太子庶子，便推荐王安石替代自己的原位。
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万言书》也是十分赞赏的，刚继承大统的宋神宗还没有亲眼见过王安石，但是王安石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是非常高大深刻了。推行变法，富国强兵，已经是刚刚当上帝国统治者的宋神宗的强烈愿望了，于是他又一次想起了当年上万言书的王安石。为了察看王安石是否真的具有安邦治国的才能，宋神宗于是任命王安石为知江宁府，几个月后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不久即招王安石入京。王安石看到神宗是一位能有所作为的皇帝，等到诏书到了以后，他虽然还十分留恋江宁，但还是很快地起身赴京。这一回王安石的入京，可以说是得到神宗知遇。
宋神宗一听王安石来京了，异常兴奋，马上招其进宫面谈。这可以说是一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君臣辩论会之一，同时也意味着王安石变法的序幕也于此刻缓缓拉起。由于当事双方都是极为杰出、明智之人，一个是雄心勃勃的少年君王，一个是胸有成竹的老练能臣，这二者之间的对话必然极能吸引人的强烈兴趣。在宋神宗面前，王安石已经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毛头书生了，而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论见解和充足的实践经验的老臣了，面对宋神宗的询问，王安石不慌不忙，侃侃而谈。
第一次召见时，宋神宗就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什么？”王安石回答道：“首先要选择方法。”又问：“唐太宗如何？”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说唐太宗呢？尧舜的方法，非常简便、非常关键、非常容易。只是后来的学者不能理解，就以为高不可测了。”神宗对王安石的回答非常满意，叮嘱他全心全意辅佐改革。在一次召见以后，神宗将王安石单独留下来，咨询变法措施，王安石趁机要宋神宗坚决排斥反对变法的人。在听取了王安石关于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变法改革理论之后，宋神宗被王安石杰出的理论思想和精妙全面的变法内容所深深折服，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共创大业，让宋朝中兴的治世人才，而王安石亦被宋神宗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宏大志向所感动，士为知己者死，觉得自己一定要大展宏图以报答皇帝对他的赏识。大宋的两位君臣，为了一个共同的强国富民的理想和信念，终于走到了一块，摆在在他们前面正是那遥不可知的未来。宋神宗最后对王安石这样说：“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意思很明白了，就是说，让我们一起为大宋中兴，强国富民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吧！
神宗初登大位，志气非凡，刚性烈烈，富于朝气。他自幼痛心于皇祖屈服于辽和西夏的国耻，不满于朝廷、州县萎靡不振。也看到了宋太祖时所建立的行政官员人事制度的不合理。一方面重用文人借以抗拒武将，防止出现再一次陈桥兵变式的军事政变，因此大开科举，录取官员；另一方面，基于南北朝时期就有的门荫和恩荫制度，很多高级官员的子弟不经科考就可以做官，由于这两点，北宋初期还没有什么，到了中期，官员冗余的情形逐渐严重起来。其次是军队的不断扩大，每年有为数不少的农民加入官兵吃皇粮，土地无人耕种，到了神宗时期，军队的数量据说已经达到百万之多。数量庞大的官员和兵员给朝廷的财政带来了巨大负担，官员们文恬武嬉，军队战斗力低下，在与辽国和西夏国的战争中屡次战败。他锐于学，励于志，早有强国雪耻的愿望。在东宫听讲学时，常不满足于伴读讲解，经常出其不意地提出问题，穷根究底，使讲经史的伴读紧张的出汗。日过正午，学而忘餐。内侍（在皇宫服侍的宦官）为此常加以催促：“恐饥，当食。”而当时做皇子的赵顼却回答说：“听读兴致正浓，不感到肚饥。”直到英宗皇帝再派内侍传令休读才作罢。
神宗亲政以后，急于物色理国的英才。他对大臣们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为了使大臣们重视战备，他亲自改太祖创立的景福库名，用自己做的一首八句三十二字的诗，一个字代表一个库，加以命名。这首诗引录如下：
五季失固，玁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
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守之，敢忘厥志。
诗的大意是，五代丧失幽云边塞，中原暴露，边防无险可守，北方的夷狄遂得肆意侵扰。太祖建国的时候，有征服外敌，收复失土的宏图。为此在朝中设立内库，作为招募征士的经费。曾孙赵顼守之护之，岂敢忘记先祖遗志呢？
宋神宗皇帝的确颇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广泛征求大臣们和皇室成员的意见，希望能够找到富国强兵的道路。遗憾的是，他听到的那些劝告，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们的劝告，通常是些空洞无聊的理论教条，这无疑令他非常失望和沮丧。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询有关边防的事宜，这位当年曾经支持过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说：“陛下如果能够二十七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赏边功，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甚至有不少人根本不支持宋神宗的做法，还给宋神宗泼冷水，历史记载，有一天，二十岁的年轻皇帝身穿全副戎装来看皇太后，那应该是相当英姿勃发的一种装束。皇太后果然很喜欢小皇帝的英武挺拔，但是，却郑重告诫年轻的皇帝：“你如果能够永远不贪军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神宗皇帝身着戎装，的确表明了他对汉唐文治武功的向往，表明他对于国盛兵强的渴望。可惜当时围绕宋神宗周围的人，不论是太后还是朝中的大臣，大都不理解他富国强兵的想法，剩下极少能理解他那富国强兵、重振大宋天威的大臣们，又根本提不出有效的、建设性的意义，而只会说些之乎者也的道德文章。宋神宗有一次询问大臣关于富国强兵的政策，一个大臣说要修德，一个大臣答要修身，所有这些人全都语重心长地告诫皇帝，要他爱养民力，要他布德行惠，要他选贤任能，要他疏远奸佞，要他持重安静，要他恪守祖宗成法。这些空洞的答案无疑让宋神宗无比郁闷，修德修身固然重要，可是没有人告诉他：眼前大宋王朝已经面临着深刻军事经济的危机，快要支撑不下去了，怎么办？大宋帝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怎么扭转？泱泱华夏该如何重振雄风？怎么样除掉辽、西夏的军事危险？怎么样夺回故土燕云十六州？怎么样让大宋王朝扬眉吐气，布天威于海内？没有人能够告诉他答案，甚至愿意和他讨论所有这一切。
当时的当国大臣韩琦、富弼、文彦博等，自从在庆历（1041－1048）新政中败下阵来后，都已经磨光了锐气，变得畏事保守，不赞同神宗富国强兵、养兵备边、主动制敌的线路。朝中的大臣都如此死气沉沉，畏难保守，安于现状，不图革新，从他们身上既然得不到富国强兵的政策答案，宋神宗只好将目光投向了京城以外，积极寻觅，希望能在那里寻找到能安邦富国、强兵裕民的治世良臣。最终宋神宗将注意力锁定在当时已经极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似乎他正是那寻觅已久的天赐能臣。
王安石在仁宗和英宗二朝，虽未受到重用，备用执政。但在士大夫中，他享有极高声誉，被视为“一代伟人”。很多人都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官职为意，钦佩他好学多思，深通经术，自成一家之学。《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舆论，以金陵（安石）不作执政（宰辅）为屈。
神宗即位这一年，河北大旱，国家财政由于救灾费用巨增而出现紧张局面。十一月，在祭天活动中，神宗让学士们议论救济的方法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起来。神宗看出两人争论的焦点反映出了两条根本不同的救弊路线。司马光主张缓变，而王安石要剧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宋神宗很赞赏王安石的魄力，下决心排除各种干扰，启用王安石变法。
最重要的是，王安石在被皇帝召见和在《万言书》中所闪射出来的改革精神，和神宗孜孜于励精图治的心相通，神宗器重王安石，定下了重用王安石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