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根据革命形势飞速发展的需要，焦裕禄又被分配到尉氏县大营区任副区长，领导群众开展剿匪反霸斗争。
解放前，这里是个土匪窝，有匪首，有匪徒，一些穷苦人也被胁迫当了匪兵。焦裕禄了解到这种情况，心想：只有改变对敌策略，分化敌人，才能教育多数，孤立少数，打击顽固分子。
一天，焦裕禄主持召开了一个土匪家属会，给她们讲革命形势和党的剿匪政策，要她们写信动员、劝告自己的亲人，回心转意，投案自首。如果三天不归者，严加惩办。
她们表态时，焦裕禄留神观察着每个人的神态和表情。小土匪头子梁长运的老婆，战战兢兢地说：“不行正道的人，不得好死。跑了和尚，跑不了寺，躲到哪里也不行！倒不如投案自首，叫政府宽大处理，留条活命……”焦裕禄看她说的是心底话，散会后，就进一步做她的工作，促她思想转过弯来。
第三天晚上，焦裕禄正坐在办公室里，审阅群众的揭发材料，忽然有人喊道：“报告。”
“进来。”
焦裕禄把材料收起来，抬头一看，此人长相稀奇；凹斗脸，细高个，佝偻腰，麻秆腿，活像割麦的镰刀。他手里倒提着两把手枪，还夹着一包子弹。这人一进门，双足并立，低头言道：“焦区长，我叫梁长运，外号‘镰把’，是个小土匪头，对人民有血债。在区长的劝导和政府政策的感召下，我投案自首，重做新人”
“欢迎。”焦裕禄接过枪、弹，让他坐下，说，“人民政府说话是算数的，你有回心转意、弃暗投明的行功，从宽处理你。这枪弹我们收下。如果没有什么事，你可以回家去了。”
梁长运一听，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他想：共党的政策真宽大。要早知道是这样，何必躲藏呢？他抬起头，带着不相信的口气问：“焦区长，能这样便宜我吗？”
焦裕禄说：“这就是党的宽严政策。回去考虑一下：人民政府对你的宽大处理，应怎样正确对待？想通了再来找我。”
梁长运回家以后，把情况向老婆细说一遍。两口子又高兴又激动，但一想起焦区长让他考虑的问题，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天黑时，梁长运又找焦区长了。他耷拉着头，结结巴巴地说：“焦区长，我……我对不起你，也对……对不起政府。政府对我宽大为怀，我却……隐瞒真情。我昨天来投案是……是试探，今天自首才是真心。”说着，他又从腰里掏出一把手枪，五发子弹，放在焦裕禄面前，接着又说：“这是我没有交出来的一把手枪和子弹。说实在话，要是上次我交出枪弹，投案自首，你们还要绑我，我就准备拼一下。谁都知道我‘镰把’的枪法，百步以内，百发百中。就凭这五发子弹，就可保我安然无事。今天，我想通了，不能留有幻想，就是拿刀砍我，我也不动了！”
焦裕禄问：“那是为什么？”
梁长运说：“我对人民犯下了罪，杀我是为了教育大家；要不杀，我想再立点功。”
焦裕禄说：“对，说得不错！你要立什么功？”
梁长运说：“我劝有罪恶的人，也投案自首。要不，我就协助政府捉拿，剿他的老窝。他们躲在哪里，我知道。焦区长，给我立功的机会吧！”
“只要能立功，就会从宽处理。那好吧，明天开个群众大会，你先交代一下罪恶，再谈谈对政策的认识，让那些有一般罪恶的人，都走你这条路，行吗？”
梁长运一听焦裕禄这样说，思想包袱放下了，心情也舒畅了。他点头哈腰地说：“可以，可以。请焦区长放心好啦，我一定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第二天，梁长运在群众大会上，把自己的罪恶，一条一条都认真做了交代，一再感谢政府的宽大处理。最后，他奉劝那些有罪恶的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黑枪手，罪恶很大，像我这样的人，政府都从宽处理了，你们怕啥？赶快走我这条路吧！要是劝其不听者，那就别说我‘镰把’翻脸不认人。谁有多少枪，有多大罪，我都清楚。要不投案自首，我就揭发。”
根据梁长运的揭发交代，大营、军里等几个村庄，还隐藏着很多枪支弹药。这些军火不清查出来，将是很大隐患。焦裕禄提议，这项工作交给梁长运来干，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区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
一天晚上。梁长运掂着个铜锣，在大街上“哐哐”地敲着，喊着：“谁家有枪支弹药，缴出来吧！可以不报名，不登记，扔出门外就行啦。否则，我要检举揭发，政府就要从严处理！”
焦裕禄和几个民兵，赶着一辆太平车，在后边收拾扔出来的枪支弹药。“哐哐哐”，铜锣一响，有枪弹的户，都往外撂。梁长运走到各家门口一点数，这家的枪弹全缴了，就走过去。这家的枪弹没缴或没缴完，就站在门口不走，继续敲锣，高声喊话。这么一来，没缴出的枪弹，就又缴出来了。一个晚上，大营村就收了一大车厢枪弹。
最后，焦裕禄问梁长运：“你觉得枪支收得怎么样？”
梁长运十分有把握地说：“我敢肯定，这村的枪支弹药，基本上收光了。”
焦裕禄听了，相信地点点头，心里踏实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