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正在灯下看文件，屋门“吱扭”开了——原来是大儿子国庆回来了。
“你到哪儿去啦？”“看戏了。戏真好！”国庆仰着喜悦的小脸回答。
“谁给你买的票？”焦裕禄怀疑地问。
“没买票。”国庆带着自豪的口气回答。
“没买票，怎么进去的？”焦裕禄进一步追问。
国庆回答：“我说焦书记是俺爸爸，检票的叔叔就让我进去了。”
焦裕禄听了心里一沉，他想：这么小的孩子，就利用家长的名声，搞特殊，这样发展下去不行。于是，就严肃地说：“国庆，你看戏不买票对吗？，”
国庆答：“我是小孩，没人提意见。”
“照你这么说，年龄小，就可占公家的便宜吗？你可知道，小时候养成贪小便宜的习惯，长大了，就会贪大便宜，这是很危险的呀！”焦裕禄瞅了瞅国庆的脸，又说，“演员叔叔唱戏是种很辛苦的劳动。看‘白戏’就是一种剥削行为。”国庆已感到自己不对，一头钻进被窝里再也不吭了。
第二天，国庆拿着爸爸给他的两角钱，送给那位检票员，说：“叔叔，我看‘白戏’错了，以后再也不这样做啦！”
有一天，焦裕禄要去看戏，就到剧场门口排队买票。站在他后边的一位同志惊奇地问：“焦书记，你怎么也排队买票啊？”焦裕禄反问道：“怎么？县委书记就不应该排队买票吗？”轮到焦裕禄买票时，售票员没有发现是他，顺手给了一张二十七排的焦裕禄拿着自己买的票走进剧场，对号人了座。
一会儿，剧场负责人发现焦裕禄坐在那么靠后的位置上，又吃惊又抱歉，拉着他的手说：“焦书记，请到前边坐！”焦裕禄和蔼地答道：“谢谢你，我买的就是这排的票。群众轻易不进县城，看戏的机会少，前边的位置应该让他们坐。”剧场负责人说：“前边给县委领导留的有座位呀！这是多年的老规矩啦！”他边说边拉。
其实，焦裕禄早就从群众的反映里知道了这个“老规矩”是怎么兴起来的：有一位县委的主要领导人很爱看戏，不但不买票，还让剧院留着好座，并且总是带着孩子、老婆、亲戚、朋友，一去一大群，常常把第三排塞得满满的。时间长了，群众就把这一排称为“老三排”，把这位领导称为“老三排排长”。焦裕禄认为这种特殊化作风卜分脱离群众，损害党群关系，就以实际行动加以破除。所以，不管那位同志怎么拉他，他不仅一动也不动，并且还教育那个剧场负责人，说：“过去个别人兴的‘老规矩’不合理，应当破除。我们不能为了迁就某些人的坏作风而放弃原则，要处处多为群众着想。”那位同志虽然受了批评，但对焦裕禄非常敬佩。
第二天。县委的打字员从戏院里跑出来，看见焦裕禄，高兴地说：“焦书记，看戏吗？我到里边给你买好票。”焦裕禄看着她买到的六排正中间的票，笑着问道：“你认识售票员吗？”打字员说：“不太熟，可他知道我是县委的。”焦裕禄笑着说：“来！我拿两角钱，你在外边窗口排队买一张，别让认出你来，看看他给几排的。”结果，用同样的票价买了张三十排的边号。焦裕禄面对这两张戏票，在想：上边有人当“老三排排长”，下边就有人“走后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县委怎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
为了纠正从看戏上反映出来的不正之风，焦裕禄严格要求自己，以国庆看“白戏”为例，在县委会和县直机关干部会上，多次检查自己对子女教育不够。后来，县委又根据他的提议，针对当时的一些不良倾向，专门起草了一个《干部十不准》的文件，规定任何干部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不准参加或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不准赌博；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不准送戏票，谁看戏，谁买票；不准到商业部门要特殊照顾；不准大办喜事，挥霍浪费……
这个《干部十不准》是一份既平常又不平常的文件。文件所规定的每一条，都是每个革命干部时刻应该想到的、做到的起码准则；同时，每一条都闪耀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辉，都是对特权思想的有力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