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春节前夕，兰考县委机关党支部的同志们围在一起，研究确定救济人员名单。
有人说：“我看最该救济的就是焦书记，他长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孩子又小。”
有人说：“我也同意救济焦书记，因为他为改变兰考面貌东奔西跑，累病了身体，起码也要让他补养补养身体。”
有人说：“我没意见……”
机关党支部最后决定：对焦裕禄进行救济。
一天，焦裕禄下乡回来走进县委大院，见几个同志正围着看墙上贴的一张大红纸，走上前去一看，原来是年关享受困难补助的人员名单，不禁大吃一惊：这次救济的人怎么这么多？我焦裕禄还是头名。他看了救济名单后，随即找县委机关党支部书记去了。
焦裕禄问机关党支部书记：“这次救济按什么条件，什么原则？”
支部书记说：“救济条件是：家居灾区，生活困难，本人申请……”
焦裕禄说：“我家既不在灾区，我本人又没有申请，为啥救济我呀？”
这位支部书记张张嘴，没有答上来。
焦裕禄郑重地说：“发放救济款，不仅仅是几个钱的问题，要把它当做一件政治工作去做。要教育干部，对于生活上的困难，首先要依靠自己省吃俭用去解决，不能两眼向上坐等救济。我们更不能为某些铺张浪费的人提供方便。”
焦裕禄建议晚上召开一次机关全体党员大会，重新讨论这次救济问题。
焦裕禄在党员大会上说：“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时时、事事应该首先想到他们。我们是共产党员，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宁肯苦一点，只要能过得去，就不能要国家救济，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工程上去，用到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上去，我们是县委机关，应该给全县干部做出榜样。”
末了，焦裕禄斩钉截铁地说：“评给我的救济款，我一点也不要！我家生活能够过得去。”
焦裕禄一席话，像重锤一样敲击着同志们的心，当场，十多位同志表示：坚决不要国家救济款。后来，机关福利委员会又重新审查了救济名单，重点救济了八个困难最大的同志。这样，不但给国家节省了一笔开支，同时也使县委机关的全体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