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在选择，你选择了高雅，你必须轻蔑那一切的低俗。你选择了善良，你必须以德报怨，化仇为友。你选择了凭作品，靠格子用一位大导演的话来说，咱们是卖力气吃饭的，你就不要再盯着任何头衔与权力。你选择了建设性品格，你就干脆放弃格斗的装备与训练，用我爱说的话，叫做不设防。你选择了成为王某人，你就再不可以掂量张三李四赵五钱六的得失赔赚。让他们去做买空卖空的买卖去吧，让他们去做大言欺世的事业去吧，让他们去做装腔作势的神灵去吧，让他们去做一本万利的生意去吧，让他们天天报材料写告状信动辄咬牙切齿去吧，而你是王某，你享受着王某的感动与滋味，你获得了王某的花朵与果实，你达到了王某的坦诚与快乐自由，你也理所当然地付出了而且必将继续付出王某应付的、难以避免的代价。
代价也不是纯然的消耗与委屈。沉默者也有生活，等待者也有头脑，丢失也是风度。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学习，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内敛和调理，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欣赏和研究这个有趣多多的世界。你什么时候都能用审美的态度对待一切好运和噩运，好人和坏人。在审美的胸怀里，好运可能显得滑稽，噩运可能显得崇高，好人可能显得益发沉静，而坏人显得焦躁闹腾。于是，你获得一个接近真实与真理的不同的维度。
与容受与整合，超越与原谅一样重要的，也许更重要的是自省。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太对太对了。活到老，学到老，自省到老。我是王蒙，我同时是王蒙的审视者，评论者。我是作者，也是读者、编辑与论者。我是镜子里的那个形象，也是在挑剔地照镜子的那个不易蒙混过关的检查者。
我自省我的革命，我无怨无悔于我的少年时代的选择，我坚信中国的人民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与完全必要的，同时我也看到了幼稚，看到了过分的、无所不包的应许，看到了仅仅有革命的激情与献身，热血与斗志，并不就能给祖国和人民谋到福祉，越是革命者越要做到在革命胜利后转向务实的发展与和谐，转向科学和理性，慎重和责任，自省与与时俱进。不能够自省的革命者不是革命者而是以革命之名营私的伪革命害革命败坏革命的人。
我同样反省我的心爱的文学与文学人，我同样爱文学迷文学愿意献给文学，同时我也确实看到了拥有话语权的写作人有时候会是怎样地矫情，怎样地虚夸，怎样地自我，怎么样地有时候是、自觉或者不完全自觉地蒙骗。还有色厉内荏，还有实际的鄙俗与言语上的清高。越说得清高就越鄙俗，因为他的或她的一切清高文雅都写到文字里去了，最后，他或她给自己的生活剩下的只有鄙俗和无耻了。这样的故事，我至少知道一百个。我也反省那些读了几本书的同道中人，有的读书而不明理，有的空话连篇，装腔作势，有的说归说做归做……我所尊敬和喜爱的知识界、文人、文艺界啊，你们不比别的行业的人坏，你们完全不应该动辄得咎，不应该动辄成为整顿与清洗的对象，但是，我们也未必比别人就天生的强。我们并不比他人天生高明或者神圣。争论中有圈子和霸道。抒情中有胡搅蛮缠。高论中有玄虚和烟幕。著述中有强不知以为知。什么时候自省成为风气，而恶毒与乖戾被人们所摒弃呢？
所以我写了《青狐》，这是我写得最用功的书。我无意掺和缅怀八十年代，我只是告诉你们真相。在我年逾古稀的时候，说出真相是我的无可逃避的义务。
我也反省知识与知识分子。知识与知识分子都让我感动而且佩服，例如从小我就那样倾心于达芬奇与屈原。倾心于俄国的、法国的、德国的与我国的作家。但是我也困惑，有的作家、知识分子是那样大言不惭那样横空出世而又那样实际上是无知，是专横，是装腔作势、藉以吓人。除了《大块文章》中我提到的那位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良心的先生的大言欺世以外。我还要提到这十年来的一些情况。例如最近由于《读书》主编易人而掀起的网上风波。太不成样子啦……可以相信，这些一度继承了陈翰伯、陈原、冯亦代、沈昌文、董秀玉的资源，却实在比不上他们的前任的人终将会跨过当不当主编的失落感与不惜编造幻觉而一闹的冲动，保持知识分子的清洁与奋发，为自身与学派同道的成长成熟作出新的努力。
而另一位由于提倡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而扬名的长者，弥留之时却沉醉于美国的先发制人与维护价值的战争，我说的是至今争议不止的伊拉克战争。他老人家甚至痛惜美国福特还是尼克松当年没有在中国进行“文革”时用这种方法对付毛泽东。他老人家的话甚至使海外华人学子大惊，以为老人家的神经出了问题。不妨设想一下六七十年代如果美军入侵中国，天！我不便再多讲下去了。
关于专业作家制度和人文精神的讨论，使我对自己，对论辩的对手，都极其失望。我太仓促，太多漏洞，太拘泥于防“左”反“左”。
我有时想，会不会是在中国这一个整体之中，敌视某个社会群体的人的水准，与被轻视的那部分人的水准，大体持平呢？请勿生气。
我算不上典型的干部官员，同样算不上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者小说家。我的事太多，面太宽，侧面太多。可能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策。如果我专心攻一两样东西，一两部作品，可能比现在更美好更高级。然而，我明明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啊。我能小说也能诗，能开会也能说讲，能外也能内，能攻也能守，能政治也能艺术。怎么办？我现在应该满意，我做了我能做的了，我九命七羊，为什么非要变成一命半羊呢？
而且这有关我的处境，我的四面开花，八面来风，使吾兄的“一条筋”的明枪暗箭显得太不够使。使信口雌黄的小子们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呵，吾兄，我的兄长，王蒙老矣，吾兄亦老矣，或益老矣，吾兄为何要那样格格不入，那样气不打一处来，那样恶声恶气？历史是伟大的，吾兄也随着历史而伟大过，行了，该知足了，不可能将历史死钉在那里使吾兄的伟大变成永远。昨天已经古老。昨天不应该忘记。今天更应该关注与理解。二零零七年九月在俄罗斯喀山市，我们与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杰尼娜在步行街共进晚餐。我们听到许多老歌，一会儿尼娜说，这是老歌，是六十年代的，一会儿是七十年代的，一会儿是八十年代的、九十年代的乃至二十一世纪初的，她叹息道：“都是老歌儿呀，现在青年人已经不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