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世祥馆长为人厚道、善良真诚，对人总是那么平易谦和。他廉洁自律、克己奉公，能够做到不惜牺牲自我利益而顾全大局。印象中最深的事情是，1984年图书馆和平街职工宿舍竣工后，因为房源少，职工多，分房工作难度大，因而迟迟未分。万世祥馆长到馆主持工作后，组织分房小组，深入进行职工住房摸底调查，力求分房方案公正合理。为使自己说得起话，服得了众，能够秉公办理顺利分房，他自己主动放弃分房（据说他之前在峨影厂主持分房时也是自己放弃分房）。这一举动赢得职工的一致赞誉，大家心服口服，因而分房工作十分顺利。后来有一位分到顶楼的职工，因为配偶方另分到了更满意的住房，因而退出分到的住房。按照分房条件排序，万世祥馆长才搬入居住，其实按照他的资历条件，他应该是在第一轮分房中的前两位中，所住面积应该更大，楼层应该随他挑选。
二、“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往事
我刚分配到四川省图书馆工作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到馆后没经过业务培训和实习，即被安排送书下乡下厂。不久又调到灌县二王庙修水电站，后工程因故停工。之后又被派到中共四川省委组织的绵阳专区农村生产检查队，检查队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为团长，由科协、中苏友好协会、省人艺、省图书馆等单位抽调的人员组成，到安县农村推广密植技术，以新技术促生产，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1959年下半年回到省图书馆后，领导安排我到阅览部综合阅览室任组长，当时除外借内阅古籍等几个口子外，所有服务都归纳到综合阅览室。时值三年困难时期，图书馆共有职工65人，机构分三部一室（采、阅、辅、办）。综合阅览室只有几个人，分管的书刊很多，藏书遍布三栋楼，取还书的工作量很大。除了收书、登记、上架、移架、借还外，每天还要打扫清洁卫生，每周六都要做大扫除、抹门窗、书架除尘等，馆里每周都要检查清洁卫生并进行评比。每天除正常8小时工作外，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还有两小时的政治学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除此之外，还要送书到工厂、科研单位、学校，为书找人、为人找书。本来人员就少，除了正常图书馆业务，还有随时可能被抽调参加有关工作队下乡等政治任务，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在三年困难时期，上级要求各单位进行生产自救，因此还曾到黄田坝132厂机场附近种植油菜。上至馆长、下至职工，不分男女老少，除个别病号外，所有人员全部上阵，要求随叫随到。当时，我们从馆内厕所掏出大粪用板板车拉，规定每车一男一女搭配，男职工拉中杠，女职工旁边斜拉，几乎每天一车要从馆里到机场来回走几十里路，傍晚才能回馆。当时年青的男职工很少，我、向继芳、屈成才是主力，我记得屈成才在机场菜地住了半个多月。粪车拉到菜地后，我还要和屈成才一起去挑水，将水与粪便搅和后再施肥，所以回馆一般都很晚。我记得三个月内我一共拉了75天粪。
当有临时任务时，都要求随叫随到。记得有一天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领导叫我马上与辅导部傅明福到新繁某公社生产队去要点蔬菜（因送书下乡、技术服务等建立了关系，所以能要点）。因走得匆忙没办法通知家里，家里的蔬菜供应折和婴儿牛奶折也无法送回，这样一来，使得家里三天都无菜儿子也无奶吃。此外我还参加了由省地县三级人员组成的联合六十条宣传队。
1961年下放到涪陵金银公社下家湾劳动，与博物馆的几个同志在一起，由博物馆的领导任组长。当时大队曾安排我们下放干部挑种子挑肥，要走几十里山路。下雨天还安排我们披蓑衣到冬水田铲草皮、沤肥。当时那才叫又冷又饿啊，白天只盼天黑，实在太难过。涪陵是重灾区，我们的口粮是232（早晨2两、中午3两、晚上2两）玉米面，是将玉米面放入土陶钵加水搅和后蒸熟了再吃，且没有蔬菜，是伴盐水吃。记得大家因劳动量大，个个都是饥肠辘辘，顾不得害羞，每次连钵钵都要舔干净。个把月每人配一斤榨过油后的渣饼（过去丰年是用于喂猪和施肥）。不久我又被调到农村工作宣传队，到其他公社、大队参加宣传和劳动。记得有次我去的另外一个公社大队，食堂一天内曾被偷了三次，粮食都被偷光，大家只有摘田中尚未完全成熟的嫩胡豆做早餐，我只分到不到50粒，还收取了我二两粮票。
有一次我因为身上没粮票了，就翻山越岭回到下家湾驻地去取粮票。当走到另一山半山腰的镇上时，已过了中午卖饭的时间，那时在街上买不到任何充饥的食物，只有忍着饥饿前行，很晚才走完几十里路回到下家湾。
这种情况下，我的身体很快就跨了。我过去最健康时，体重曾达136斤，到这时降到只有82斤。由于我与博物馆李福华的身体极度衰弱，于是我们被安排到金银水库附近的下放驻地，仅我们两人看守田间种植的空心菜。有一天中共涪陵地委宣传部长于下午5时，叫我不要等吃晚饭了，立即去割几十斤空心菜，挑回下家湾驻地。我实在挑不动太多，只割了大约二十来斤，一人就连夜摸黑挑下山。月色朦胧，山路崎岖，又累又饿，无助无奈，等走完几十里山路回到下家湾已是半夜时分了。这段记忆我终身难忘，至今思之仍唏嘘不已。
还记得李延茂在山地劳动中，因饥饿只得爬着摘草，还被批评他这个样子形象不好影响坏。直到电影公司那组一同志因饥饿而死，才引起省里的重视，要求安排身体差的同志立即回成都。这样，我与李福华两人带着铺盖卷直接先回成都，其他物品都是由别的同志后来帮着带回的。
记忆当中，那些年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既有到农村、工厂下基层蹲点，也有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参加安仁镇的学习班、备战挖防空洞等等，就不再去回忆和叙说了。
三、个人工作感言
“文革”结束以前，我在省图书馆的经历基本上是业务工作伴随着政治运动。业务工作除了分类、编目工作没正式干过外，其他工作我都干过。
我不是外语专业毕业，只是以前泛泛学过英文、俄文、日文，按照今天的要求来讲都不过关。但那时根本没有任何的业务培训和学习。我一到省图书馆工作就叫我管理综合阅览室，所管资料涉及多种外文，还有成立咨询室后接待上门咨询和函借外文图书资料的读者，这些都需要各大语种的知识，至少能识别以及为读者提供所需资料。由于当时馆里没有外语专业人才，工作又需要，我只有硬起头皮上，经常是抱着外文字词典边查边工作。
我在馆里相对稳定的工作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自王文淑同志调动到渡口市图书馆后，我开始接替她的外文书刊采购工作，1975-1981年又兼做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中心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由采编部主任张德芳同志兼任，就我们两个，我具体搞全省外刊订购和评审工作。当时中心馆针对全省原版外刊订购、评审工作，建立了以专业和地区划分的收藏中心；采购量从1975年的79户，4715份发展到1981年达到209户，12539份。记得在1978年的全国报刊归口管理会上，我代表四川专门介绍了四川省经验，并受到全国通报表扬。这几年间的订购评审工作，共节约购书经费30余万元，评审外刊节约外汇25万元。1982年，领导让我不再兼职中心馆的外刊订购和评审工作，专搞外文书刊（包括港澳台图书、报纸、期刊）采购，以及中文报刊、国内内部书刊函购、补配中外文图书。
四川省图书馆港台书报刊是从我经手开始订购的，国内中文报刊随着“文革”的结束，品种和数量逐步扩大，记得那些年订购了不少大套书，如龙藏、敦煌宝藏、佛教丛刊、中华医学全书等，补齐了四种缺藏的四川方志，还有港台翻印的唐代珍贵图书若干种等等。当时仅我一人，工作强度大。那时的外文书店和人民北路附近铁路局学校内发行部，都是我经常去的地方，馆里的运输工具是何思强同志蹬的人力三轮车。我们两人每次去收订购的书，没有搬运工，都是我们亲自从位于羊市街口的外文书店的三楼，将书背到楼下三轮车上。外文书基本上都是精装书，非常沉重，时常是汗流浃背。书拉回馆后，还要再背上二楼办公室内。不过当时同志们相处都很和谐，部门领导和同志都是分工不分家，书到后都来帮忙搬。所以，尽管工作很累，我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文革”结束后，四川省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工作才开始大发展。在我退休之前，四川省图书馆的外文书刊资源建设情况大致如下：
（1）建立了有特色的“以社会科学、工具书、港台中文书、图书情报、地方资料以及促进四川省经济发展、为星火计划服务为重点”的多维多层次的外文藏书体系。
（2）1972-1986年共入藏外文社科图书25230册，科技类图书53862册，特刊36270册，合计115362册。是前22年（1950-1971）总数101202册的113.97%，占1950-1986年入藏总数的53.27%。其中港台中文书报刊到馆达13312种22650册。港台书中善本书、大套书如《四库全书》等共计60多种，补配地方志23种，古籍书目20余种，古籍索引130余种，旧报刊合订本10多种，所花费的30多万元购书费，均系申请购书专款解决的。
工具书3000余种（其中百科全书450种，50种文字对照的外文字词典600余种，从而形成四川省图书馆独具的特色和收藏优势。
（3）外刊：资版，从1972年的94种发展到1981年的421种；其他，由1972年的1569种发展到1784种；中刊，由1975年的600种发展到1980年的1200多种。
历尽沧桑，“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后，图书馆事业才真正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图书馆的工作中心才能够放到业务工作上来，才能够使图书馆事业蒸蒸日上，真正履行图书馆的职能为社会服务，为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服务。
回首几十年的工作往事，不管是在政治运动中还是搞业务工作时，感觉都是非常的繁忙和劳累。不仅我本人一生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全馆同志基本上都具有这种干劲。工作来了都是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下，再苦再累，大家都有一股子坚持下去的精神。这是我们这一代图书馆人的共同命运和精神。也许正是这种“精神”，才是支撑我们在那种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能够默默坚持下去的力量。
我于1950年1月参加工作，之后考入南开大学。毕业后于1958年到四川省图书馆工作，1989年2月退休后，又被返聘两年直到1990年底彻底放下工作才得以退养休息，工作时间达40年，其中在图书馆工作达30余年。所以，我的这一生是与四川省图书馆事业连在一起的，这应该是我的宿命和缘分吧。回想当初刚到图书馆时，自己刚满30岁，而今已是84岁的白发老翁了。苦也好，乐也好，人生多少事，只存记忆中。
今天，图书馆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是我们那一代图书馆人想象不到的。信息高速公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今天的读者服务方式和信息服务手段日新月异，这是与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以手工操作为主不可同日而语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今天的新一代图书馆员不仅具备新的信息技术和知识，而且还有接受系统在职培训和到外地图书馆学习和实习的机会。我一生都没有得到这样的学习和培训的机会，都是边学边干。而今，四川省图书馆又正在建设现代化的新馆舍，在此，我作为一名老职工，衷心地祝愿四川省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越来越兴旺，充分地发挥其应尽的职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人民。
四川省图书馆退休职工 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