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可以推断出：太阳附近有无数黑暗的天体。这些天体是我们决不会看到的。我们私下说，这是个比喻：道德心理学家把全部星辰的文字仅仅看成一种比喻性的符号语言，在这种语言中，许多事物也许是未表达出来的。
十二
我们从根本上误解了食肉的野兽和食肉的人（比如，亚历山大的巴比伦西亚大主教切萨雷·博尔吉亚），误解了他的本性。我们力图在这些最健康的热带怪物和产物的体格上发现“病态”，甚至力图在它们身上发现与生俱来的“地狱”，几乎所有道德家至今都是这么做的。道德家是不是憎恨原始森林和热带地区？他们是不是在不遗余力地诽谤“热带人”，说他们使人类患病？使人类堕落，或说他们自作自受，自己折磨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偏袒“温带地区”、偏袒温带人、偏袒“道德”、偏袒庸庸碌碌的人吗？那么，应该写出这样一节：——胆小的道德。
十三
所有致力于所谓“幸福”的道德体系，能是什么呢？只能是针对生活中不同程度的危险而提出的行为建议；只能是医治人们感情，纠正好倾向和坏倾向的药方。只要人们尚有强力意志，想要充当主人，只能是大小权宜之计和巧妙手法，充满了老妇人的智慧。它们的形式都怪诞而荒唐——它们针对“一切”发表议论，因为它们在不能得出普遍规律的地方得出了普遍规律；它们都无条件地说这说那，把自己视为无条件的；它们都不仅让人感到半信半疑，而且只有在放入过多的佐料，散发出危险气味，尤其是散发出“来世”的气味时，才是可忍受的，才具有诱惑力。从智力方面来说，它们都没有什么价值，根本不是“科学”，更不是“智慧”。但再说一遍，它们是权宜之计，掺杂着愚蠢——无论是像斯多噶学派劝说和鼓励人们的那样，对各种热烈而愚蠢的感情采取漠不关心和冷漠的态度；还是像斯宾诺莎建议的那样，不再笑、不再哭，通过分析和剖析感情，或者像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学说所鼓吹的那样，把感情降低到清白无邪的适当程度，让感情得到满足，或者把道德视为拥有自觉减弱的感情，用艺术的符号作用使其超凡脱俗，或者表现为音乐，或表现为对上帝的热爱，表现出为了上帝而对人类的热爱。因为在宗教中，感情只要是……就会被再次授予公民权。最后，甚至是像波斯诗人哈菲兹和歌德教导的那样，若是富有智慧的怪老头和酒鬼，就可以顺从和沉溺于感情，大胆地放开精神和肉体自由意志的缰绳。因为在这种人那里是可以放纵感情的。因而也应该写出这样一节：“胆小的道德”。
十四
自从有人类以来，就一直有人群（家族联盟、社会、部落、民族、国家、教会），并总是大多数人相应地服从于发号施令的少数人。所以，至今为止，人类最为经常地身体力行服从，最出色地培养出了服从精神，因而有理由认为，服从是每个人天生的需要，是人正式的良知，它发布以下命令：“你应当无条件地做某事，无条件地不做某事。”总之，“你应当”这种需要力求自己满足自己，力求用某一内容来填写其表格，依照其强度、不耐烦程度和急切程度，可不加选择地立即明白和接受各种各样的命令对他喊出的任何东西——这些下命令的人可以是父母、老师，以及各层领导。人类发展所受到的极大限制，迟疑徘徊，经常的倒退和改变方向，可归因于服从这一群居本能遗传得非常好，而命令艺术却受到了损害。倘若设想一下这种本能增加到最大限度，则下命令的人和独立的人最终将销声匿迹，或者他们心灵深处会感到内疚，会先进行一番自我欺骗，然后才能下命令，就像他们也只是在服从。目前欧洲实际上就存在着这种情况，我称它为命令阶级的道德虚伪。他们使自己免遭内疚折磨的方法，只能假装是在执行（先辈、宪法、正义、法律或上帝本人的）年代更为久远的、更高一级的命令，甚至用撷取民众流行意见的熟语为自己辩护，称自己是“人民的头等公仆”或“公共福利的工具”。另一方面，爱群居的欧洲人目前摆出一副惟我独尊的样子，对自己的各种品质赞不绝口。其中包括热心公益、和蔼可亲、服从依顺、勤劳、节欲、谦虚、宽容、富于同情心。由于有了这些品质，他便温文尔雅，坚忍不拔，有益于民众，从而具有了人类特有的美德。然而，在认为不能缺少领袖的情况下，当今人们一再试图把爱群居的聪明人聚集在一起，以此取代发号施令者。比如，所有代议制政体便起源于此。尽管如此，对这些爱群居的欧洲人而言，出现一个绝对的统治者会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又会摆脱一个多么不堪忍受的重负啊。拿破仑的出现所起的作用，就是最近对这一事实的伟大证明。拿破仑的影响史，可以说是这个世纪最值得尊敬的个人和时期所获得的高级幸福的历史。
十五
在各个种族相互融合的时代，人的身体中继承着多种多样的血统。也就是说，继承有相互对立的，而且不仅仅是相互对立的本能和价值标准。它们相互冲突，很少平静下来。文化孕育出的这样一种人，通常是软弱的人。他的根本愿望是结束内心的战争。在他看来，幸福就是某种镇定药，就是某种（比如伊壁鸠鲁式的或基督教式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悠闲、无打扰、精神充实和最终和谐带来的幸福——用圣洁的修辞学家圣·奥古斯丁的话来说，就是“安息日的安息日”。然而，倘若本性上的这种矛盾和冲突成为生活的另一种激励和刺激，同时另一方面，如果除了其不可调和的本能外，他们身上还继承和被灌输适当的控制力和机敏性（即自我克制和自我欺骗的能力），来进行内心的这种冲突，那就会出现一些叫人不可思议的人，他们注定要征服和胜过他人。最佳例子便是古雅典的政治家亚西比德阳凯撒（按照我的鉴别力，我要把欧洲第一人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二世与凯撒联系在一起），艺术家当中或许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他们恰好出现在渴望悠闲且软弱类型的人大量涌现的时期。这两种类型的人是互补的，产生于相同的原因。
十六
只要认为道德判断的效用仅仅是群居的效用，只要着眼点仅仅是保存社会，完全根据是否危害社会来决定什么是不道德的，就不会有“爱邻人的道德”。即便时常可见到些许关心、同情、公平、文雅和互助，即便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所有这些本能很活跃，近来被冠以各种荣誉称号，被称为“美德”，最终与“道德”概念相重合，但在此时，它们仍不属于道德估价领域——它们仍超越了道德。比如，同情行为在古罗马最鼎盛的时期，既不被称为好，也不被称为坏，既不被称为有德，也不被称为缺德；即便受到赞扬，赞扬中也含有怨恨和轻蔑，顶多把同情行为直接与有利于全体福利、有利于国家的行为作一番比较。毕竟，相对于惧怕邻人而言，“爱邻人”总是次要的事情，部分是相沿成习的，是随意表露出来的。对社会组织来说，似乎已牢固建立起来，且能抵御外部危险。正是这种对邻人的恐惧会再次带来有关道德评价的新观点。某些强烈而危险的本能，例如进取心、轻率鲁莽、报复心、狡猾、贪婪和权力欲，从一般效用的观点出发，不仅给予荣誉——当然是以不同于此处所给出的名义，而且还加以鼓励和培养（因为在抵御共同的敌人时，永远需要它们），但现在人们却感到这些本能的危险增加了一倍（眼下缺少发泄这些本能的机会）。因而逐渐给它们加上了不道德的恶名，对它肆意加以诽谤。相反的，本能和倾向却获得了道德荣誉，群居本能地逐渐退出舞台。在一种观点、一种状况、一种感情、一种倾向或一种天赋中包含有多少危及社会的危险——这便是现在的道德观点。在这里，恐惧再次成为道德之母。正是有最高尚和最强烈的本能，充满感情地爆发，并使人远远高于和超过群居良知的一般低水平时，社会的自我信赖能力便会被摧毁。社会对自己的信心，可以说社会的脊梁便会折断。因此，这些本能会受到最猛烈的谴责和诋毁。崇高的独立精神、鹤立鸡群的意志，甚至富于说服力的理性，都被觉得是危险的。于是，将个人提升至人民之上，招致邻人恐惧的一切，都被说成是罪恶。宽容大度的、不喜铺张招摇的、善于自我平衡的性情，以及平凡的愿望和欲望，获得了道德上的殊荣和荣誉。最后，在和平气氛很浓的环境下，很少有机会也没有必要把感情训练得严厉和严格。现在，每一种形式的严厉，甚至公正上的严厉，都开始使良心感到不安；透着傲慢与严厉的高贵和自我负责总是惹人生厌，引起人们的猜疑，“羔羊”，尤其是“绵羊”才赢得人们的尊敬。在社会发展史上，病态的温和娇柔达到一定程度，社会本身便会站在损害社会的一边，站在罪犯的一边，而且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真心实意的样子。在社会看来，惩罚似乎有欠公平——的确，此时“惩罚”和“惩罚的义务”的思想叫人民感到痛苦和惊恐。“使罪犯不再能够为害，不就足够了吗？为什么还要惩罚？惩罚本身太可怕了！”一旦提出这些问题，群居的道德也就是恐惧的道德，便会宣告终结。假如能完全消除危险，消除造成恐惧的原因，同时也就终结了这种道德。只要考察一下当今欧洲人的良心，总是会从他们的习处和隐蔽的凹陷处，发现相同的命令，胆小的民众的命令：“但愿迟早不再有害怕的东西！”迟早——哪里是迟早，现在这种意志和通向这种意志的道路，在整个欧洲就被称作“进步”。
十七
我要立即再说一遍，我已说过上百遍的事情，因为人们的耳朵不愿听这样真理——我们的真理。我们都很清楚，若有谁直接地，不是在比喻的意味上把人归于动物之列，那听起来有多刺耳。可是，偏偏在谈论具有“现代人”时，我们常常使用诸如“畜群”、“畜群本能”这样的词语，这会被视为我们的罪过。但有什么办法呢，别无选择，因为这正是我们的新见识。我们已发现，在欧洲以及受欧洲影响的国家，人们在主要的道德判断上的意见都一致：在欧洲，人们显然都知道苏格拉底认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知道当初那条著名的蛇答应教给人的事情，如今他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此，如果我们老是反复说，欧洲人认为自己知道的事，欧洲人用自夸自责赞美自己、称自己为善的，只是畜群之人的本能，那听起来一定很刺耳，叫人很反感。这种本能已显露出来且越来越强烈，而且随着它生理上的症状，近似性和相似性不断增大，它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凌驾于其他本能之上。目前欧洲的道德只是畜群道德，所以，照我们的理解，它仅是一种人类道德。与其相并列的在它之前或在它之后，可能还有而且也应该还有其他许多道德，尤其是一些高层次的道德。可是，为免遭这种“可能”和“应该”的损害，这种畜群道德竭尽全力地保护自己。它执拗而毫不容情地说：“我就是道德本身，再没有其他什么道德了！”实际上，借助一种迁就和迎合畜群最高尚欲望的宗教，事情已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我们经常发现这种道德甚至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中：民主运动继承了基督教运动的遗产。可是它的速度，对那些性急者和那些被畜群本能弄得疯疯颠颠、心烦意乱的人来说，则嫌太慢而令人困倦。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野狗越来越猛烈地狂吠和越来越不加掩饰的龇牙裂嘴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些野狗目前正在欧洲文化的街道上游荡。他们都反对温和而勤劳的民主主义者和革命思想家，更加反对蠢笨的冒牌哲学家和那些自命为理想主义者、希望建立“自由社会”的博爱思想家，可实际上他们却是一丘之貉。对于除了自治的畜群以外的任何社会形式，都抱有根本的敌意，都一致坚决反对一切特殊要求、一切特殊权利和优先权。这意味着最终反对一切权利，因为如果人人平等，也就没有人再需要“权利”了，都一致怀疑惩罚的公正。但他们也都同样信奉同情的宗教，凡是感受过、生活过和遭受过的一切，对此表示同情（下至禽兽，上至“神”——过分“同情神”是民主时代的现象）。他们一起为同情呐喊，为同情焦急，一般说来，对痛苦恨得要死，几乎像女人那样不能目睹痛苦，不能听任痛苦存在。他们都不由自主地黯然忧伤，心肠变得很软，欧洲被其迷惑，仿佛受到一种新佛教的威胁。他们一致坚信相互同情的道德，好像这就是道德本身，就是顶点，是人类所达到的顶点。未来的、独一无二的希望，也是对当前的安慰，对过去所有债务的大清偿。全都一致相信社会是拯救者，也就是相信畜群，相信“自己”。
十八
我们都有一种不同的信念——不仅把民主运动视为一种堕落的政治形式，而且认为它相当于人的一种堕落和衰落的形式，其中包含着人的平庸和贬值。那么，我们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何处？寄托在新哲学家身上——别无其他选择：寄托在身体非常强健、创造力非常丰富的人身上，他们能提出相反的价值判断，能重新估价和颠倒“永恒的价值”；寄托在先驱者身上，寄托在未来的人身上，他们目前便勒紧裤腰带，打紧鞋带，迫使太平盛世走上新的道路。为了使人懂得人类的未来就是他们的意志，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人的意志，为了准备好在培养和教育人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冒险和尝试，从而结束愚蠢和偶然的恐怖统治（这种统治至今的名称是“历史”，它最近的形式是“最大多数人”这一愚蠢说法）。为此目的，迟早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哲学家和命令者。一想到这些哲学家和命令者，一切与那些神秘的、可怕的和仁慈的生物有关的事物便显得那么苍白和矮小。这种领导者的形象在我们眼前晃动——我是否可以大声说你们就是自由精神？为产生这种精神，人们一方面要创造这种精神同时也要利用这种精神的条件。还有所推定的方法和检验，借此灵魂可逐渐成长，达到非同一般的高度，具有非常大的力量，以致感到不得不执行这些任务，以及对价值的重估。在其新的压力和锤炼之下，良心会被铸得钢铁般坚硬，心肠会变得硬如黄铜，于是可承受责任的重压。另一方面则非常需要这样的领导者，这样的领导者很可能供应不足、早产和堕落，这些就是我们真正担心和发愁的事。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你们这些自由精神！这些便是横扫我们生活的思想及暴风雨。几乎没有哪一种痛苦比看到、发现或感受到一个杰出人物迷失道路和堕落，更叫人难以忍受了。但是，倘若某个人独具慧眼，看到“人类”自身有可能堕落，倘若他像我们那样认识到在摆弄人类命运的游戏中，至今起作用的是极端的偶然性，无论是上帝的手，还是“上帝的指”都未参与这场游戏！倘若他发觉了隐藏在白痴般欣然接受和相信“现代思想”背后的命运，尤其是发觉了隐藏在全部基督——欧洲道德背后的命运，那他遭受的痛苦便是其他任何人所无法比拟的。他瞥见了通过耐心积蓄和扩大人的能力和能量所尚能发掘的人的潜力；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人尚有发挥最大潜力的余地，知道普通人过去常常面对神秘的决定和新的道路——他从自己最为痛苦的回忆中，或更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即回忆一下各种讨厌的障碍，至今都已成为碎片，被粉碎、沉没，变得不值一提。克服了这些障碍，便可取得最高层次的发展。人类普遍退化至“未来人类”，即蠢货和浅薄者所理想化了的未来人类的水平。人类的这种退化和生长受到阻碍，变成绝对群居的动物（或者如他们所称谓的，变成“自由社会”的人）。人类受到这种残酷对待，成为具有平等权利和要求的特别矮小的动物，无疑是可能的！谁参悟出最终结局可能是这样，谁便体验到其余人类所未曾体验过的另一种厌恶——或许也是一种新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