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为人处世要力求在现实生活中摒弃那些趾高气扬、盛气凌人、指手画脚的行为，大家都知道“格物致知”一词，其能格物者，亦必能致知；能致知者，亦必能格物。就是说，万事万物都自有其格，社会行为亦自有其格，出乎其格者便有失于人们的认识规则和心理认同理念，这当然是很深的哲学问题。而低调做人则正是对人生哲学的活学活用。
汉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信奉儒家学说的汉武帝征召天下有才能的读书人。年已70多岁的公孙弘的文章被汉武帝欣赏，公孙弘被提名为第一。汉武帝刚即位时也曾征召贤良文学士，那时公孙弘以贤良征为博士。后来，他奉命出使匈奴，回来向汉武帝汇报情况，因不合皇上意图，引得皇上发怒，他只好称病回归故乡。这次他荣幸地获得对策第一，重新进入京都大门，就思量着要吸取上次的教训，凡事必须保持低调些才好。从此，公孙弘上朝开会，从来没有发生过与皇上意见不一致而当面庭争的情况。凡事都顺着汉武帝的意思，由皇上自己拿主意，汉武帝认为他谨慎淳厚，又熟习文法和官场事务，一年不到，就提拔他为左内史。
有一次，公孙弘因事上朝奏报，他的意见和主爵都尉汲黯一致，两人商量好要坚持共同的主张。谁知当汉武帝升殿，邀集群臣议论时，公孙弘竟然推翻自己先前的主张，提出由皇上自己拿主意。汲黯顿时十分恼怒，当众就责问公孙弘：“我听说齐国人大多狡诈而无情义，你开始时与我持一致意见，现在却背弃刚才的意见，岂不是太不忠诚了吗？”汉武帝问公孙弘说：“你有没有食言？”公孙弘谢罪说：“如果了解臣的为人，便会说臣忠诚；如果不了解臣的为人，便会说臣不忠诚！”汉武帝倒也十分同意公孙弘的说法。左右幸臣每次诋毁公孙弘，皇上都宽厚地为他开脱，几年后提拔他为御史大夫。公孙弘平时是个谈笑风生、博学多闻之人。他常常说：“君主常犯的错误往往是不虚心纳言，臣子常犯的错误是生活奢侈不节俭。”
公孙弘在皇上眼中是个谨慎淳厚的臣子，但有些大臣却认为他是个伪君子。有一次，主爵都尉汲黯听说公孙弘生活节俭，晚上睡觉盖的是布被子，便入宫向汉武帝进言说：“公孙弘居于三公之位，俸禄这么多，但是他睡觉盖布被子，这是假装节俭，这样做岂不是为了欺世盗名吗？”汉武帝马上召见公孙弘，问他说：“有没有盖布被子的事情？”公孙弘谢罪说：“有此事。
现在汲黯是九卿之中与臣最友好的朋友，然而他当众责备我，这正好说中了我的要害。我位居三公而盖布被，诚然是用欺诈手段来沽名钓誉。臣听说管仲担任齐国丞相时，市租都归于国库，齐国由此而称霸；到晏婴任齐景公的丞相时从来不吃肉，妾不穿丝帛做的衣服，齐国得到治理。今日臣虽然身居御史大夫之位，但睡觉却盖布被，这无非是说与小官吏没什么两样，怪不得汲黯颇有微议，说臣沽名钓誉。况且陛下若不遇到汲黯，还听不到这样的议论呢！”汉武帝听公孙弘满口认错，更加觉得他是个凡事退让的谦谦君子，因此更加信任他。元狩五年，汉武帝免去薛泽的丞相之位，由公孙弘继任。汉朝通常都是列侯才能拜为丞相，而公孙弘却没有爵位，于是，皇上又下诏封他为平津侯。
公孙弘拜为丞相后，名重一时。当时，汉武帝正想建功立业，多次征召贤良之士。公孙弘便在丞相府开办了各种客馆，迎接各地来的贤人。每次会见宾客，他都格外谦让恭敬。有一次，他的老朋友高贺前来拜访，公孙弘接待了他，而且，留他在丞相府第住宿。不过每顿饭只吃一种肉菜，饭也比较粗糙，睡觉只让他盖布被。高贺还以为公孙弘故意怠慢他，到侍者那里一打听，原来公孙弘自己的饮食服饰同样如此简朴。公孙弘的俸禄很多，但由于许多宾客朋友的衣食都仰仗于他，因此家里并没有多余的财产。
公孙弘活到80岁，在丞相位上去世。以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相继成为丞相。从李蔡到石庆，丞相府的客馆都形同虚设，到公孙贺、刘屈嫠任丞相时，原来的客馆都被人误认为是马厩车库了。这些人中只有石庆在丞相位上去世，其他人都遭到诛杀。看来，公孙弘不肯当面争执，收敛自己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处世方法，而他身居相位，能做到厉行节约，布被粗饭，却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现在有一些成功人士在官场上和商场上很老到，但在“自我保全”上却不够成熟，高级饭店、豪华轿车、漂亮女人成了他们的“日常消费”，社交上讲究排场，花销阔绰，非常张扬。这显然不是一种理智的处世态度，要知道花开总有花落时，花落还有车辗过，何必让自己的行为招摇于众目之中呢？
黑而无色，难得糊涂
厚黑人士懂得糊涂的学问，他们抱定“难得糊涂”的态度，在生活中焕发出一种惊人的韧性。靠着这种惊人的韧性，他们才能左右逢源，毫无羁绊。
明朝张公任滑县县令时，有两名强盗来到县城，冒充锦衣卫的使者拜见张公，并且凑近张公耳边说：“朝廷有令，要公开处理有关耿随朝的事情。”原来当时有位滑县人叫耿随朝，担任户政的科员，主管草场，因为发生火灾，朝廷下令羁押在刑部的监牢里。张公听到此事，更加相信俩人的身份。两个强盗一个拉着张公的左手，一个拥着张公的背，一起进入室内坐在炕上。强盗摸着鬓角胡须，笑着说：“张公不认识我吧！我是霸上来的朋友，要向张公借用公库里面的金子。”于是两个强盗取出匕首，架在张公的脖子上。张公抑制住内心的恐惧，眯起眼睛，装出替他们着想的样子说：“你们不是为了报仇，我也不会因为财物牺牲性命。你们这样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果被别人发现，对你们可相当不利！”两个强盗觉得有道理。张公又进一步说：“公库的金子有人看管，容易被发觉，对你们不利。有一个办法是，我向县里的有钱人借贷，这样你们可以安然无事，也不至连累了我的官职，岂不两全其美。”两个强盗听了更加赞同张公的办法。就这样，张县令不露声色地稳住了强盗，并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同时酝酿成熟一条计谋。
张公传令要属下刘相前来，刘相到后，张公假意说：“如果我不幸发生意外，被抓去，会很快被处死。这两位是锦衣卫，他们不想抓我，我很感激他们，想拿500两黄金当他们的寿礼，以表心意。”刘相听了，目瞪口呆，说：“到哪里去弄这么多钱？”张公说：“我常看到你们县里的人，很有钱而且济公好义，我请你替我向他们借。”于是拿出笔来，一共写了9个人名，正好凑够500两的数目。其实，所写的这9个人都是武士。刘相看了以后，恍然大悟。不一会儿，名单上列出的9个人，一个个穿着华丽的衣服，像富贵人家的子弟，手里捧着用纸包着的铁器，先后来到门口，假装说：“张公要借的金子都拿来了，因为时间太紧迫，没有凑足所要的数目，实在过意不去。”一边说，一边装出哀求的样子。两位强盗听说金子到了，又看到这些人果然都像有钱人的样子，就很高兴地说：“张公真的不骗我们。”张公趁两个强盗查看金子的空当，急忙脱身，并大喊抓贼，这9个武士，一拥而上，两个强盗猝不及防，其中一个被抓，另一个自杀身亡。张公遇事从容镇定，不动声色诱盗贼上当，糊涂装得多么彻底！既保全了身家性命、公家钱财，又擒获了强盗。
能够做到“明知故昧”，绝非易事，如果没有较高的涵养，斤斤计较，肯定做不到这一点。
古人有“骂如不闻”，“看如不见”的厚黑功夫，既避免了是非，又利于扫平成功的路障。你只有懂得了糊涂的学问，才会知道自己的意见不那么绝对，才能更虚心地对待不同意见。你只有懂得了糊涂的学问，才会了解自己能力的局限，你所不能驾驭的，就不要忙于去驾驭；你所不能把握的，就不会急于去把握；你所不能强求的，就不会勉强。而是应将自己的精力更专注地投入一个有限的范围，善于其技，精益求精，成为某一行业的行家里手。你只有懂得了糊涂的学问，你才会知道对宠辱誉毁的看法不能那么绝对，对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不能看得太重。这不但增强了耐受挫折的韧性，又能养成心如止水、宠辱不惊的持重。
为人处世不能太较真
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待人处世中许多事情往往都坏在“较真”二字上。有些人对别人要求得过于严格以至近于苛刻，他们希望自己所处的社会一尘不染，事事随心，不允许有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不符合自己的设想。一旦发现这种问题，他们就怒气冲天，大动肝火，怨天尤人，摆出一种势不两立的架势。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往往过于天真，过于理想化，过于清高。总觉得世界之上，众人皆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用这种天真的眼光去看社会，许多人往往会变得愤世嫉俗，牢骚满腹。
我们说“水至清则无鱼”，主要强调的是做人处世都不能太“较真”，该糊涂时就糊涂，只要不是原则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未尝不可。所谓“水至清则无鱼”谈论的不是一般的清，而是“至清”。所谓“至清”者，一点杂质都没有，这岂不是异想天开？然而，现实中更多的人往往是大事糊涂，小事反而不糊涂，特别注意小事，斤斤计较，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偏要用显微镜去观察，用放大尺去丈量。普天之下，可以与言者，也就只有“我自己”，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并不是认为可以随波逐流，不讲原则，而是说，对于那些无关大局的小事，不应当过于认真，而对那些事关重大、原则性的是非问题，切不可也随便套用这一原则。汉代政治家贾谊说：“大人物都不拘细节，从而才能成就大事业。”这里的“不拘细节”，就包括了该糊涂时别精明的待人处世之道。
吕端是宋太宗年间的宰相，他书生出身，肚子里有不少墨水。虽然经历了五代末期的天下战乱，人情艰苦历练不少，但仍是满身读书人的呆气，似乎是个十足的糊涂宰相。有人为此说吕端糊涂，可宋太宗却偏偏认为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任命他为宰相。后来赵光义病重，宣政使王继恩害怕太子赵恒英明，做了皇帝以后会对他们这一党不利，于是串通了参知政事李昌龄、都指挥使李继熏等，密谋废掉太子，改立楚王为太子。此时，吕端到宫中看望赵光义，太宗快不行了，吕端发现太子却不在旁边，就怀疑事情有变，其中很可能有鬼，便在手板上写了“大渐”二字，让心腹拿着赶快去催太子尽快到赵光义身边来，这个“渐”字的意思就是告诉太子皇帝已经病危了，赶紧入宫侍候。等到赵光义死后，皇后让王继恩宣召吕端，商议立谁为皇帝。吕端听后知道事情不妙，他就让王继恩到书房去拿太宗临终前赐给他的亲笔遗诏，王继恩不知是计，一进书房便被吕端锁在房中。这时，吕端便飞快来到宫中。皇后说：“皇上去世，长子继位才合情理，现在该怎么办？”意思很明显，想立长子赵元祐。吕端立即反驳道：“先帝既立太子，就是不想让元祐继承王位，现在先帝刚刚驾崩，我们怎么就可以立即更改圣命呢？”皇后听了无话可说，心里只有认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吕端仍不放心，他要眼见为实，太子即位时，吕端在殿下站着不拜，请求把帘子挂起来，自己上殿看清楚，认出是原先的太子，然后才走下台阶，率领大臣们高呼万岁。吕端事先能明察阴谋，有所防范；事中能果断决策，出奇策击破奸主；事后又能眼见为实，不被现象迷惑，不仅明智，实在是功夫老到。
在皇位继承的关键问题上，吕端的“小事糊涂，大事精明”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吕端是小糊涂大精明，那么石达开则是小精明大糊涂。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首批“封王”中最年轻的军事将领，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他同杨秀清、韦昌辉等同为洪秀全的重要辅臣。在天京事变中，他又支持洪秀全平定叛乱，成为洪秀全的首辅大臣。之后，洪秀全隐居深宫，将朝政全权委托给无能的洪氏兄弟，以牵制石达开，矛盾日益激化。从当时的情形看，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是诛洪自代，形势的发展需要石达开那样的新的领袖。但石达开尽管在战场上战无不胜，但他脸不厚，心不黑，不够果断，害怕落个“弑君”的骂名，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公元1857年6月2日，他选择率部出走，认为这样既可继续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从事推翻清朝的活动，又可以避开和洪秀全的矛盾。石达开率大军到安庆后，如果按照他原来“分而不裂”的初衷，本可以安庆作为根据地，向周围扩张，在鄂、皖、赣闯出一片天地来。安庆离南京不远，还可以互为声援，减轻清军对天京的压力，又不失去石达开原在在天京军民心目中的地位。这是石达开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石达开却没有这样去做，而是决心和洪秀全分道扬镳，彻底决裂，舍近而求远，去四川自立门户。石达开虽然拥有20万大军，英勇转战江西、浙江、福建等12个省，历时7年，表现了高度的坚忍性，但最后还是免不了一败涂地。公元1863年6月11日，石达开部被清军围困在利济堡，手下谋士献策决一死战，而军辅曾仕和则献诈降计，石达开接受了诈降。他想用自己一人之生命换取全军的安全，这又是他的决策失误，再次在大事上犯糊涂。当军中部属知道主帅“决降，多自溃败”，已溃不成军了。此时，清军又采取措施，把石达开及其部属押送过河，把他和两千多解甲的将士分开。这一个举动，顿使石达开猛醒过来，他意识到诈降计拙，暗自悔恨。石达开被押过河后，“舍命全己军”的幻想已经彻底破灭。此后的表现倒也十分坚强，起先，清将骆秉章对他实行劝降，石达开严词以对，说：“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然而，已于事无补了。回顾石达开的失败，主要是其决策的错误，大事上犯了糊涂。其根源是他对分裂后的前途缺乏信心。因为太平天国能打仗的名将几乎都不响应石达开的出走。他邀英王、忠王一起行动都被拒绝；赖汉英、黄文全、林启容等战将也不愿跟着石达开出走。此外，石达开出走的目的不明确，政治上、军事上都没有魄力提出新的构想和谋略，只是消极地常年流动作战。他虽想表示他对天国的忠心，但他出走的实际行动却是十足的分裂。这种的“忠义”形象和他出走天京的实际行动大相径庭，这种不伦不类的行动决定了石达开走后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