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新近本体论虽然认识到两极性哲学的错误，但它所作的调解本身是物化两极，从而使两极更为僵化地对立起来。先说概念，毫无疑问，概念在新近本体论那里被物化了，由于没有能力体验那些非同一物，这种概念便把不变性重铸成某种永恒之物，一种先验的观念。实际上，“存在”本身就是物化的概念，它具有神圣性与永恒性，它是一切的始源，它被认为是“基础”和某种坚固的东西。同时，客体一极也是被物化了的。在这一逻辑中，客体向那种作为必要条件而先于一切主观综合的纯物质的还原，从纯物质中吸取了自身的动力，它被剥夺资格、固定下来并且丧失了任何可以论断运动的东西。于是，客体成了变化的、暂时的，但又缺少自身动力、没有意义的存在，表面上它是具体化的存在，但实际上，它是由作为本原性存在的“存在”来规定的，所以，客体一开始就被本体论学说给“钉住了”。于是，生活开始两极分化为完全抽象的和完全具体的，但只有在二者之间关系紧张时它才是这样。这两极同等地被物化了，在自发的主体中留下的东西即纯粹的统觉不再是一个主体。现实地讲，精神在现实的联系中它不过是一个要素，在新近本体论那里，精神只是不真实地把物化推回到存在和存在的历史，虽然，存在哲学指出了内在和外在、主体和客体、本质和现象、概念和事实这种二元性不是绝对的，“但它的调解表现为寻找一个不可返回的起源，因此二元性本身、整个概念的靶子便被钢化为反对调解的冲动。关于‘存在忘却性’的挽歌破坏了调解，人们寄希望的那种神秘的、捉摸不透的存在历史否定了调解。调解的命定性是可以而且也应该当作幻想的联系而突破的。”
第三节 反思的中介：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中介
一、反思与中介
阿多诺认为，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一旦未经中介而直接地得到确认，就会成为意识形态。在对抗客体的过程中，精神总是占有某种绝对独立的位置，精神本身并非绝对独立的，它只是具有独立的要求，这种要求预示着统治客体的要求。主体在与客体脱离了真实关系以后，同时按自己的模式把客体纳入到自己的规范，以此吞没客体。从表面看，主体对客体的吸纳似乎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事实上，这种统一是不真实的：“主体和客体会暂时或永恒地处于愉快的原始统一状态，这样的图景只是一种浪漫的幻想，然而，有时候也是一种充满希望的设想，不过，在今天只是个谎言。”
由此，阿多诺开始思考否定辩证法的现实中介因素，这种中介不再是在传统哲学中被设定的主观性因素——一种主体的纯粹过程。在否定辩证法中，甚至本质和现象、概念和事物的中介也不再是它过去的样子——客体中的主观性因素。把事实中介起来的东西与其说是预先形成并理解事实的机制，不如说是与主体相异抟的客观性，是隐藏在主体可以经验之物背后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拒绝委身于原始的、主观的经验领域。对于这个领域来说，这种客观性是被预先规定的，主体只要给客体以它应有的东西，而不是满足于虚假的摹写。在阿多诺这里，中介的方向被反转过来了，“现在被中介的是主观性而不是客观性，这种中介比传统的中介更需要进行分析。”
对概念来说，中介是本质的，概念本身按其本性直接就是中介，但某种直接性的中介则是一种反思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只有相关于它的对立面，即直接的事物才有意义。不被中介的东西是没有的。然而，正如黑格尔所强调的，这种中介涉及某种被中介的东西，没有这种东西就会有任何中介；相反，没有中介就没有被中介的东西却带有一种纯粹私人的和认识论的特点：说明没有中介我们就无法定义事物，差不多等于是说，思考某物就是思考。
没有某物就没有中介。中介牵涉到某种会被中介的直接的东西，但某种直接性却不牵涉到在这种意义上的被中介。也就是说，中介必然指向某物，但某物未必完全被中介，因为被中介时，某物只是这一中介所及的某物，即仅仅在某一方面被中介所规定，某物还有其他的属性。对某种直接的东西的中介涉及它的形式、涉及它的知识、涉及这种知识的界限。直接性不是形式，不是对一种意识的如何纯粹的规定性。它是客观的，它的概念、直接性的概念指向不能被某物自身的概念清除掉的东西，它指向现实的客体内容。中介决不提出穷尽一切事物的要求，而是部分地被设定，被它中介的东西是不被穷尽的，直接性一定是多于直接性的被设定的中介。
唯心主义辩证法曾经成功地发现直接性完全是被中介的，但它用这种发现残暴地欺凌被中介物，并且轻率地达到任何非概念物都不能阻止的概念的总体性，即主体的绝对统治。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中介总是以主体设定来统治直接物的，而否定辩证法则在否定中、在反思中确认直接物的非同一性。
在范畴论中，阿多诺提醒我们要拒绝事实要素的孤立化，以避免这种要素的物化。这种物化的东西在黑格尔那里就是客观精神，它表征的是精神领域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在阿多诺看来是需要反思的。没有通过反思的这种的客观性会演化为第二直接性的精神结构的基础。也就是说，否定辩证法细胞即范畴应该是一种反思的综合，其本质是主体性因素和客体性因素的统一，就此而言，范畴是二者统一的中介。当然，这里要注意的是，范畴只是一种中介，不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本身，因为，范畴中存在的客体因素只是客体的思想“投射”，是主观性的客体因素。假如不经过反思，这种“投射”会物化为僵死的定在，成为唯心主义本体论的基础，最后，只是对现存事物直接性的实证。传统范畴观的缺点不在于它的不科学性质，而在于它的教条的科学化，即未经反思就肯定了实证科学所涉及的内容。
唯名论是排除真理的实证主义，因为它放弃了概念，而概念实际上是反思的代名词。存在哲学在这一点上并不比唯名论高明，因为，它先是排除了实证的现存直接性，声明要领——“存在”同时是意义性存在，同时又声明存在直接地是现实物，使概念“存在”带上了本体论的色彩。所以说，海德格尔在此利用了“存在”一词的摇摆性为自己服务：“如果人们完全脱离存在物来设想真正的存在，那么它便和它的意义相统一：我们只需陈述本质、即‘存在’的意义便具有了存在本身的意义……为了获得通常形成的存在的意义便补偿性地求助于那种在分析判断中从一开始就被当作意义王国而确定的领域即意义的理论。”概念必然与直接物相联系，所以，海德格尔又声言“存在”同时即是指涉直接物的。
以往哲学概念都被当作一种自给自足的总体，实际上，一切概念都涉及非概念物，概念本身是现实的要素，现实首先为了支配自然才需要概念的形态。知道这一点以后，哲学的反思就要确保概念中的非概念物，否则概念就会是空洞无物。所以说，概念本身和一个非概念的整体纠缠在一起的，像其他因素一样，概念是辩证逻辑中的一个因素。概念中包含着这样一个事实：非概念性靠自己的意义而成为它的中介，这种意义反过来又奠定了它的概念性。指称非概念物是概念的特点，所以，改变概念性的同一性方向，使它趋于非同一性，是否定辩证法的关键。概念既是思维的推理法，又是思维和被思维物之间的城墙，新哲学将必须靠概念极力超越概念。这样，概念所产生的强制性同一也就被消解了，这将由反思来达到。
正是在反思这个问题上，阿多诺与本雅明对待黑格尔具有不同态度，本雅明几乎一直对黑格尔怀有敌意，阿多诺则对黑格尔的能动的反思主体加以肯定，而本雅明“由于其客观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倾向，对这样的主体进行清除。”阿多诺在个体形式上，以一种本雅明所不赞成的方式，坚持维护主体性。所以，我们看到，阿多诺反对黑格尔对主观与客观的两者之间预先假定的同一，但他同样不满基尔凯廓尔对主观直接性的维护，他认为基尔凯廓尔的这种做法是使人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抽象出来，使人失去了现实性。
在否定辩证法中，直接性并不保持它的直接的姿态，它不是基础，而仅仅是一个要素，就像其相反的一极即纯粹思想，它们是互为中介的两极。这种中介性再次宣判了真理不变性是第一哲学的幻想。
阿多诺暗中批判的是非反思的哲学，“非反思的启蒙者已经以一个同等抽象的相反命题否定了那种把本质当作现象背后的真实世界的形而上学命题：本质，作为形而上学的概括，本身就是纯粹的现象——因此，仿佛现象和本质是一回事。这里批判的就是新近本体论特别是存在学说的非反思性，这种非反思性做到的就是对现实矛盾的遮蔽。胡塞尔采用把问题悬置起来的方法把一种，，纯粹的”的现象学纲领和一种自我给予的现象对象的假定结合在一起，使认识论批判成为一种立场而不是真正地去梳理传统认识论。海德格尔看到了胡塞尔的这种含混性，于是以存在的模糊性清除了这种元逻辑的两极混乱状态，使矛盾回到了先验的存在之本体。我们看到，只在思考方法上，海德格尔区别于胡塞尔，而在认同现实直接性方面，即他们的逻辑终点是完全一样的。
可见，否定辩证法想达到的目的是试图使辩证法摆脱柏拉图、黑格尔所设定的肯定特性，从而走向哲学的具体化，即走向具体的哲学思维，同时，这并不意味着减弱辩证法的确定性，而是，它把确定性建立在更加可靠的现实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为中介的辩证过程基础上。在此，阿多诺用的内在手段是主体的批判张力：“靠逻辑一致性手段、用那种不被同一性所控制的事物的观念来代替同一性原则，代替居于最高位的概念的至上性。运用主体的力量来冲破根本的主观性的谬见。”
在否定辩证法中，服从于客体意味着公正地对待客体的“质”的要素。柏拉图曾告诫我们，不要去毁灭“质”的要素，免得理?生受到损害而倒退为非理性。新哲学的自我反思适用于坚持“质”，但它并不要求成为非理性，所以，哲学的自我反思是否定辩证法因素之一。主体参与客体虽然表面上还是以主观反思为中介，但是，在主观性不能靠自身来演进的关联中，中介改变了自己的性质。由于中介概念内在的这种不平等性，主体以完全不同于客体进入主体的方式进入了客体之中。
但是，否定辩证法所界定的反思不是以往认识论所界说的抽象，这是因为，认识论的反思的主导倾向越来越把客观性还原于主体。这种倾向需要颠倒过来：传统把主观性概念同存在物区别开来靠的是对存在物的摹写，这种哲学至今苦于贫乏的自我反思，忘记了“起中介作用的主体中的中介”。其实，主体本身需要得到反思，主体一旦变成认识论反思的一个对象，它就具有了客观的特性，而这种特性的缺乏却经常被当作把主体放到实际领域之上的理由。那么，”“起中介作用的主体中的中介”又指什么呢？阿多诺指的是“经验的我”。阿多诺认为，它就是纯粹的和压抑了“经验的我”：原始反应的直接性首先在我的形态中被破坏了；对原始反应的破坏是“纯粹的我”根据先验的习惯酝酿成的自发性。我越是独裁地凌驾于存在物之上，我就越难以觉察地变成了客体，就越讽刺性地废除了我的基础作用。“不仅纯粹的我在实体上被经验的我所中介，而且先验原则本身、这个被假定用来反对存在物的哲学的‘第一性’也是这样被中介的。”
在否定辩证法中，反思即(综合)思维与直接性是相互作用是缺一不可的。任何直接性都不是认识的总体而是一种要素。任何本体论的要求都不能使个别的、挑选出来的要素绝对化。如果认识是综合思维功能与它打算综合的东西的相互作用，二者不能相互独立；
如果任何内容反思都不能没有直接性，那么直接性离开了反思也就成了没有内容和任意的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若得不到思维规定和实现，只会是虚张声势。海德格尔的做法恰恰放弃了反思，使“存在”成为超验的东西：存在哲学使这种不可操作性成为无懈可击性，它把这种摆脱合理过程变成了与反思的知性相对立的超验——这是一种暴力行为，既是机智的又是令人绝望的。海德格尔比停在半途的现象学更坚决地想破坏意识的内在性即精神因素的内在作用，所以，可以说，海德格尔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精神已经作为暗含的意义包含在它当作它面临的纯自我来表现的东西中。海德格尔保留了非反思的思想结构，这些结构又一次难以觉察地变成了“自在”，非反思的思想结构与非理性主义哲学本质上是一致的。
同时，在阿多诺那里，非理性与非理性主义是两回事。非理性是主体和客体的不可消除的非同一性留给认识的伤疤，它也是抵制主观概念无限权力的希望。非理性本身仍然是理性的一种功能，是理性自我批判的对象。而非理性主义哲学的错误则是它太依赖于概念了，因而太依赖于一种和非理性哲学不相容的合理因素。实际上，“我们不能靠思维来假定在什么立场上有关主体和客体的分离将直接消失，因为这种分离是每一思想中内在固有的，是思维本身中内在固有的。这就是海德格尔的真理要素之所以等同于一种非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原因。在今天就像在康德时代一样，哲学要求对理性进行合理批判而不是放逐它或废除它。”也就是说，非理性是以主体和客体不可消除的非同一性为基础的，这种非同一性永远不可能消除；但是人们可以通过批判来促使非理性走近理性，以免走进非理性主义哲学。海德格尔放弃了批判，主观预设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而实际上，他只是保留了主体与客体的现实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