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柏林明确地把主流理性主义当做一种赝品和危险的学说来反对，但如果认为他敌视理性主义所有可思议的形式，包括那些将其对理性的责任同关于理性原则上不能解决所有伦理和政治冲突的信念结合起来的形式，也是错误的（或如我将论证的那样）。他认为，主流理性主义夸大理性分类和安排道德世界的力量，由此歪曲和模糊了一种真正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承认理性的真实界限并且为有争议的缺乏合理证明的道德选择留有余地。的确，我提出，柏林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自由理性主义者”不是无意的，也许有意鼓励我们更他细地考察主流乌托邦理性主义（他将其视为伪造的和不自由的）和他的更温和的不完善的理性主义（他将其视为真正的和自由的）之间的差别。因此，他提供了关于这两种理性主义之间差别的大量线索，指出主流画面中的各种“碎裂”一旦被考虑到，将导致一种很不怎么宠伟的理性权威的画面。然而，尽管理性的力量是软弱的，但对柏林来说，理性仍然是伦理和政治生活中的最终指南。
他告诉我们，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一些“碎裂”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者本身承认的“不明显的凹痕”。不妨看看孟德斯鸠的相对主义和休谟的怀疑论，这一主流画面不得不多少做些调整，允许把合理的道德真理看做是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和永恒的（Berlin 1999：30-34）。但正如我以前指明的，这种调整使主流的方案本质上未受触动。的确，一些偶然的真理可以随社会背景而变化，如一个使波斯人幸福的东西，也许可观察到明显不同于使一个巴黎人高兴的东西。但其他偶然的真理仍或多或少是普遍的，因为它们历经非常广泛范围的社会背景而反复出现。例如，波斯人和巴黎人都会去追求幸福、正义和自由。对他们来说，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包括土壤、气候、历史、习俗、政治制度等，选择达到这些目的不同的手段完全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在任何情形中，都不否定关键的主流前提，即“美德就是知识”。理性仍旧能原则上解决任何和所有伦理的和政治的冲突，即使达到乌托邦的合理手段一般地随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变化。
柏林认为，一旦论及浪漫主义对主流画面的反动，主流画面中更严重的“碎裂”就明显起来。他认为，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德国现象，有虔信派的根源，并可追溯它的发展历经根本不同的思想家，如哈曼、海德、康德、席勒、费希特、谢林、施莱格尔派、叔本华、迪克和歌德（Berlin 1999：34-147）[3]。他强调，这种反理性主义的潮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攻击并严重破坏了美德是知识这一旧命题”，由此消除了主流的幻想，即生活的艺术是“一种拼板玩具”，靠理性配合起来（Berlin 1999：118-119）。他提出，尽管浪漫主义的选择的本质不容易精确陈述，但它“可以用两个标题来概括”。首先，人们不是靠正确运用理性来发现他们的价值和理想；毋宁说，人们必须自发地创造他们的理想。其次，密切相关地，说一种合理的社会乌托邦能充当评价人们创造的不同价值和理想的水准基点，是毫无意义的；毋宁说，道德世界涉及到超越理性评价的“无穷尽的自我创造”（Berlin 1999：119）。
正如柏林解释的，最热情的浪漫主义者把这种创造过程看做是“确实无限的”，一种“无穷无尽的”自由选择的理想和价值的溪流（Berlin 1999：101）。这种创造意志或精神或想象或激情——不管是在个人的层面还是在群体的层面——不是一种能被理性关闭或命令的东西。它最终是一种神秘，是宗教和神话的材料（Berlin 1999：99-109，121-122）[4]。因此，既然缺乏理性的标准，那么，一个人或民族创造的理想就不能被判断比另一个人或民族选择的理想更合理或更不合理。毋宁说，人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他们的理想，不管他们的创造物显得多么愚蠢或不合理。诚然，当不同的理想相摩擦时，正像它们必然地发生的那样，由于理性不能解决这种冲突，人类的后果也许是悲剧性的。但纯粹的浪漫主义者接受这一点，把“至高重要性”给了“这样一些价值，如正直、真诚[或可靠性]，为了某种内心的光明乐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你的信仰战斗到最后一丝气息，这样的殉难……以及献身于[你的]理想，而不管它是什么”（Berlin 1999：8-14，139-141）[5]。
“放纵的浪漫主义”的结局是，主流理性主义传统中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抢救。美德不是知识，而是创造的自我表现，一种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管它们是什么都去牺牲的意愿。美好生活不是“一种拼板玩具”，最终能被理性的人所掌握和理解。它是为表现一个人自己真实的和完善的天性而无穷尽的追求，无穷尽是因为创造的天性确实是不可表达的，是超出理性的表达力量之外的。这样一来，美好生活不可能被理性的方法所约束。毋宁说，人类生活必然是悲剧性的，充满着浪漫的“怀旧”，如果不是“妄想狂”的话（Ber-lin1999：104-109）。
如果柏林接受放纵的浪漫主义，他就不能妈终如一地自称是“一个自由理性主义者”，因为任何形式的理性主义都不能存活下来。主流理性主义的画面会被一种不加限制的多元论的画面所取代，其中不存在解绝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所创造的理想之间冲突的合理标准。但柏林表明，他并不认可不受制约的浪漫主义。他指出，对彼此理解和交流的人来说，必须存在一些共同的价值。
就存在着共同价值而言，不能够说每一事物都是我创造的。如果我发现某种东西是既有的，我必须打碎它；如果我发现某种东西是已构造的，我必须摧毁它，以便给我放纵的想象力以自由表演。就此而言，浪漫主义如果被迫走向它的逻辑结论的话，它的确终结于某种疯狂。（Berlin 1999：145）
简言之，浪漫主义和它的创造性自我表现的焦点，必须被一些视为既定的共同的伦理和政治规范所限制。这个共同的道德地平线正当地压倒任何也许被个人或群体自发选择的竞争的理想。它显然是柏林认为能被理性方法所发现的某种东西，它的结构是一种真正的自由理性主义的焦点。
于是，对柏林来说，浪漫主义阐明的主流画面上的“碎裂”是这个画面命中注定的，但不是整个理性主义命中注定的。必须放弃主流理性主义，以利于一种更复杂的自由理性主义，它为悲剧多元论的道德生活概念保持一个有限程度的空间。所有合理的社会乌托邦的希望都必须放弃，因为理性不能永远地（甚至经常地）解决价值的冲突。然而，同样，更复杂的学说必须包括对合理证明的多元论概念的自由限制。换言之，理性主义的范围必须受一种共同的道德地平线限制，这样一来，当这一地平线的因素与人们创造的其他理想和价值相冲突时，必须理性地认为它们居优先地位。因此，对理性的信仰——在格雷的意义上与激进的选择相反对的理性的选择——处于柏林的自由学说的基础地位。
接下来，我将根据柏林所说的，讨论一下他的学说的主要建筑材料是什么，目的是看看一个自由主义者如何能一致地保持他对理性的信仰，同时修正并扩大他的理性主义体系，为浪漫主义者突出起来的伦理和政治生活的非理性的和创造神话的方面留有余地[6]。
多元论：悲剧的与宽厚的
柏林认为，浪漫主义留下了持久的遗产：
关于存在着许多价值、它们是不相容的观念；关于所有人类回答和安排的多样性、不可穷尽性、不完善性的整个观念；关于任何一种回答都不能断定是完善的和真实的观念，不管在艺术上还是生活上是否原则上是完善的和真实的——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归功于浪漫主义者。（Berlin 1999：146）
悲剧的多元论主张，人们创造的多元的理想是以超出理性解决的力量之外的方式相冲突的。他提出，这种多元论是一种有效的道德观，至少在某些受限制的选择领域的方面。其结果，任何合理的社会乌托邦的观念，其中理性调和冲突的价值以产生完善的伦理和政治和谐，必须被当做赝品打发掉。
柏林坚持认为，这些关于悲剧的多元论和理性的不完善性的浪漫主义见解被理性本身所证实。他以为真正合理的伦理和政治探索方法意指什么，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理性的方法，通向真理的道路……如同苏格拉底所教诲的，对个人和社会的命运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西方哲学的核心传统是正确的。”（Jahanbegloo1992：39）但他关心的是表明，这些合理的方法被主流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家所滥用，他们有一种无保证的信念，即理性是全能的。主流理性主义真的是一种非理性主义，“靠超民族的和超科学的分析来阐明”（Berlin 1999：146）。
因此，他强调，一种合理的乌托邦或最好的乌托邦的观念能够使所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在其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即使人们长期被一些这样的虚假看法所欺骗：“由于一些价值是内在地冲突的”，他说，“那种认为原则上可发现一种形式使它们在其中都得到和谐的观念，建立在一种虚假的先验的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观点之上”（Berlin 1969：LI）。甚至伟大的自由维护者也曾被这种主流理性主义的幻想所误导。例如，J.S.穆勒的自由功利主义据说是这种先验地伪造的乌托邦理性主义，“有一个特殊的关于个人自由需要的部分，作为达到最终和谐的一个必要条件”（Berlin 1999：LI）。
反对这种主流，柏林认为，同经验观察联结在一起的合理的方法确证悲剧的多元论的有效性，因此证实不可能发现一种一切事情都考虑到的最好选择：
如果我们没有武装上这样一个命题的先验保证，即真实价值的完全和谐可在某个地方找到——也许是在某个理想的领域，其特点在我们一定的国家里不像我们设想的那么多——我们就必须落脚到经验观察的日常资源和日常的人类知识上。这些肯定不会向我们保证假定（甚至理解说话时意指什么）所有善的东西或就此而言的所有恶的东西都是彼此可调和的。我们在日常经验中遇到的世界，是一个我们面对同样最终的目的和同样绝对的要求之间进行选择的世界，实现其中一些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牺牲其他。（Berlin 1969：168）
像浪漫主义者一样，他似乎深信，某些价值自然地归属于其他价值，因为可观察到它们在特殊的群组或文化中一起发展，脱离这些群组或文化它们不能不损失生命力（Gray1995：45-49，70-75，129-131）。作为特殊群体的自发创造物，文化是相互联系的价值的活生生的网。一个网的因素不能人为地与其他网的因素相混合，以形成某种人为的乌托邦。例如，Periclean雅典人的异教文化特有的美德，不能剥离于这种文化而合理地与基督教文化特有的美德相混合，像穆勒（1859：266）错误假定的那样。“异教自我肯定”和“基督教自我否定”的价值是不可通约的，不能没有损失地在同一种文化中相平衡。柏林（1981）将这种见解归之于马基雅维利。那种关于这些不可通约的美德在其中合理调节并安排成一种和谐的文化乌托邦的观念，是理性主义的一个白日梦[7]。
简言之，格雷正确地提出，对柏林来说，真正的多元论涉及到不可通约的多元的价值，意思是说，它们的指示不能合理地比较和评定等级。正如查尔斯·拉莫尔指出的：
柏林似乎相信，作为同样最终的，并非派生于一种善的形式，多元的价值不能被一起衡量、评定和等级排序它们的指示。我们显然不能相信，在柏林的观点中是如此，在我们的价值这样不同于那些其他价值的地方，我们自已的是合法的优越的。（Larmore 1996a：161）
缠绕着不可通约的价值的冲突是悲剧性的，因为它们不能被合理地解决。不存在发现一种最好的选择的可能性，其中这些多元的和不可通约的价值形成合理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