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种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构成了一种根本的差别。传统的行为、技术的现代化和对西方的向往，作为合法的因素而出现，能够彼此并肩地保持着。并非以色列要在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之间抉择，在所有时代和所有领域，通过贯彻强制性手段，一者应该是以另一者为代价来达到的。毋宁说，如果通过提介宽容、理解不同部分的不同需要并做出妥协而得到一种平衡，一者是能够与另一者相容的。在20世纪50年代盛行的对多文化主义的否定态度，在80年代已被一种积极的态度所取代，承认西方的文化和东方的文化在社会里都是合法的（Cohen-Almagor1995a）。
在以色列，民族的分化远比文化的分化更突出。尽管我们没有低估在剥夺和歧视的年代中东人中间仍旧盛行的对阿什肯纳兹主义的敌视和不信任的感觉，但安全的考虑仍然是最突出的。第一位的首要担心是保障以色列的边界，以容纳双方利益的方式缓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我们还应该注意，以色列的文化特征处在变化的过程，这是由于继续到达的移民的浪潮，特别是来自东欧，更多地是来自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估计，自1989年以来，70多万人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来到以色列。
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里，安全的考虑是不怎么突出的。这里一些人担心，移民的“多文化的”方式是在鼓励移民群体发展与民族少数派同样的品质和野心——开妈把自己想象为“民族”，有自治的权利，并发展一种或多或少充分地以他们自己语言运作的健康的制度（Schlesinger1992；Bissoon-dath 1994）。但在三个主要的移民国家里，这既不是现行政策的意图，也不是其结果。在公共生活中，移民群体仍旧压倒性地参与更大社会的制度。他们在共同教育的、经济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中与本土出生的公民混合在一起，他们全都使用多数人的语言。因此，他们的独特性首先体现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和自愿的联合会中。由于他们缺乏以自己的语言运作的单独的制度，由于他们没有占据家园，即使任何移民群体自认是“民族”或要求自治的权利，也是很少的。
因此，关于移民的多文化主义，最好不要理解成拒绝语言的和制度的整合，而应理解成整合方面的变化。移民仍然可能学会多数人的语言，整合到共同的制度中。的确，学习语言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儿童教育的一个义务性部分[4]。类似地，在以色列，希伯来语在犹太人学校是义务性的；在加拿大，儿童必须学习两种官方语言（法语和英语）中的一种。多文化主义主张，坚持制度的和语言的整合伴随有更广泛的文化同化，这既没有必要也不公正；恰恰相反，如果进而共同的制度被重塑成容纳移民群体的身份的话，对政府来说，只要求语言的和制度的整合才是正当的（Kymlicka1998）。
由于广泛的移民，加上对种族身份越来越宽容，美国和澳大利亚有了一些“种族的群体”，作为更大的说英语的社会里松散累积的亚文化，因而显示出我们将叫做“多种族性”的东西。类似地，加拿大有了一些种族群体，作为既说英语又说法语的社会里松散累积的亚文化。在以色列，我们特别是在埃塞俄比亚和俄罗斯移民中发现了这一现象，他们在过去大约14年里形成大迁移（开妈生活在犹太人国家里）。这些移民中的许多人偏爱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共同体中，生活在一起满足了他们的一些最基本的需要，它给了他们一种熟悉、团结和安全的感觉。他们也分担他们的财政问题，能够以他们自己的语言咨询他们认识的人，这些人属于同样的共同体，能够理解、同情和识别他们的困难。
概括一下：有些国家是“多民族的”（由于殖民化、征服和结盟），其他国家是“多种族的”（由于移民），一些国家——像加拿大、美国和以色列——这两种情况都有。当然，存在着其他类型的种族文化的多样性，许多群体既不是移民也不是民族的少数派（例如，美国的非裔人[5]、吉卜赛人[6]、德国的土耳其客居工人[7]、以色列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居工人[8]）。但我们将集中注意这两种类型，部分地因为他们在自由民主国家是最常见的，也是因为自由民主国家多年来已经非常懂得如何容纳这些多样性的形式。移民和少数派民族主义继续给自由民主国家造成许多冲突和挑战。但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熟悉的类型如何处理这些冲突和挑战，我们一开妈可以概要地追溯自由民主国家对待这些少数派文化的权利的方式。
两种群体权利
移民群体和民族少数派都以不同的方式寻求法律对他们种族文化的身份和做法的承认。这些要求经常被他们的维护者和批评者以“群体权利”的语言来描述。然而，维护者一般把群体权利描述为补充个人的权利，因而丰富和扩大传统的自由原则来应对新的挑战；而批评者则倾向于假定，群体权利涉及到限制个人的权利，因此威胁基本的自由民主原则。
那么，个人权利和群体权利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它们是相互增强的还是相互对立的？对这一问题不能做简单的回答，我们需要考虑涉及到的不同要求。考虑一下一个群体可以主张的两种权利：前者涉及到一个群体反对自己成员的权利，后者涉及到一个群体反对更大的社会的权利。这两种集体的权利都能被看做是保护民族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群体的稳定性。然而，它们对应着不同的不稳定性的来源。第一种倾向于保护群体免遭来自内部持异议者动摇的影响（例如，个别成员决定不遵守传统的做法和习惯），而第二种倾向于保护群体免遭来自外部压力的冲击（例如，更大社会的经济或政治决定）。为了区别这两种群体权利，我们将把第一种叫做“内部的限制”，把第二种叫做“外部的保护”[9]。
当然，各种形式的政府都涉及到限制公民的自由（例如，纳税、承担应急义务或服兵役），甚至最自由的民主国家也强加这些限制，以便坚持个人的权利和民主的制度。但一些群体寻求强加更多的限制，不是为了维护自由的制度，而是为了保护宗教的正统性或文化的传统。一种对不同社会的社会学考察显示，许多群体以群体团结或文化纯洁的名义寻求法律上限制其自身成员的权利。当一个人考察全球的宗教仪式时，几乎总有这样的情况：妇女受到歧视被要求妇女为男性统治的规范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寡妇****殉夫、不自主的婚姻、杀害女婴，以及女性阉割和为家庭荣誉而杀害，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妇女受到压迫和宗教正统性增强的地方，神权政治的和家长制的文化诉诸于群体权利。这显然产生了个人压迫的危险。同时，还有一种危险，即群体权利的要求可以凌驾于法律和秩序之上，以保留文化和保护共同体的意识的名义向社会提出要求，甚至在最残暴的事情发生时也不要去干预。
按我们的观点，这些内部的限制几乎总是不公平的。当然，群体有自由加强某些限制，作为对自愿联合的成员的条件，但使用政府的权力或公共利益的分配来限制成员的自由，就是不公平的。从一种自由的观点看，不管是谁在共同体中行使政治权力，都必须尊重它的成员的社会和政治权利；进而，文化群体的成员如果得出结论说他们不再喜欢与这个群体相联系，应该享有脱离这个群体的自由。民主社会的人们应该有自由进入和退出他们的文化共同体，不应被强制呆在其中，以便服务于其他人的派别利益。正如我们所说的，对于生活在一种沙文主义的、歧视性的环境里的妇女来说，这是特别真实的。
例如，看看为了家庭荣誉而杀害的做法，这是以色列的某些文化共同体所使用的，最著名的是贝都因人和德鲁兹人，但有时也在基督教共同体中发生。在大多数场合，它的牺牲品是妇女，这些妇女被认为“行为不端”。在这些共同体中，荣誉经常比生命更重要，文化比法律更重要。报告显示，妇女被杀害，是因为她们被指责不遵守盛行的道德准则（Kressel1981）。一个已婚妇女违犯性规范，自动地要求她死掉。对于单身妇女来说，指责总是根据违背规范，一个“有罪的”姑娘或已婚妇女必须受到死亡的惩罚，除非她嫁给****的伙伴。通过杀害他们的女儿或姐妹，男人证明出生的家庭对它的女人具有控制力（Cohen-Almagor1996：178）。
这些共同体的许多男人把这些为家庭荣誉而杀害的例子看做是“内部事情”，意思是说社会不应干预。在这些共同体中，一种沉默的共谋笼罩着这个问题。在逃脱死亡的牺牲品中，只有一些人准备作不利于她们家庭的证明。在一些情况下，杀害的行动被伪装成自杀，需要某种调查来弄清情况和解决案子。如果姑娘不挺身而出要求谋杀要判决，警方经常表现出不愿意干预，把这些罪恶看做是这些共同体的决策者想要的事情，即应该在共同体里得到解决的“内部事务”。根据事实本身，这种观点的结果也许是对家庭荣誉的冒犯成了夺去生命的充分证明。
问题是，在******和德鲁兹共同体中，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存在来保证最根本的权利：就“有问题的”女孩而言，是生命的权利。因为因背叛家庭的荣誉而感到害怕的女孩，通常都被警察送回她们家庭，或者交给一个受尊敬的人物，酋长、恰迪、穆克塔或者部族首领。政权以牺牲妇女为代价增强了家长制的传统，妇女没有受到保护，仅仅是谣传就足以结束一个被怀疑有不洁行为的人的生命（Cohen Almagor1996：182）。
我们的论点是，有些事情是超出自由民主国家的宽容能力之外的。民主不能忍受那些否定对人的尊重并且打算损害他人的规范，尽管它们可以遵从某些文化的命令。有些规范按自由的标准被看做是内在地错误的，在其性质上就是错误的，如那些导致对妇女和儿童身体伤害的东西——寡妇焚身、杀害女婴、苛刻形式的女性阉割[10]，为家庭荣誉而杀害妇女。
一个群体反对自己成员的权利不是绝对的。有时，社会有理由干预，对某些文化的做法进行限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不一定对他人造成重大损害的事情上，文化群体没有权利反对更大的社会。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在什么时候外部保护被证明是有道理的。
当群体寻求保护他们的身份，限制他们容易被更大社会造成的损害时，第二种集体权利，即外部保护，就是可维护的。例如，为少数派群体的排他性使用而保留土地，保证它不因外部人更多富裕而对土地高要价；在咨询或立法机构为少数派保证性地保留席位，减少该群体在影响共同体的决策上得票被压倒的机会；下放权力给地方，使该群体自己做出某些决策。这些外部保护经常是与自由民主一致的，它们有助于使一个社会里的不同群体处在更平等的基础上，减少少数派易受更大社会所伤害的范围。
有些外部保护的要求是不公正的。种族隔离明显是不公正的，某个少数派掌握着国家的财富，歧视多数派，垄断所有政治权力，并把他们的语言强加给其他群体。南非的种族隔离，占不到人口20%的白人支配着该国土地规模的87%，垄断了所有政治权力，并把他们的语言强加给其他群体。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使得南非成了历史上第二个将其制度建立在种族主义之上的国家（Richardson 1978）。在民主国家，少数派通常没有任何能力或欲望统治更大的群体。他们寻求的外部保护不会剥夺其他群体对经济资源、政治权力或语言权利的公平份额。通常，少数派仅仅寻求保证多数派不能利用其优势的数量和财富来剥夺少数派为维持其共同体所需要的资源和制度。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合法的要求。
所以，内部限制几乎内在地是与自由民主的规范相冲突的；而外部保护，只要它们促进群体之间的平等，而不是允许一个群体统治或压迫另一个群体，就是与这些规范不相冲突的。因此，重要的是要确定，种族文化群体的要求是涉及到内部限制还是外部保护，提出每一种要求的基础是什么。这并不总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因为自治的权利能被用来要么保证外部保护，要么强加内部限制。一些民族的少数派和移民群体关心的是保证更大的社会不去剥夺他们为生存所必需的条件，而不是控制他们自己的成员行使非传统的或非正统的做法的程度。
我们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些评论者假定，如果一个少数派本身是自由的，并且尊重它的个体成员的权利，它就不需要群体区别的权利[11]。如果一个少数派寻求超出自由公民的共同权利之外的群体差别的权利，这被看做是证明，它一定是多少不自由的。但即使最自由的少数派也仍能期望外部保护——如土地的要求、有保证的代表、自治的权利，或特殊法律的豁免——以便限制它们易受更大社会的经济或政治权力伤害。寻求这些外部保护，同时尊重群体内部成员的权利，这没有什么不一致。的确，这些群体可以采取内部的制度来保障其成员的公民的和政治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