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是没有国王的王国。有国王的话，学术就完了。为什么钱学森的世纪之问提得那么尖锐？他跟温家宝一再讲，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大学没有培养出杰出的创造性人才。一针见血，很多人知道，但不敢提出。温总理总结出几条，一要尊重各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二是大学的师生要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其实就是说，要恢复大学的本来面目。现代大学的灵魂和核心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假如在学校里不允许自由表达，可以让各种意见随便发表，这个民族和国家要成为创新国家是没有希望的。我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过美国着名哲学家詹姆士的话，他说什么是哈佛精神？哈佛精神在于它是个催人思想的思想俱乐部。怎么催人思想？各种观点相互碰撞，才能产生杰出人才；而且对所有例外的和特别的人，采取包容的态度。用林语堂的话来讲，什么叫剑桥精神？勤奋读书的可以在那里找到很多书读，懒惰的可以在那里躲懒。就是在这样自由散漫的环境下，才能产生杰出人才。但我们现在的目标却是指向儒学一元化。
第二，有没有儒家资本主义、儒家社会主义或儒家宪政？
这样说，究竟对中国传统文化怎么看？中西文化的差别，中国文化是不是能够创造出有别于西方的另外一种宪政——儒家宪政？
经济一发展，知识阶层中有些人用尽力气歌功颂德。“二战”
以后，日本崛起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东亚四小龙崛起了。于是，一些学者和文人提出，为什么他们会成功？是因为他们缔造了儒家资本主义。这个肥皂泡没有吹多久就破灭了。
日本为什么会停滞那么多年？原因还是不够开放，存在很高的壁垒。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官僚（通产省的官僚）介入了企业经营，产业和官僚结合起来了，等于我们现在官方老是干预企业经营一样，产生很多弊端。但过去说，日本的终身雇佣制、政府和企业结合等，都是儒家资本主义的精华；台湾、韩国也是儒家资本主义。经过几次风浪后，大家梦醒了，全部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改造过来，与国际接轨，只有这一条路。
但讲这一条路也可能犯忌。五六年前，原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危言耸听，说现在哲学经济学等领域，马克思主义的红旗倒了。反过来问，要不要市场经济？如果要，有没有两种经济学？能不能贴一个标签，不符合我的标准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当全世界成为一个市场的时候，能用两套经济学吗？不学人家的那套经济学，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你站得住吗？有些人想方设法哄骗那些无知的官员，从国家财政里面拿钱，就是那么个勾当。
没有儒家资本主义。而且按我的看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二战”前后已经结束了。这可能是怪论，但你们想想有没有道理？条条大路通向社会主义！以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为代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融合了。四大自由头两条：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现代文明的结晶，任何国家都要接受的。后两条：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它总结了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专政社会主义的教训。一方面，要保障所有人的基本生活，从19世纪以来，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都在建立救济制度、保险制度和福利制度，让人们的基本生活有保障。另一方面，要有自由的环境，免于恐惧的自由。说一句话，不管说对说错都不必担心有人找麻烦，通讯和言论不会受到监控，住宅不会随时被人搜查。这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一再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理想社会都是这样，任何国家迟早都会走上这一步。不少国家上了俄国佬的当，和发达国家斗。斗到后来俄国垮台了，盖子揭开，一塌糊涂，它到现在还是所谓金砖四国里面的落后国家，到现在还没有参加WTO；原苏联的哈萨克斯坦等地，比中国的新疆还要落后。71年的专政社会主义搞成这个样子，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再深入一步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宪政，民主，都是经济或政治制度的指称，它们有自己的规则和发展规律；而儒家、道家、伊斯兰、基督教则是文化和信仰，两者不是同一层面的事物。
从逻辑上说，两者不能混同。冀图用后者去限制前者，是对前者不恰当的干预和损害。当今有些国家以教立国，它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有目共睹，不必多费唇舌。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学者，作为知识分子，一定要很冷静地看，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什么优点和弱点。
从优点来讲，我们是原创性的东西，我们的精神家园是割不断的。文化传统不外两方面，一个是大传统，主要体现在精英文化。
中国的精英文化有很多创造，比如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很多精华，老庄也有很多精彩的东西留下来。除此以外，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唐诗、宋词、绘画等等，都是人类文化的瑰宝，不能抛弃。这些我们要继承，其中一些是中国独特的贡献。中医中药至今仍在医病治病。有些是人家有我们也有。
文化传统还有一个小传统，主要指那些风俗习惯。它的传播和继承，是自然传播、自由更迭的，喜欢就保留下来，不喜欢就消亡。现在没有人再去缠小脚。现在有人提倡穿汉服，说到底是用民族感情骗人，背后其实是一笔生意。为什么连衣裙没领子就是“国服”“汉服”？故意制造一些东西骗人。同时，这些私领域的问题，每个公民可以自由选择，他人无权干预。穿西装就不是中国人？就是资产阶级化？胡说八道。唯一提倡在国际场合穿汉服的是江青，“文革”期间要求演员穿这穿那，就是现在所谓汉服。
那时她说的话人家不能不听，所以演员们出国果然穿上尼姑袍，难看死了。人家喜欢穿什么关你什么事？你可以提倡，可以喜欢，但不能强制他人接受。小传统如果跟商业和市场结合起来，会越来越繁荣。比如多年来没有搞的庙会，现在一些地方不是很热闹吗？无非是人们想娱乐一下自己，政府有钱就支持一下，市场感到有利可图，就搞呗，没什么不好。
传统是不能割断的。割断了，我们连话都不会说，文字表达会一塌糊涂。我提纲里举了一些例子，有些号称大家，照样出差错，闹笑话。
杨荣国教授“文革”期间很热，他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
（修订本）说桑弘羊指责儒生：“若依了他们，就坏了郡县制度，这种虚言万万不可实行！”（《遵道》，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二版，第129页）查对《盐铁论·遵道》桑弘羊的原话是：“从之，则县官用废，虚言不可实而行之”。县官其实指的是朝廷，是当时文献常常出现的通用词，意思是依了儒生，朝廷财用来源断绝，大话不可实行。居然解释为儒生要废除郡县制，闹了个大笑话。
余秋雨更好玩，他把“致仕”解释为做官，读过民国以前的文史书籍的都知道，“致仕”的意思是官员退休，东汉制定的《白虎通义》有很明确的解释。告诉他，还不认错。
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大声疾呼要振兴国学，“脊续文脉”。可是，“脊续“这个词就是生安白造的。从文意看，应该是古汉语的常用词“赓续”，意思是接续。如此振兴国学，太丢人了。估计是该校某位教授替他写的。我说与其侈谈振兴国学，毋宁切切实实学好语文，不要基本的词语都搞错了。他们也不认错，说台湾的学术文献有很多这样用的。中大中文系恰好有一位台湾出生、长大，后来到美国读博士的教授，她说没有这样的用法。为慎重起见，我再请她问问她的母校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的老师。答复也是没有！骗不了人。
别笑，下面讲到贵校。三月初贵校一位前任副校长逝世，他的家属在《羊城晚报》登讣告，居然说“尊父”怎样了。尊父说的是别人的爸爸；说自己的爸爸，通常用“先父”（已逝世）或“家父”“家严”。呵呵，这样等于说你爸爸死了，而不是他们的爸爸死了！
类似的笑话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要继承，但现在有人提出的要将它制度化，要按儒家那一套修改现代社会制度，那样问题就大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我想，中国文化除了大家知道的优点以外，有四个弱点是很明显的。
第一，总是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这个原则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受的教育怎样，假如你读了大学后还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完全正确，我想你的通识教育不及格，对现代社会不理解。这不是奇谈怪论。
现代社会，每个公民都应该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牵涉到一个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政府为什么存在？原来讲君权神授，后来明白了，不是神授，而是民授，主权在民。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解决了这个政治常识。所以17世纪、18世纪的三大革命文献非常明确，1628年英国的《权利请愿书》，1776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贯穿其中有个基本思想：人天生有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财产权、生命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公民组织了政府；政府是为了保卫公民的自由、权利而存在的，主权在民。假如你连这点都不知道，你的现代政治学的常识不及格。同时任何现代国家都应该是法治国家。
所谓法治，说到底就是通过法律来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所以有个学者说，现代民主说到底就是个人权利的法律化。
但达到这点很不容易。孙中山是革命领袖，他在20世纪20年代还说，我们中国人不需要追求个人的自由，因为个人自由太多了，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国家自由。这句话错了。错在哪儿？国家无所谓自由问题，国家是独立问题。对外国的压迫、侵略，我们要反抗，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国家对内的管理机构是政府，应该实行宪政和法治。对政府来讲，法律没有授权的不能做，不能“自由”
施政；对公民来讲，法律没有禁止的就可以做。这又是现代政治学的常识。也许有人认为，国家自由、国家独立，不过是文字表达不同而已；即使按照这个解释，两者对自由的态度也是完全不同的。
争取国家独立或自由，为的是让国民享有充分的自由，而不是接受本国统治者的专制、压迫。
但是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处处讲集体利益至上。这也是一个陷阱。谁来判断这件事代表集体利益？当前最重要的集体利益是什么？这些有没有经过民主程序？往往没有。那些政治家和政府官员，常常以集体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哄骗一般百姓。这样行吗？
第二，儒家思想很强调等级和服从。
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新儒家解释，这个说明儒家有限制君王的作用，是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确实包含着对君臣父子各自的道德要求，但前提和内涵都指明等级是绝对的。君臣父子是服从关系，等级秩序不能打破。据记载，孔子说完后，齐景公立即说：对呀，假如君不君，臣不臣，虽有财富，我能享受得了吗？新儒家认为这是对君臣父子的制约，显然是片面的解释。
但现在有人说，这些东西是“儒表法里”。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好的都是儒家的，坏事都是法家思想的毒害。判断这句话对不对，先要厘清法家和儒家的基本差别。社会制度稳定后，通常体现在法律条文上。研究中国法律史的权威瞿同祖先生说：中国法律儒家化滥觞于西汉，“经魏晋南北朝已大体完成”。（《瞿同祖法学论着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法家强调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按法律办事；它维护等级制，但一定依照法律办事。用韩非子的话来说是：“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儒家不是这样，儒家思想的核心按陈寅恪先生的讲法是三纲六纪，三纲是不平等的，六纪就是六亲。中国的法律规定按照亲等不同处罚是不同的，父母、祖父母要是摧残后代，罪责不重。最初，父母可以随意处死儿女；后来不能随意杀害了，可以以“不孝”为名，请地方官处死或判刑，而且“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大清律例》）儿孙打或骂父母、祖父母则是大逆不道。皇亲国戚功臣犯了法，与平民不同，可以减罪。所以《唐律》以及后来的《大清律例》《明律》
等中国法律文献，里面都有一个“八议”制度。八种人犯罪可以宽减：假如是皇亲，假如有功劳，可以减罪，看不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踪影。所以，“儒家法里”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第三，中国文化还有一个传统是崇拜偶像和权威。
现代化就是理性化过程，造神还是祛魅是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我们吃造神的亏太多了。跪倒在万岁脚下，给我们带来什么？
记忆犹新，不必讲了。
与此同时，不能用内心自由、认识论的自由取代社会、政治权利的自由。国教派和老左就是用这些忽悠我们，要人们不要追求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好好修心养性，你就自由了。或者是：认识必然就是自由——我的主张代表客观规律，你们服从我就是自由了！
第四，中国文化没有讲求逻辑和实验的传统。
比一比古希腊和春秋时代，我们有《几何原本》一类的书吗？
明代末年《几何原本》翻译过来，震动了中国士绅阶层，原来有这样一个推理证明的系统。利玛窦到中国，在《中国札记》提出一个论断：中国人不懂逻辑，没有逻辑规则。中国有数学传统，当《几何原本》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出了一个完整的翻译本，曾纪泽代他爸爸写的序言中指出，中国的数学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没有上升到公理系统，没有严格的论证过程。中国为什么不能在自身的文化基础上发展出自然科学？两个原因，一个是逻辑论证的传统没有发展起来；另外一个是没有实验的传统。中国强调用实践去检验，不知道有逻辑证明和理论推导。但理论证明的系统是科学发展的很重要的问题。
我讲这些就是说明，我们对传统文化要有很冷静的态度。持这种态度下，才能正确对待传统文化。
现在的儒学提倡者常常夸大一些东西。他们扬言，民主自由宪政在中国的传统里都有。可是，宪政的起源是分权。没有分权制约，没有严格的法治就没有宪政，也没有宪法，有也是假的。这是学术上的一个结论。儒学的提倡者，国学的那些鼓吹者，拼命从传统文化中找一些制约的因素。从《荀子》找出一句“从道不从君”，就说道统厉害，一直制约了王权。但道统怎么算？他们说文武周公，到孔孟，到朱熹；中间都隔了那么一大段，道统就没了？
这个说法随意性很大。戴季陶更好玩，说朱熹、王阳明后，再下一步就到孙中山了。这些都是那些宣传干部制造出来的。戴做过国民党中宣部长，要宣传神化他们的领袖。其实中国整个系统从秦以后就是宗法专制，皇帝一句话就定人生死，哪里有一个独立的监督系统？有也是那些书呆子的良好愿望。黄仁宇更提出明代的相权有很大作用。明代那样绝对的专制时期，相权能有多大作用？个别时期，皇帝荒淫，不理朝政，或由于其他原因，相权似乎挺大；但一旦皇帝睡醒了、发威了，宰相就要倒大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