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眸子》在《当代》1989年第三期上刊出（其后在1992年，获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奖”）后，编辑部和我本人接到了好些读者来信。其中，有一封来自深圳的一所学校，写信人叫曾安林，曾经和李九莲同过一个单位。而且，在后者最后的时刻，前者因押送民兵的身份就在现场。我以为，将尽可能多的“现场感”提供给读者，以校正、参照暌隔了多少历史烟云的描述，这是必要的，因为描述，总是浸濡有后来者心头的情愫。
现将此信摘录如下--
李九莲枪毙时，是我们赣州冶金机械厂的民兵负责押送的，开宣判大会时，刑车由北门进体育场，由南门出体育场。宣判时，李九莲在刑车上，当时她的心情可以理解，她努力地想抬起头，看看体育场上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同时，想挺起胸证明自己的无罪。但是，四个五大三粗的警察却死死地按着她的头，顶死在车厢板上。由于用劲太大，使她的面孔发紫，两只鞋在挣扎时竟被丢失了（最后枪毙时脚上只剩下袜子）。
此时，我站在一辆解放牌车上，手持轻机枪，作为押送犯人的民兵，我本来是感到自豪的，但一看竟是我们熟悉的李九莲，我们一个个的心都很难受，说不上是啥滋味。我有一个同事竟脸色发白，嘴唇哆嗦……
宣判会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汽车以极快的速度从西门出城，途经商校，直奔青光岭（而不是您所说的通天岩）。在到凤岗和二糖厂的一个岔路口，刑车停了。李九莲被从车上提下，此时的她两脚只穿着袜，没有鞋。脸上流露出烦躁、厌世之感。大概是由于虚弱，她放在地上时不由自主地倒下了，一位警察将她重新提起，从各个角度给她照了相。此时的她紧闭着眼睛，似乎不想再看这个世界一眼了。枪声很快响了，是用半自动步枪打的，距离只有一米半，从后胸打进，共打了三枪，又补了两枪，共是五枪。末了，一鸭公嗓警察报告执行官问要不要再补枪？执行官背着手，声音有些发虚地说：“算了，活不了了……”
这时的我，倒是敢于“正视”，这要比平常比我更有男子汉气的小温要勇敢多了，因为他躲得远远的，背向这边，说什么也不愿回头。而我的距离，离刽子手不到三米。可是敢于“正视”的结果，是三天吃不下饭，李九莲那被惨杀的场面，久久地盘踞在我的脑海中……
1989年9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