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在举行诗歌大赛，或是开元宵灯会，每个单位都尽力将自己的“牛鬼蛇神”打扮得特别些，醒目些，刺激些。仿佛只有凭着这份刺激，精神生活已经瘦土般贫瘠的人们，才能得到某种满足，某种宣泄，也使这被灰蒙蒙色调笼罩的南方小城，略略显出了几分生气……如果说李九莲震惊：国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不但表现在诸如“四大发明”和万里长城上，也表现在对人格与自尊蹂躏的种种花招上；那么，她更是震惊这种蹂躏何以如此强大，有时竟简直不像是被迫的，而是自觉的。她父亲本是莫须有的问题，他却总是写莫须有的检查。肚里没喝过几滴墨水，别人代他写了，他嫌不深刻，要李九莲重写。平时他话并不多，像许多老工人一样，那话大抵停留于感性层次。可现在他却有了凭空给自己上纲上线、搜罗“罪名”的能力，而且，这能力每过几天都几乎提高几寸。像有了鸦片瘾的人，离开了那杆老枪不行，他则每天离开了那几寸不行，仿佛这不是在给自己编织政治上的死刑，而是给自己编织一件温暖的毛衣……
于是，他一次次要女儿代写检查。李九莲怜悯父亲，卑视父亲，他的肉体虽在，灵魂早就死了，她不肯写，他猛然跪倒在地，一个劲地向她叩头。她躲开父亲，走到窗口边，泪水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厨房里的母亲被外屋捣蒜般的响动惊动了，走进屋来，怔怔地看了一会，又走到女儿身边，叹了口气：
“九莲啊；他是做爹的，你是做女儿的。他要写，你就给他写吧。你要不写，不怕他把你拜死？”
“三查”运动，随着夏季的来临，急剧升温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满面红光，熊腰虎背，自称“脚板下走出了马列主义”。在全省境内，他不辞鞍马劳顿，走到哪里，他那个带湖北红安口音的宏亮嗓门，便如一门榴弹炮似地，隆隆地响在那里：
我们江西省的形势是空前的大好，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宣传大普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出现了崭新的阶段……形势大好的又一标志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大提高，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掀起群众性的大批判和“三查”运动的新高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理论上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一小撮走资派、特务、叛徒，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发动一个持久、主动进攻的人民战争。形势确实是大好，在我们江西，从档案里清查到的叛徒、特务有四千多，方志纯又拉进一批。国民党在江西，庐山是大本营，上饶是集中营，49年南下又一批国民党渣子，都留在江西，很多机构是原封未动。医学院原是中正学院，从干部到讲师，70%是国民党留下的，院长就是国民党员。盐务局、航务局、港务局，都是原班人马。学校更复杂，
在干部和教员中，有一批坏人，党政机关，省人委挖出五百多，省委也挖了一百多。南昌七中是美国教会学校，是训练特务的，这回事件出在七中，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原因的……
赣州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刘云，也仆仆风尘，冒酷暑去瑞金、兴国走了一遭。他回到赣州后，在地、市各单位革委会负责人的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李九莲听了这个报告的传达，报告里首先讲到瑞金的情况：
……通过大反右倾大鼓干劲，对领导上的右倾解决得比较好，一般都能积极认真地去抓阶级斗争，对“三查”领导决心大，抓得紧，效果明显，能亲临第一线指挥，亲自把关，很快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因此发动了群众，出现了子女揪自己父亲、揪自己母亲的大好局面，攻下了瑞金以刘辉山为首的刘少奇“粗长黑线”叛徒集团的顽固堡垒，揭露了“老革命”的假面目，教育了群众，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
在刘云看来，这个昔日的“红都”，现在已成为小台湾了--
“目前，瑞金全县共揪出三查对象5319人，其中叛徒830人，占全县原老干部的80%左右，特务266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48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2354人；现行反革命和反革命两面派94人，还破获了反革命组织49起，331人。全县先后还组织了三批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难点单位，揭盖子，攻碉堡。由于群众发动起来了，形成了进攻的强大力量，真正做到狠批深挖，许多难案都得到了答案……”
不仅是瑞金，整个赣南，恍如回到三十年代红军被迫北上，国民党打回中央苏区的日子，不同的只是那时被称为“白色恐怖”，而现在的恐怖，则是“红色”的。
李九莲几乎走到哪里，那里便见到惊恐不定的眼睛，每一天都能听到来自各地的毛骨悚然的风闻，她总觉得空气里有一股血腥味--
在杀了三百多人的瑞金：
有一家理发店，店里有三个师傅。两个师傅组织起“革命群众法庭”，摇起语录本向另一个宣布，根据《毛主席语录》某某页某某条，你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现在判处你死刑，立即执行。将他杀了后，还在理发店门口贴了布告，以示郑重与磊落。
一个公社，将预先选定的“三查”对象集中起来，要他们去山上挖树洞。横多少米，宽多少米，均有严格要求。可树洞不挨在一起，稀稀疏疏，以致谁也看不见谁。挖好洞后，便向看押者报告，未等讲完，报告者便被一顿铁锄砸死，推进洞内埋掉了事。事后，公社“三查”领导小组负责人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活学活用了，阶级敌人也得给自己准备坟墓。”
在杀了二百七十余人的兴国：
一个公社的武装部长被打成“反共救国军司令”，家里被视为“黑窝”。经公社“三查”领导小组核准，全家满门抄斩。根据上峰“一不能开枪，二不能白天执行，三不要贴布告”的指示，行刑队夜里开到了前武装部长的家里。从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到其老婆、孩子，全被一个个绑在户外的几棵老树上。不知怎的，这时，厩里的猪，笼里的鸡，全炸了营。一个队员嚷道：“叫，叫个屁，杀了主人后就收拾你们！”
不料，这一嚷，引出了不同意见，一个已经有些疲乏的队员，想到等会儿还要用梭标将这家人一个个捅死，便提出：“杀了人，满身血污滴嗒，哪能吃得进酒肉？不如先将畜牲们杀了，吃了，咱们杀起人来也有力气。”
后者的意见占了上风。正在拔鸡毛、剖猪膛的当口，县里来人通知，说是省革委会紧急电告各地，必须制止愈演愈炽的杀人风。行刑队头头自觉保持了与上级的一致，说停就停了。临走前，前武装部长噙着豆大的泪花，紧摇提出先吃酒肉的队员手说：“不是你，我一家都去阴曹地府了，你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呐……”
在另一个公社，公社“三查”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却闹起了“自由化”。县里来人通知时，十几个“五类分子”子女，还有“反共救国军”的“司令”、“副司令”、“参谋长”、“组织部长”……已被结结实实地捆在公社所在大院的树上。下面人正要松绑，此公端杯茶水，慢悠悠地从屋里荡出来，环视了一下现场，又慢悠悠地说：“既然绑来了，放也麻烦。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
于是，这一行人没能赶上“落实政策”……
真乃是“红色恐怖”，“三查”运动的那段日子，李九莲做梦也常常是红色的：冲天的火光。淌血的梭标。天安门广场上红卫兵的海洋。响尾蛇般嘶嘶奔窜的机枪火舌。苍蝇兴高采烈地发现了几朵艳丽的罂粟花，它们开在一个年轻人的尸体上。嶙峋的野狗懒洋洋地逡巡，猛然，精神顿时竖起在尾巴上，它吮吸地上从未喝过的高贵液浆。语录本，森林般挥起的语录本。幸福时挥，批判时挥，武斗时挥，宣判时挥。被别人推上首页的毛主席老人家，您不觉得累吆……
李九莲从梦里惊醒过来，连梦里都无法逃避，她觉得眼前的世界真是没有一块净土！
她不知道别人怎么能生活下去，照旧吃饭、排泄、上班、性交，生孩子，照旧议论别人的劫难和庆幸自个的平安……眼前，她看到的不是人在生活，如同她认为她父亲的灵魂已经死了一样，她看到满街上走的只是没有思想、也无需自由呼吸的幢幢影子。
一种犹如冰水侵透骨髓般的孤独感，常常驱使她在街头看那一张又一张军管小组的判刑布告。一个二十四岁、名叫熊辉的青年，公开刷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标语，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因此类原因被判酷刑的还有不少。她觉得这才是人的世界，响彻的才是人的声音！
此外，李九莲只有梦醒之后，披衣而坐，在自己的日记里汩汩地渲泄着孤独……
毛泽东主席犹如一位气魄宏伟的魔术师，在东方大地上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红卫兵运动，可终究，他又是位力不从心的魔术师，未能把放出来的“魔鬼”又收回到自己的瓶子里。
1969年2月以后，已经摘下红卫兵袖章，分配在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的李九莲，在日记里写了以下内容--可恨乎？宫廷里指鹿为马，无人敢言，是宗派分裂。还是阶级分裂？百姓难断是非，何必跟着瞎跑呢？真是欲加罪名，何患无辞！
抓阶级斗争有什么用呢？只是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罢了。“一抓就灵”，有的时候也会失灵。比如下乡工作中的阶级斗争吧，是根本错误，抓学生中的右派，原来不是取消了吗？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乃至青年的资产阶级思想是少了呢？还是多了？我看是多了，把政治那一套都看透了。
残冬的太阳余光是明亮的，略有温暖的，然而实在是无力的，不能持久的。尽管是这样，即使穿着棉袄还在发抖的人们，仍不得不赞叹--在人群中说：“啊，多么伟大，多温暖的太阳啊！”为的是……只有那些还没有棉衣的“无产者”才能大胆地说：“它并不伟大，也并不温暖，不然，我怎么会冷得发抖呢？”
现在人们是得过且过罢了，而在心里都是期待着……文化大革命后，对干部阶层，对知识分子阶层，对青年学生阶层，有着特别深重的影响。干部下放劳动，这期间的血泪何其多？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这期间的痛苦与绝望又是何其多？知识分子们呢？不干了。我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太多了啊！
这是什么现象呢？人们都在问，活着有什么意义？都渴望战争，希望在战争中消灭自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什么地方？既然是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人们逐渐陷入痛苦和贫困，难道这是所谓的“共产”吗？
我的家庭，只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即由幸福走向痛苦。这样的家庭现在有多少？《家·春·秋》作于旧时代，反映了时代的去向，今天的《家·春·秋》也似乎如此吧？我决不在革命的道路上倒下去，只不过想试图开辟新的道路罢了……
世上是浑浊的，人们是麻木愚昧的……
我厌世。
厌世者是愚蠢的无能的自私者也……
屈原是何苦呢？未免太悲观了吧？
国破尚如此，何苦惜自身？
自“三查”运动伊始，毛泽东不打“民意牌”了。但是，千千万万青少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充分发动起来，并不仅仅是因为理想主义，因为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历史使命感--
“今后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
更重要的是，他老人家虽然未在理论上提出，却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里触及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权问题。在《十六条》中，他明确主持制定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人民群众在这场“革命”中必须具有的权利。“炮打司令部”后，他愤怒地斥责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撤走了工作组，下令为被这条路线迫害的群众平反。1967年夏天，又是在他的批示下，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将那些在所谓的“二月逆流”里被关进监狱的“反革命分子”接了出来，并给他们以拿破仑凯旋法国似的欢迎……
这一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中国，何曾有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