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在首都，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东单，都出现了“李九莲无罪”一类的大标语。在省会南昌，数以万计的关于李九莲问题的大字报，在主要干道--八一大道上有铺天盖地之势，即使在绵绵雨天，也伞阵迤逦，人潮不绝。在整个江西大地，“李九莲”三个字，如雷贯耳，似风遍行。唯明，便是在他当时下放的县里看到有关她的大字报的--
记得是在一个阴雨蒙蒙的上午，我来到县城，看到了被人们簇拥着、竞相观看的文章，标题是触目惊心的：《请看--李九莲冤案真相》。开头一段文字写得那么沉痛，又是那么激情。当我一举目，看到了李九莲的照片，我惊呆了，这是一张多么美丽的脸庞啊，端庄秀气的瓜子脸，细长的眉毛下面，大大的眼睛里流露出无尽的忧郁……
她作出了判断，作出了选择，而且开始了痛苦和磨难。她由自己父亲的遭遇，进而推想到刘少奇、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遭遇。她开始怀疑这场“革命”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开始厌恶林彪和怀疑起“红太阳”的光辉来。厄运的阴影从此笼罩了她，然而，最终使她陷于绝境的，却是爱情。……我几乎是用力忍住涌出来的泪水，看完了她的“真相”。然后，我再一次走到她的相片面前，细细地端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柔情，悄悄地生起，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她说，你是无辜的，你是可爱的，从现在起，我成了你的崇拜者和支持者。你的命运，已经牢牢地牵连着我的心，让我为你的平反，为你的出狱，为你璀璨的美丽，为你重获人间的幸福而呐喊，而斗争吧！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挤出了人群。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路默默地走回工厂，脑子里只有李九莲，李九莲，牢狱，牢狱，信，信。眼前，只有她那端庄美丽的脸庞，只有那双忧郁地温柔地凝视着我的眼睛。
记得当夜万籁俱寂的时候，我摊开信纸，向在远方的恋人急急地倾诉着我的感受和情绪，从此，李九莲便成了我们相互间经常的话题，我们共同为之喟叹，为之不平。记得我给恋人写过，亲爱的，请原谅，当我一见到她的相片，我就明白，自己已经立刻爱上了她。假如命运之神没有把你送到我的身边，我一定会向李九莲，这位被囚的维纳斯奉献我的心。我会为她奔走呼号，为她走到天涯海角永不回头。今天，当我将自己的心扉坦露给读者诸君时，我仍然感到了难已的激情……
从此以后，李九莲案件便深深地撼动了我，影响着我业已开始的对社会、对人生的思索。我知道在整个江西大地上，李九莲案件也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声援李九莲，要求释放李九莲，她成了江西各地一时间议论的中心。
可以这样说，在我们民族现代思想解放的先躯者中，张志新，遇罗克，史云峰，官明华，王申酋……论当时影响，没有比李九莲更大的了。他们的英名，大抵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世人所知；而李九莲的名字，还有她的思想与风骨，在1974年，便在江西大地上涌动着另一条奔腾的赣江！
这条“赣江”，不仅是为解决李九莲一个人的冤案而滔滔东去。“调委会”及各地人民群众几百万言的辩护、申张文字，因为有的散失了，有的至今仍锁在某个公安局的铁柜里，而留存下来的因为篇幅关系，不可能在这里一一展示。但是，它们既然沿着李九莲已经打破坚冰的河道出发，那么无所畏惧地冲击当时中国森严壁垒、不可一世的理论与实践、现实与历史的重大禁区，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其狮鬃般猎猎高扬的潮头，便是在“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偏偏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及如蝇逐臭、如蚁逐膻地吸附在这“成果”上的新老权贵们，毫不留情地打去！
丙辰年清明的绵绵细雨中，天安门广场上那花圈的海洋，诗文的海洋，已经毫无愧色地被镌刻上了中国现代思想解放的历史丰碑。然而，请不要忘记，在赣南那广袤的红土壤上，还有在江西，所发生过的这一切，要比“天安门事件”早两年！
或许，因为它们发生在两年之前，发生在哺育了人民军队和共和国雏型的革命老区，发生在最早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又最虔诚地崇拜毛泽东主席的人民群众之中，这一切便更值得让今人沉思，叫后人玩味……
在罗马，穿过当年烧死布鲁诺的鲜花广场，来到柏拉丁山的脚下，再经过蜿蜒曲折的一条小路，便来到莫尔西亚山谷的尽头。这里耸立着一座巨大、阴森的古堡，这便是闻名世界的罗马宗教法庭。
法庭大门右部的大理石板上，镌刻着几个黑色的大字：
“圣经，这就是我们法庭的真理。”
在这里，1633年6月，法庭对伽利略进行了严厉的审讯。刑讯持续了五十余个小时，法官每四小时换一轮，却不许伽利略有一分钟合上眼睛。行刑者将毛骨悚然的刑具拿了出来，以老师的耐心，向这位大科学家讲述了每件刑具的用法及对人身造成的摧残……伽利略在关押三个多月后，最终屈服了，承认了自己长期坚持并宣传的哥白尼的“太阳静止在宇宙中心”和“大地昼夜运行”的真理，是对《圣经》和教会的严重诬蔑与攻击。
主持审讯的格鲁利主教，宣布了宗教法庭的判决：禁止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的发行和流传，暂时将他正式关进监狱，并规定伽利略在三年内，必须每周唱七个忏悔的圣歌一次。
宗教法庭并不起源于十七世纪，也并不仅仅存在于罗马。它约形成于十三世纪，在整个漫长的中世纪里，它几乎广泛存在于欧美各国。宗教法庭，又名异端法庭，顾名思义，即是以镇压异端为自己职责的。凡否认教会制度的信仰者，即为异端。犹如有上帝就必有魔鬼撒旦一样，自基督教会产生，异端，就如影子般始终困扰着它。为此，教会展开了长期的斗争，最终选择了火与剑--“谁要是不听规劝，那就把他从世界上消灭掉！”
中世纪最大的神学家托尔斯·阿奎那（1225-1274年），在其《神学大全》中，这样论述了宗教法庭镇压异端的必要性：
“败坏作为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比起伪造维持世俗生活的货币来，问题要严重得多。所以，如果说货币伪造者和其他的坏人，由世俗当局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是公道的，那么，异端分子一旦被认明有相信异端的罪行时，就可以有充分得多的理由，不仅将他开除教籍，而且判处死刑。”
异端法庭，鼓励、接受日常生活里最卑琐的告密，此外，它还养有一批“鹰犬”，在哲学、政治、历史、艺术等诸方面的著作中，去嗅出异端的思想和学说。为此，它既对付向王权和世俗封建秩序发出挑战的平民们的反抗活动；它也对付向教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地位挑战的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在1481年至1808年之间，欧美各国的异端法庭，共判处了三十四万人，其中被火刑活活烧死者，达三万二千人。相比之下，对伽利略的判决，算是从轻的。
美国科学家和哲学家约翰·威廉·德雷柏，曾对此描述道：
有思想的人无论注视何种方向，天空都充满了恐怖的阴影。没有一个人沉没于思想之自由中而得免于惩罚。宗教法庭的行动如此可怖，所以巴格里雅利的的呼号：“一个人做了基督教徒，而能死在他自己的床上，这是太难的事了”，也就成了千万人的呼号！
异端法庭，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卑劣的一幕。这个像征着恐怖和灾难的罪恶机构，对于欧美各国人民的命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都投下了极为深长的阴影。以对伽利略的审判而言，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它“结束了意大利的科学，科学在意大利历经几个世纪未能复苏。”
如果说，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卢梭等人提出的“天赋人权”的口号，敲响了异端法庭的丧钟的话；那么1776年，美国爆发独立战争后的第二年所发表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于同年八月通过的《人权宣言》，则举起了向封建王权、僧侣神权进攻的光辉旗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廓清了道路，也将中世纪的黑暗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人权，包括人民必须具备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就这样被提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
多少年以来，我们总是说它们的提出，在当时确有进步的革命的意义，可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又总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专利，犹如狐狸把鱼汤盛到平底盘子里请仙鹤吃，可仙鹤那长长的尖嘴，怎么也吃不着，汤全被狐狸喝尽了……
那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权利，应该有真实、彻底的内容了。那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应该有着长足的保障了。虽然为了真理而斗争，在哪个时代里都不免付出代价，甚至有人牺牲，但是社会主义制度，总该比其他任何制度，对此会提供更优越、更稳定的条件吧？
然而，在“文革”十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
毛泽东主席，有绝对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犹如在饥馑遍国、饿殍毙野的年代，他在韶山却写下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诗句；在今天，面临一场能让泰山崩裂、黄河倒流的千古浩劫，他能说：“形势确实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形势大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了……”
他老人家想放时，能放得洪水滔天，不可收拾；
他老人家想收时，能收得万马齐喑，百雀禁声。
高兴时，他兴之所至，钦定林彪为自己的第一接班人；
震怒了，他又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呢，由他去吧”……并且表明自己早就洞悉了这个总摇语录本的秃顶家伙，倘若不信，有1966年5月致江青同志的信为证。
仅此一人。仅此一人。
即便是一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江青，也只有相对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
在江西，陈昌奉司令员，涂烈，潘世告，樊孝菊在这方面所拥有的自由就更不多了。他们是晒干的丝瓜，除了“两报一刊”里的观点和语言，他们腹中几乎空空如也。可话又说回来，他们正是在此不自由中，获得了为官的自由。否则，凭什么偌大一个江西省，三千多万人口，会听这样一个小小的“公社”摆弄呢？
平民百姓呢--打倒刘少奇了，你就有批判刘少奇的自由。
“英明领袖”上台了，你就有歌颂“英明领袖”的自由。
林彪是“副统帅”了，你就有敬祝他“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自由。
林彪葬身温都尔罕了，你就有说他是个逃兵、是个常败将军、鸦片枪将军乃至梅毒病菌携带者的自由。
“批林批孔”了，你就有说孔子是个色鬼、吸血鬼的自由。
“反击右倾翻案风”了，你就有喊武则天、吕后是个大法家大革命家乃至第一代女权主义者的自由。
你若被打成“反共救国军”了，你就有了构思自己如何与台湾联系，台湾在哪天晚上派来架飞机，给你扔下二门大炮、十挺机枪、一百颗手榴弹的自由。
你父亲若被揪为“历史反革命”了，你就有了揭发他拿着手枪，逼迫你去天安门城楼、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张贴反动标语的自由。
你朋友悄悄地钻研业务，你就有了与他“忆苦思甜”--忘记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自由。
你女朋友不经意地化了下简妆，你就有了给她“斗私批修”--要谨防“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自由……在“文革”十年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对于人民来说，只像是钢板与复印机，刻上什么，就是什么，要复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还像只公鸡，你叫早了，哪怕只是早几分半刻，惊扰了四邻，众人不容，你就有被宰的厄运。你要叫得与一刹那间跃上海面的鲜活太阳同步，你又难有如此精确的生物钟。你只有在霞光满天、车人如潮的时候叫了，可这样，你的功能便退化了，你成了只徒有虚名的公鸡……
毛主席曾经说过：人的嘴巴有两个职能，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在“文化革命”中，国民经济折腾到了崩溃的边缘，第一个职能，就只能凑合着对付了。为了不当“异教徒”，第二个职能也分外凄惶，或是闭口缄默，人人皆为华子良，或是悄悄地说上一点什么“小道消息”，都得关上几道门……我在大学读书时，有陪住的外国留学生真难理解，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中国人在那十年内何以会有如此高涨的繁殖兴趣？其实，并不难理解，上面受压抑，下面就要发泄。而且，这一发泄因为不要通过思想和言语来进行，又是无比安全的。否则，连这点点性趣都被剥夺了，中国人何以来人世间走一遭？
人口的高速增长，与优秀人口的被摧残、被扑灭，及全民族思维水准的奴化、僵化，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不仅是中世纪的罪恶与黑暗在二十世纪60至70年代的中国的重演，而且，还是中华民族在民族素质上的一场慢性自杀。这场慢性自杀的严重后果，不会随那段黑暗与罪恶的消失而立即消失，以至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不能不吞咽它的苦果……
而发生在“文革”中的这一切，对于人民权利的蔑视，对于人的思想和言论的禁锢与扭曲，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难道马克思主义真是这样的吆？
马克思，对于没有民主的政府作了这样的刻画：
“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旦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七十八页）
马克思对于没有公正的法律，作了这样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