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是做人的根本，“为富不仁”“为财不义”成了一种常规。但是，胡雪岩做到了“为富而仁”“为财而义”。胡雪岩虽是个商人，既非饱读诗书之士，也非驰骋疆场的将帅，可在他的身上处处体现出“仁义”二字。拥有巨大财富的胡雪岩屡行仁义之举，千方百计为普通百姓着想，从而为他的商业王朝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社会声誉。
助人为乐，与人为善
助人为乐，助人就是助己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文明礼仪之邦”的美称，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文化传承中也有许多助人为乐的例子。在古代中国，大到诸侯之间的结盟对抗敌人，小到平民百姓之间的粮食救济，华夏先民们都秉承着“助人为乐”的信条。
为什么中国人能够把这种行为不断发扬光大呢？实际上，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在帮助自己。从精神层面而言，当对别人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自己往往能够在精神上获得一种满足。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神就是救苦救难的象征，具有无所不能的神通。所以，对身处困境的人主动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这会让人们在精神上产生一种自我神圣的感觉，好像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我的超能力一样。
杨乃武家世代居住在余杭县城澄清巷口西首，家里还有妻子詹彩凤、姐姐杨菊贞与儿子荣绪。尽管日子过得清贫，不过却也温馨平淡。杨乃武在20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之后又在1873年（同治十二年）中举。他为人耿介正直，不愿向官吏劣绅们阿谀逢迎，反而经常帮助小民百姓们打抱不平。杨乃武没有想到的是，恰好就是他这种正直的性格为当时县衙一帮人所嫉恨。
1872年（同治十一年）的春天，余杭豆腐作坊老板葛品连与毕秀姑成亲，毕秀姑长相秀丽，平时喜欢穿着绿衣白裙，于是人们就形象地称呼她为“小白菜”，二人成亲后租赁了杨乃武家的一间空房。秀姑不时帮着杨家做一些家务活儿，杨乃武也不时教秀姑识字。相处久了，一些原本就对杨乃武非常嫉恨的无赖泼皮就造谣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有奸情，甚至还写了“羊（杨）吃白菜”的招贴四处张贴。对此，葛品连心中起疑。杨乃武为了避嫌，于是就要求葛品连夫妇二人搬出自己的房子，葛品连夫妇二人只好搬到毕秀姑的继父喻敬天的表弟王心培家中居住，余杭知县刘锡彤的大儿子刘子翰于是趁机通过县衙女佣用做针线活的借口，将秀姑骗去，然后将毕秀姑给强行奸污了。
1873年11月26日（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七日），葛品连流火宿症复发，但是他却误以为是自己身体虚弱，于是就吃了东洋参、桂圆等一类上火的药品，导致暴病身亡。十月恰逢小阳春，入殓的时候，尸体的口中、鼻中流出了淡黑色的血水，于是葛品连的母亲就向余杭县递状子，控告儿媳妇葛毕氏谋杀了亲夫葛品连。
县令刘锡彤原本就对杨乃武怀有成见，于是经过草率验尸之后，把“口鼻血水流入两耳”当成是“七孔流血”，将未按照规定擦洗的变色银针当作是银针变色，据此认定这是服毒导致的死亡，于是将秀姑收审。这个消息传出之后，知县刘锡彤的大儿子刘子翰担心调戏秀姑的事情被暴露，因此收买一个刁妇混进了女监对毕秀姑进行恐吓与欺骗，再加上审讯的过程中动用了大刑，毕秀姑实在扛不住酷刑的折磨，于是不得不屈供自己和杨乃武早有奸情，是二人合谋杀夫。杨乃武被县令传讯之后，双膝被烧红的火砖烫得焦烂，三次上夹棍拷问，三次昏死过去，然而始终没有招供。可恨知县刘锡彤依然凭借着犯妇已供认不讳作为定罪的理由，将案子呈报给了杭州府。出身军功、向来看不起读书人的杭州知府陈鲁也就根据余杭知县的呈报对杨乃武滥施刑讯，杨乃武一次次跪火砖、跪钉板、上夹棍，屡次昏死过去，最终还是因为熬不住酷刑的折磨，被迫屈供认罪，谎称自己从药店买来了砒霜交给秀姑，然后由毕秀姑下毒毒死了葛品连。杭州府于是判定毕秀姑凌迟（零刀碎割）处死，杨乃武斩首示众，同时上报给了浙江省。
浙江巡抚杨昌泼曾经亲自审讯过此案，但是杨乃武、毕秀姑由于自感木已成舟、难以翻案。于是依旧像以前那样屈供认罪，杨昌泼派遣候补知县刘锡泼前去余杭对案件进行秘密调查，然而刘锡泼不仅没有传亲友近邻细细核实案情，反而收受了刘锡彤贿赂的人参、貂皮等物品，随后就回报杨昌泼说这个案件“无枉无滥”，最终，杨昌泼就按照杭州府拟定的罪名将此案上报给清廷刑部。
但是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却压根儿不相信自己的弟弟会做出这等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的伤天害理之事。于是她在探监的时候叫杨乃武亲自写下诉状，然后她自己身背着“黄榜”，艰难跋涉了两个多月，在1874年7月（同治十三年六月）来到了北京，前去都察院（中央最高监察、弹劾机关）投诉。然而都察院不仅没有受理这个案子，而且还派人把杨菊贞给押解回了浙江，杭州府和浙江省重新审理这个案件时都对原判予以维持。
杨菊贞横下一条心，就是死也要给弟弟申明冤情，她打算再次前去京城告御状。可是，去京城打官司，跋山涉水、艰辛备尝的那份磨难先不说，就是那笔费用也叫人愁肠百结。因为前几次官司已经花掉了许多诉讼、盘缠等费用，杨乃武家中的十多亩桑田已经被变卖干净了，家里剩下的人只有杨乃武的妻子和杨菊贞两个妇道人家，以及杨乃武10岁的儿子荣绪。苦于没钱的杨菊贞就此陷入了绝境。
就在杨菊贞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对杨乃武小白菜案抱着深深同情的胡雪岩此时慷慨解囊，赠送给了杨菊贞200两银子，这笔银两就成了杨菊贞再次告御状的救急钱。“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到一个人被钱难倒了，自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来递过去：‘拿去，够不够？’”胡雪岩这样说道。
为了获取京城官员们对杨乃武一案的同情，唤醒他们扶正除邪的良知，胡雪岩还专程拜访了在杭州老家办理丧事的翰林院编修夏同善，将杨乃武、小白菜的冤情向他讲明，请求他回到京城以后寻找合适的机会向同僚进言，帮助重新审理这个案件。
杨乃武小白菜案发生的时候，胡雪岩已经是有着道员兼布政使衔的官员了，同时还担任着上海转运局委员的职务，既有财又有势。这样一位财势煊赫的人物对案件的介入，使得杨乃武小白菜案立刻就有了转机。1874年（同治十三年）农历九月，杨菊贞陪同杨乃武的妻子詹彩凤、杨乃武的儿子荣绪与姚贤瑞，历经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再次来到了京城。首先她们拜见了夏同善，将杨乃武的控诉状递了上去，并经过夏同善的介绍，又遍访在京的浙江籍大小官员三十余人，然后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投上了诉状。
夏同善不忘胡雪岩的托付，一次次拜访大学士、户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觫，恳请他前去刑部查阅浙江审理杨乃武小白菜案的所有卷宗。后来在翁同稣和刑部负责浙江司刑狱的林文忠（林则徐）第五子的一起努力下，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亲自下了谕旨，重新审理这个案件。然而因为办案人员一直拖延，使得案子始终悬而未决，慈禧太后于是指派正在浙江考选遗才的浙江学政胡瑞澜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杭州复审此案。出身科班、对刑狱一窍不通的胡瑞澜滥施酷刑，导致杨乃武双腿被夹断，却依然不肯招供，毕秀姑手指全部折断、上衣被剥、开水浇身，烧红的铜丝穿人双乳，毕秀姑不得不再次喊冤屈招。直到1875年（光绪元年）给事中边宝泉上奏表示异议，夏同善等浙籍京官联名上书，奏明这个案子审理得不清不楚，但怕浙江从此以后会没有人肯读书上进了，众口一词地要求把案子提入京城复查。
清廷于是下旨刑部，于1876年（光绪二年）底，把葛品连的棺木移往京师，当众开棺验明死者确实是因为生病而死亡的，到了这时候，这一件历时三年多的大案才最终真相大白。杨昌泼以下的审办官员统统受到了处分，杨乃武和毕秀姑出狱，杨乃武回到杭州后特意前去叩谢了患难相助的胡雪岩，回乡之后以种桑、养蚕为业。
由于妻子詹彩凤双目失明、姐姐杨翠贞积劳成疾病故，杨乃武独自一个人承担了的家庭所有重负，最终于1914年病故。而毕秀姑则在后来前往县城南门外“准提庵”削发为尼，到1930年才去世。
乍一看，行侠仗义的行为好像和商业行为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关联，作为一个商场中人，似乎最应该关注的是商业行为、商业竞争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然而胡雪岩却在关注商业竞争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在了行侠仗义之上，那么胡雪岩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对他的商业行为会有好处吗？好处自然会有的，答案如下：
首先，将自己的名气散播出去。
“杨乃武小白菜”案在当初轰动一时，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替杨乃武打抱不平的人非常多，然而却由于找不到门路，可是又都不甘心眼睁睁看着杨乃武小白菜蒙受不白之冤。就在此万般无奈之时，胡雪岩走进了人们眼中，他的出现给了人们一个很大的希望：以胡雪岩的权势、财富，洗刷二人的冤屈应该不是难事。事实的确如此，胡雪岩不负众望的确帮二人翻了案，一时之间，胡雪岩的名字不但在整个杭州城众所周知，而且还散播到了所有听闻过“杨乃武小白菜”案的地方，不用说，阜康钱庄、胡庆余堂的名气也借此开始散播出去。
利用公众关注的事件对自己的品牌进行宣传是现代商业社会经常使用的一种宣传商术。对于现代企业而言，这一点同样可以利用。树立企业品牌、进行产品推销并非要通过商业的渠道和方式去进行，完全可以如同胡雪岩那样，通过某些公众性事件、慈善事件进行操作。一个跨国公司的总裁曾经这样说过：“广告部我们可以不要，但慈善事业却不能不要。广告给人的感觉是在赚他们的钱，而慈善事业却使他们放弃了防备心理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我们。”
的确是这样，人们往往更需要在情感上，在对他人的关心上，对社会的责任感上获得新的支柱，绝非在利益上。身为商场中人，应当从这些道理中去发掘投资方向，以便求得公众的支持，获取自己的利益，这才是大有前途的行为。
其次，对自己的地位进行巩固。
胡雪岩仗义相助杨乃武等人，除了出于商业目的之外，事实上还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当时的胡雪岩身兼道员、布政使衔与上海转运局委员的职位，财势通天，很自然的就被很多人嫉妒，以至于很多“政敌”在无形之间对胡雪岩进行中伤，并对胡雪岩店铺的产品进行抵制。这使得胡雪岩的生意变得十分难做，并且随时都有倒闭的危险。胡雪岩自然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正好借着杨乃武的案子把这些人统统打倒，从而清除了自己的政敌集团，胡雪岩也就可以继续稳稳当当地做生意、当官了。
在商场之中，这其实就是“借刀杀人”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通过第三方的力量来达到击败对手的目的。大多时候商场中的争夺，商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坐山观虎斗”来获取意外的收获。当然，如果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必须对争斗双方的实力进行适当的评估，并在关键时刻出手一击，这样往往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胡雪岩商道箴言
以现实物质角度来看，“礼尚往来”这个词给我们说明了，帮助他人对自己来说也是好处多多的。就像胡雪岩说的那样：“倘若在别人身处困境的时候，助人解了困，人家肯定会记在心里的。到时他借着手里的权势，略微给点儿方便……”自然了，这绝非是强调助人为乐的目的是为了求得他人的回报，不过是从经商的角度把这点关于做人应该具备的道德展开来谈。
雪中送炭，温暖人心
性格不同的人，其人际关系也会迥异。对于胡雪岩来说，怎样搞好人际关系，其中大有学问。譬如说，如何去对待那些迫切需要帮助的人，其中就有很大的学问；对此，你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对其死活不去理会，或者热情相助，以便得到回报。前者委实眼光短浅，后者却是眼光远大。如果一个处境窘迫的人得到你的帮助，那么当他获得成功的时候，肯定会在第一时间想着感念你并回报你。胡雪岩将这种“雪中送炭”的方法，称之为“烧冷灶”。这就是胡雪岩典型性格中的贴身性格之一。
胡雪岩对王有龄的资助正是这种“雪中送炭”式的帮助。用胡雪岩的话来说：“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着觉。”还有一个关于此事的更清楚明白的说法。胡雪岩告诉王有龄：“我曾经读过看人面相的书，你的根骨预示着你终将是富贵之人，我这里有替东家从某人那里收回的500两银子，请你一定要收下。”
事实上，胡雪岩的这次“雪中送炭”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原因是胡雪岩其实是挪用了东家的钱来私下里帮助王有龄的。因此王有龄害怕自己一旦用了钱，就会连累到胡雪岩。而胡雪岩的回答却非常朴实：“你用不着担心，我自己会给东家一个合理的解释的。我除了一条命之外什么都没有，就是想东家要我的命也对他没什么好处，却白白地失去了500两银子，他肯定不会对我很苛刻的。你就放心拿着银子去吧，事成之后快点还回来就是了，千万别忘记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既然能下定这样的决心，就看出胡雪岩已经拿定了主意，这个忙是一定要帮的了。胡雪岩成功的基础就是由这次“雪中送炭”而奠定的。
这种“雪中送炭”的方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流行。旧社会上海滩大亨黄金荣，就是在蒋介石患难的时候与其结识的，他不但帮蒋还清了数千元的债务，还给蒋介石资助了一笔旅费，让蒋介石可以投奔广州。之后蒋介石在政界发迹，黄金荣的地位也就牢固不可动摇了。杜月笙结交戴笠也是同样类似的情况。戴笠从小是个无赖，靠着摆小摊骗钱度日，被警察所追捕，之后来到上海混社会，也是在流氓群中干一些无本“生意”。当时，杜月笙已经跨进了黄金荣的大门，当他和戴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认定戴笠是个“人才”，因此与戴笠倾心结交，没多久二人就结为了兄弟。后来戴笠在仕途很不顺利，有一段时间甚至陷入到了一文不名的困境，于是就去恳请杜月笙帮忙。当时，杜月笙已经是上海滩首屈一指的阔人了。但是却依然顾念旧情，一次就给了戴笠50元。戴笠用完了这50元，杜月笙就又给了他50元。对杜月笙“慧眼识英雄”的恩情，戴笠始终记挂在心，当他后来成为炙手可热、杀人不眨眼的大特务时，还经常对部下提起往事，赞叹杜月笙“古道热肠”，算得上他生平知己之一。每次去上海，都一定会跟这位盟兄亲密交往，共商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