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董《举贤良对策》中的神学思想
董在元光元年五月举贤良对策时，汉武帝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照）厥（其）理。”
回答这样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回答，董在回答时，几次引用孔子的话，但孔子是位不谈天命鬼神的人。如《论语?公冶长篇》载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杨伯峻先生译文为：“先生关于天性和天道的言论，我们听不到。”《论语?述而篇》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译文为：“孔子不谈怪异、勇力、叛乱和鬼神。”然而，董在回答武帝提出的上述问题时，先引用孔子的话，而后就说非天命不行，这样就宣传了他的天命决定一切的神学论。如：董仲舒在对策中说：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兴废在于己，非天降命（命，天之令）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今文尚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鸟’，此受命之符也。”
董引用了《论语?卫灵公篇》孔子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句话杨伯峻先生译为“人能够把道廓大，不是用道来廓大人。”这句话讲的是人与道的作用问题，根本没有牵连到天。但董接着说：“治乱兴废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并进而讲了周武王伐纣时的天降的符瑞。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治乱兴废，要靠天命才能解决问题。什么是天降的“命”呢？董在下文中就说“臣闻命者天之令也”。这就是说“天命”就是老天下达的必须执行的命令，这样，就把天说成是凌驾在人类社会之上的人格化的最高的神。因此，董就完全窜改了孔子的原意，用他的神学思想代替了孔子的学说。
再如：《论语?里仁篇》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杨伯峻先生译文为：“有道德的人不会孤单，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和他做伙伴。”董仲舒引用了这句话后，就和灾异、天命联系在一起，鼓吹只有天意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董仲舒在对策中说：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皆叛，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累而妖蘖生矣。此灾异所缘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从上文可以看出：董认为孔子“德不孤，必有邻”这句话之所以行不通，就是因为“废德教而任刑罚”造成的。由于“刑法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累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起也。”因此，“灾异”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废德教而任刑罚”造成的。紧接着，董在下段就说“臣闻命者天之令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又说“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最后，董对汉武帝说“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而且又引用孔子的话说“不教而诛谓之虐”，这岂不是影射武帝要让“虐政用于下”吗？等等。
从上述两个具体事例看，董仲舒是把天的命令，即天命看成是天（神）的意志，是皇帝应当遵守与服从的。至于儒家的学说、孔子的思想则是他可以任意篡改的体现天命理论的一种工具，这是董对孔子学说极不尊重的一种表现。在这次举贤良对策时，董回答武帝的提问时，讲的就是天人感应说。董仲舒反复强调“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并举例说，周以德教治国，“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秦反其道，“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董这样作是希望武帝能按他说的以“天命”神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然而从青少年就很英明的汉武帝没有受他的欺骗、没有上他的当。
董本质上是阴阳家神学的一位崇拜者、倡导者。在信仰神学、借神学骗人方面与方士有相似之处。与方士的区别，在于董有儒学博士的招牌，因此方士因欺骗武帝而被处死，董则因有儒学博士招牌免除了死刑。董在对策中论证了以天命治国，国家就会强盛；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武帝、昭帝时，不断有人搞天人感应影射朝政，皇帝没有听他们的话，如：董几乎被处死，董的弟子眭弘及其同伙都被处死，而这时汉朝的国力总的看来是在蒸蒸日上的向上发展。而汉成帝时，外戚王氏专权排斥异己，一些人借天人感应害死成帝许皇后与正直大臣，此后汉朝的国力有如斜阳西下日趋衰败。而王莽又借天人感应、谶纬神学为工具篡汉立新？可见，董仲舒的那套天人感应等神学理论恰恰充当了使汉朝衰亡的思想工具。
二、《汉书·仲舒传》夸大董功绩的事例考
董仲舒在对策中，除了讲天人感应学说的天命观、治国要用德教、严禁刑罚等之外；还提出了罢黜百家、兴太学、令郡国举贤等三项建议。然而，由于西汉后期以来对董的长期个人崇拜，《仲舒传》在评论董的功绩时，有的地方夸大其建议的意义，有的则把不是董的建议，也加在董的头上；搞的真假不分，是非难辩。因此，应当了解董在对策中提出的建议的具体内容，以便搞清问题。《汉书》卷56《董仲舒传》载|：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仲舒传》在对策中对董所作贡献的这一叙述，并不实事求是。今分别就以下四个问题，加以分析说明如下：
（一）、关于“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问题：关于“抑黜百家”是否董首提出的呢？据《汉书·武帝纪》载，董对策时间，在元光元年五月。在这一年对策，“罢黜百家不是董首先提出的。问题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景帝时，窦太后酷爱黄老术，诗博士辕固生因对“黄老术”不遵重，窦太后罚他到猪圈刺猪。武帝即位后，在建元年间，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二人因“隆儒”都被罢官。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去世。建元六年六月田蚡为丞相。《史记·儒林列传》载：“及窦太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这就是说，建元六年六月田蚡为相后，才提出“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这就是罢黜百家。田蚡又“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这就是元光元年五月的举贤良对策会议。董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对策时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息灭，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是董所说的对田蚡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的发挥。董主张对儒家之外的“百家之言”要“皆决其道”，“使邪辟之说息灭”。而汉武帝后来推行的是：尊儒术、重法治、“悉延（引）百端之学”的学术思想政策。所以，武帝不仅用儒家学派的人当官，而且也用各家各派的学者当官。两相比较，董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是不言而喻的。
（二）、关于董对策中提出“立学校之官”的问题：所谓“学校之官”就是“学官”。《汉书》卷89《循吏传》文翁传载文翁在景帝末为蜀郡太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师古注曰：“学官，学之官舍也”。这就是说“学官”就是官有的校舍。文翁为在蜀办学先修建校舍，然后“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据史书记载文翁是汉代在地方办学的第一人。办学前，不仅地方学校没有“官舍”，中央的太学也没有“官舍”。所以，地方办学建“官舍”的第一人是文翁。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前134）五月的对策中曾提出“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的建议。这一建议不仅没有明确提出“学官”问题，而且他的兴太学的建议根本没有下文。一直到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孙弘“为学官”等事，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议提出“请因旧官而兴焉”，也就是建议利用旧有的官舍而建太学的建议。这一建议与学生来源问题及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等问题，报武帝裁决。武帝批曰：“可”，才算被批准。而这次批准的“学官”等问题，都是丞相公孙弘与有关臣下商议上报而为武帝所批准的，它根本与董仲舒没有关系。
关于郡国学校的“官舍”，据《汉书·文翁传》载：“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这说明地方郡国学校的“官舍”最初是文翁开始建立的，后由武帝下令天下郡国兴建“官舍”，这与仲舒也没有什么关系。因此，由于董仲舒在对策中曾提出“兴太学”的建议，就把“立学校之官”加在他的头上，也是不正确的。
（三）、《董仲舒传》还说“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也就是说董在对策中曾首先提出举茂才、孝廉的问题。现在先谈一谈举茂材异的问题。元光元年（前134）五月董参加举贤良对策，提出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也。”这一建议没有下文，也就是武帝没有下令付诸实施。当时还没有秀才异（为避刘秀讳改为茂材异）的名词。过了十年，到了元朔五年（前124），公孙弘为丞相，为办太学，上书武帝，说太常选拔的博士官弟子与地方郡国选送的受业弟子“一岁皆辄试，……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经武帝批准后，才有了这一称号。又过了十八年，到元封元年（前106），大将军卫青去世后，武帝下诏“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也就是说到这时才以以茂材异的称号选拔国家急需的人材。从上述情况来看，董在对策中没有提出过“举茂材异”的问题。“举茂材异”是丞相公孙弘元朔五年谈太学生成绩优异“可以为郎中者”才出现的名词。在董对策时还没有这个名词，董怎么会首先提出“举茂材异”的问题呢？
从武帝元封元年以“茂材异”选拔国家急需的人材后，后来的皇帝才以此称号选拔人材。如宣帝元康四年诏：“举茂材异伦之士”。元帝建昭四年，“举茂材特立之士”。东汉建武十二年，“诏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光禄勋举茂才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为四行）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在此情况下，举茂才成了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所以《汉书》的作者出于对董的个人崇拜，就错误地把它加在董的头上。
（四）、关于《仲舒传》所说董在对策提出“州郡举……孝廉皆自仲舒发之”的问题：实际情况是董在对策中并没有提出举孝廉的问题。而只是提出了一个“求贤”的建议：
“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力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
从董上述建议看，根本没有提出“举孝廉”的建议。而只是提出让诸侯、郡守、吏二千石“尽力于求贤”、“岁贡各二人”，“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但这是一个选拔人才的建议，既不能说是举孝廉，也不能说是举贤良，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举孝廉是在汉初就出现的，如高后元年二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孝文十二年诏令奖励：孝悌、力田、廉吏。”孝景后二年举廉士，规定廉士“訾算四得宦（官）。”到了武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所谓“初令”是指武帝即位后第一次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当官而言的。这是武帝以国家法令下达的命令，根本与董没有关系。此后，过了六个月，董参加了元光元年五月的举贤良对策会议，会后才被武帝任命为江都王相。所以，《汉书·仲舒传》说董在对策中首先提出了举孝廉的问题，本身就是个错误。
其次，董建议的“求贤”也不是“举贤良”。董在建议中说让诸侯、郡守、二千石“岁贡各二人……以观大臣之能”，这与文帝、武帝时的举贤良不同。文帝举贤良只有两次，第一次在文帝前二年十一月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第二次在文帝前十五年九月又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文帝这两次举贤良，时间相隔约十三年。武帝时举贤良三次，第一次在建元元年冬十月，选拔了严助；第二次在元光元年五月，选拔了董仲舒；第三次在元光五年，选拔了公孙弘；平均大约五年多一次。而且举贤良是从知识分子中间举荐的，每次举贤良都与国家和社会需要人才有关。而董建议的“求贤”是要求诸侯、郡守等“岁贡各二人”，即每年各郡国要“贡”贤“各二人”。年年如此，地方郡国与中央都要忙于此事，如何得了。而且举孝廉、举贤良等朝廷都在不断地进行，通过这些途径不是也可以把贤材举上来吗？所以，董对策中所提“举贤”的建议如何实施，武帝根本就没有谈过。到元封五年，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去世后，武帝才下诏“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正说明，武帝认为董这个建议根本就没有必要，所以不提它、也不理它。
总之，从上述四个问题可以看出，《仲舒传》评价董时，把与董沾边的事情完全归公于他，把不是董干的事情也加在他头上。这主要是由于后来对董的崇拜、神化、迷信所造成的。
三、董仲舒“有王佐之材”吗？
有人说董“有王佐之材”，善于治国？实际并非如此。今举两个事例，加以说明。《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在《赞曰》中记载了董提出的对付匈奴的方略说：
“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厚利，结之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与天以监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夫赋敛行贿不以当三军之费，城郭之固无以异于贞士之约，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兄缓带，稚子咽哺，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不亦便于天下乎！”
董所说这段话，说明他对匈奴态度的估计竟然完全出于自己的想象，在董看来只要给匈奴以“厚利”，双方缔结一个盟约，又“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在此情况下，匈奴“虽欲展转”就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如“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在董看来，“赋敛行贿”并不比战时三军之费为多，而“城郭之固”无以异于坚贞之士订立的一个盟约。这就会“使边城守境之民”父兄缓束衣带，小孩子也会咽食哺乳。这样，也就会使“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不亦便于中国乎！”这就是董为国家所提的建议的如意算盘？
《汉书·匈奴传下》的作者评董的建议说：“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当时，而有阙（过失）于后世也”。他举武帝时的事例说：“当孝武时……虽开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此，安肯以爱子为质乎？此不合当时之言也。”又指出：“边城不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塞之具”等等，又凭借什么“以待边寇”呢？又进而指出：只靠“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信甘（甜）言，守空约，而冀（希望）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这一批判真是酣畅淋离！
此外，董为江都王相时倡导用巫术求雨、止雨。用巫祝向神灵祈祷，祝是从巫师中选拔出来善于同神说话的人，祭祀、斋戒、祈祷的过程复杂；动用的民工太多，如筑方八尺通四方之坛、挖沟修池方八尺等，献给神的财礼多。须知从春秋末期开始，经战国秦汉所修的水利工程日益增多。在此情况下，董用巫术祈祷神灵，求雨、止雨，并不先进。
总之，董仲舒打着儒学博士的招牌，行阴阳神学家之实。在对策时极力向武帝推销其天人感应说。当江都相时利用巫术求神来达到求雨、止雨的目的。这都是其神学家面目的表现。在对待匈奴问题上提出的主张既“未合当时”情况，又“有阙于后世”。这都说明董并无治国理政之材。刘向说董“有王佐之材，虽伊（尹）、吕（望）无以加”。岂非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