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是在战国秦汉时引起人的注意的。从秦朝开始到西汉中期，谶成了方士等一些人谋取高官厚禄的工具。从西汉后期开始，在董仲舒思想影响下，谶、纬就成了一些人夺取政权改变其政治地位的工具。到东汉章帝时，在白虎观会义上谶、纬被列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从东汉初开始，一些人就公开反对谶、纬。从曹魏开始统治者就不断禁止谶纬；到隋炀帝就下令焚毁谶、纬之类的书籍，谶、纬遭到的历史性的失败。
一、谶语作用的变化与发展：
上引《四库全书总目》所说：“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这句话是对“谶”下的一个定义。有的人借谶语进行的活动，可分以下两个阶段：
1、从秦朝开始，到西汉中期汉武帝为止，是方士利用“谶”进行活动的阶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方士燕人卢生对秦始皇说：“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听后，同年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由于战国时匈奴与赵国的分界线在黄河以北的阴山山脈一带，后来匈奴占据了黄河以南一些地区，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北击匈奴。后来，汉代人作注说，方士卢生所说的“胡”指的是“胡亥，秦二世”，1以此讥讽秦始皇把“胡”字代表什么搞错了。这种指责是不对的。因为卢生与秦始皇说话时，当时胡亥根本就没有当皇帝的条件，那时卢生也根本不知道后来胡亥能害死公子扶苏，能篡夺皇权，作了秦二世。所以说卢生与秦始皇谈话时所说的“胡”，指的就是秦二世胡亥，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情，应当是在秦朝灭亡以后，人们编造出来的一个笑话。
汉武帝与方士打交道是很多的。他遇到的第一个方士是李少君，李少君说他懂得如何求长生不老，很受武帝的重视。他对武帝说：“祭祠灶神则可获奇物，有此奇物可使丹沙化为黄金，再用黄金治成饮食器物则可延年益寿，益寿则海中蓬莱仙人可见，见了仙人进行封禅大典则长生不死，黄帝就是如此。”又说：“臣曾游海上，见仙人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是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李少君说得这段话都是欺骗人的。但汉武帝当时是看不出这一点。于是，武帝就亲自祭祠灶神，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一类的人。从事化丹沙等药为黄金的事情。但不久，方士李少君病死。武帝就令人继续研究他的遗方，访求安期生一类的仙人。虽无结果，但燕、齐方士一类的人却纷纷到汉朝廷谈求神仙一类的事情。
武帝见的另一位方士为齐人少翁，元狩四年（前119）见武帝，据说他能通神鬼，被武帝封为文成将军，赏赐很多。他对武帝说：“想与神通，宫室被服要像神，否则神不降临”。武帝制作了有云气的车子，建了甘泉宫，画了天、地、太一诸神鬼，少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用的一切办法都无效，神仙始终没有降临。少翁又以帛书让牛吃到肚子里，却佯装不知，又说：这牛腹中有奇异。杀牛，取帛书，上面写的“甚怪”，这可能就是他写的“谶”语。天子认识写字者的笔迹，“问其人，果是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后隐秘其事。
元鼎四年（前113），武帝又见了一位方士，名栾大，与文成将军同师，原在胶东王府主管方药。栾大敢说大话，对武帝说：“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古仙人）之属”。又说：“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栾大极受宠，数月之间佩带了天道将军等六额大印，武帝还把卫皇后的长女嫁给了他，贵宠震天下。元鼎五年（前112）秋，栾大到泰山去祭祀。武帝派人去察验，什么也未见到。栾大胡说见到了他的老师，老师的秘方用完了，没有应验。武帝发现他是个大骗子，遂诛杀了栾大与他的推荐者乐成侯丁义。对此，王船山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丁义既诛，大臣弗敢荐方士者，畏诛而自不敢尝试也。义诛，而公孙卿（方士）之宠不复如文成、五利之显赫。其后，求仙之志亦息矣，无有从谀之者也。故刑赏明而奸人收敛。武帝淫侈无度而终不亡，赖此也夫。”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到武帝去世的前两年，即武帝征和四年（前89），臣下请求“罢斥”方士。武帝接受了这一意见，“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此后就见不到方士在朝廷中的活动了。
方士的特点就是骗人，从秦始皇开始到汉武帝为止，所遇到的方士没有不骗人的。秦代与始皇帝打交道方士有齐人徐福、卢生、侯生、石生等人，这些人都是引导始皇帝长生不老，为此要花费巨额钱财。汉文帝遇到的方士是赵人新垣平，是个诈骗犯，后被文帝处死。与汉武帝打交道的方士主要有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这些人无一不是大骗子。这些人的被揭露、或被处死，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历史的一个进步。
2、西汉中期始，“谶”成了利用天（上帝）达到个人目的工具：这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所导致的结果。董在《举贤良对策》中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在董看来，天（上帝）是有“喜怒哀乐”、有感情、有意志的神，能决定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董又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这就是说，天命要求，治国只能用德教，而不能用刑罚，用刑罚就是违背天意。
汉昭帝时，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眭弘说泰山有大石自立、上林苑枯柳复生，是有“匹夫当为天子”的征兆。眭弘还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他上书要求汉朝皇帝应“求索贤人，禅以帝位”。并要求汉帝“自封百里，……以承顺天命。”汉朝朝廷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眭弘及同伙皆“伏诛”。
在汉宣帝时，作为太子（后为元帝），提出了治国应当“纯任德教”，反对宣帝的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实际上是用董仲舒的思想反对宣帝的治国思想。宣帝无耐而又感叹地说：“乱我家者，太子也！”果然，汉元帝即位后，“纯任德教”。从而使汉朝政权为外戚王氏所篡夺。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纯任德教”、“不任刑罚”导致了外戚王氏专政：汉武帝晚年，要立年八岁的钩弋夫人子为太子，为避免汉初吕后专权的复辙再次发生，所以先处死了其母钩弋夫人，而后立太子为昭帝。汉元帝是位要“纯任德教”、反对“用刑罚”的皇帝。元帝一生，与皇后王政君没有感情，但太子（后来的成帝）为其所生。王皇后之父生了四女、八男，所以是个大家族。元帝临死前，自认为已经安排好太子当皇帝的后事，但对王皇后这个大家族不作安排。结果成帝即位，就封其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皇后为皇太后。并把原来封的成帝许皇后之父许嘉等辅政大臣通通罢除、对有不同意见者如丞相王商则陷害致死、对反对者如司隶校尉王章等则惨死狱中。而对王氏兄弟犯重罪的也不受惩罚，而且一个个地交替掌权辅政，使汉朝的天下成了王太后家族的天下。这就是所谓不用“刑罚”造成的恶果。
其二，外戚王氏专权导致成帝皇后及嫔妃、宫女所生子女丢失：成帝许皇后当太子妃时“有一男，失之。”当皇后，“复生一女，失之”。成帝即位时班婕妤“有男，数月而丢”。
宫女曹宫是位给皇后讲史、诗的宫女，元延元年十月为成帝产一子。成帝执意不要所生的孩子，孩子被埋掉，生母曹宫也自缢而死。元延二年十一月，许美人生一子，也被埋掉。
总之，成帝一生了共生了四男一女，全部丢失，丢失后没有人去寻找，其丢失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十分明显，丢失的原因就是主管后宫的皇太后王政君所造成的。成帝当皇帝，后宫归皇太后王政君管辖，所以许皇后丢失一子、一女与班婕妤所生一子丢失，应由王政君直接负责。许皇后本人就是王政君以莫许有的罪名处死的。所以，成帝时，王政君统治的后宫，是极其腐败与黑暗的。
至于曹宫与许美人所生两个男孩的丢失，据说是因为成帝向赵飞燕姐妹许了愿，赵氏姐妹生了孩子，成帝就传帝位给其子。所以赵飞燕姐妹就严防其她嫔妃等再生孩子，如果生了孩子，赵飞燕就没完没了的闹，闹到成帝把孩子埋掉为至。对这种情况，皇太后从来没有过问过。由于赵飞燕姐妹不能生孩子，所以，最后成帝无子女。皇帝没有儿子，这为王氏家族篡夺汉朝政权创造的一个有利的条件。
其三，王莽利用天降的符命，即天命篡夺汉朝政权：成帝绥和二年（前7年），汉成帝死。其后，王莽加速了篡夺汉朝政权的步伐，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令西南益州的越裳氏“献白雉”，以此作为天降的祥瑞，加封王莽二县“户二万八千”，“功如萧相国”，“号曰：安汉公”。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有人奏京师武功长浚井得白石，上有文曰：“告安汉公为皇帝”。这就是天降的符命，就是预见未来的谶语。王太后下诏说：“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这一年，平帝死。年号改为居摄。居摄三年（公元8年），这年符命大作，齐郡、巴郡、扶风、广汉均有。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说：“摄皇帝当为真”。臣下的意见也说：“天下奏言事，毋言‘摄’。”奏可。这样，王莽就篡夺了汉朝的江山。王莽当皇帝后，国号为新，第一个年号为建国。
王莽虽能借天命当了皇帝，但他却无法缓和各种矛盾。王莽所下达的一些法令，只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如：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下达命令说：“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始建国二年二月又下令：“汉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绶为民。”这样使汉代封的诸侯王侯，极为不满，纷纷起来武装反抗。对待少数民族，王莽在始建国元年下达的命令中说：“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次年冬十二月又称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促使汉、匈边境大开战端。同样，新莽政权在西域、西南夷也逼反了当地的少数民族，从而发生战争。
在土地问题上，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天下田为“王田”，不准买卖。男口田满一井（九百亩），分余田给邻里乡党。到始建国四年又下令，允许买卖王田分给庶民。这两个法令前后矛盾，后者否定了前者。王莽又四次改变货币制度，品种复杂，换算极不合理。使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所以，不久就爆发了各个阶层都参加的农民起义。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秋，遣五威将军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以此表示，王莽是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王莽称帝后至新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被杀，新莽政权亡！新莽政权共存在十四年零九个月。
汉代所以亡于外戚，思想上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有关系。元帝“纯任德教”，不用“刑罚”，都是董提出的。结果使外戚王氏篡夺了政权。成帝昏溃无能，任外戚王氏诛杀忠于汉朝的臣下。导致王莽篡夺了汉朝江山。西汉后期董仲舒的理论所起作用，可从中看出。
二、纬书的内容、及其作用：
纬书是打着孔子的名誉注释经书的书，但它主要是以神学迷信思想注释的。其内容可从以下方面加以说明。
1、以神学迷信思想神化孔子与经书：如春秋纬《演孔图》说：孔子母与黑帝“梦交”生孔子。论语纬《撰考谶》载：孔子母“感黑龙之精生仲尼”。孝经纬《援神契》卷下载：“孔子黑龙之精不合代周家木德”，意思说孔子不能直接代周称帝。春秋纬《汉含孽》又说：孔子作《春秋》是“为汉制法”。这样，极力宣扬孔子不仅是龙种，而且是能管后世事情的神仙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孝经纬《右契》载孔子拜任汉朝皇帝的事情。内云：
“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缥笔、衣绛单衣，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天乃洪鬰起白雾摩地，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拜而读子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当为季）字，天下服。”
从以上文意可以看出：孔子成了天神，所以孔子能授于刘季宝书，这个宝书就是天降的符命。由此刘季就当了上天认可的皇帝。《史记》卷8《高祖本纪》载：“高祖，……姓刘氏，字季。”
《汉书·高帝纪》载注引荀悦曰：高祖“讳邦，字季。”所以，刘季就是汉高祖刘邦。
在解释经书方面，纬书主要是以神学思想解释经书，这样下去就会使儒家经学神学化、宗教化。如尚书纬《璇玑玲》载：“尚书篇题号：尚者，上也。书者，如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书，如天行也。”又说：“书，务以天言之。”“因而谓之书加尚以尊之。”这就是说，《尚书》如天的运行一样，并且还要“以天言之”。所以，《尚书》说的话，就是天意。
再如诗纬《含神雾》说：“诗者，天地之心，君祖之德，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刻之玉版，藏之金府。集微揆著（著述），上统元皇，下序四始，罗列五际。……著王有天下也。诗者持也。”这是说，《诗经》所表达的是“天地之心，君祖之德，百福之宗”等等。关于四始，据郑玄说：风、小雅、大雅、颂四者为王道兴衰之所由始，故称四始。关于五际：汉初诗有齐鲁韩三家，齐诗附会阴阳五行说，认为当卯、酉、午、戍、亥阴阳终始际会之年时，政治上会发生重大变化，这显然是阴阳家神学迷信思想的影响。
春秋纬《设题辞》说：“礼者，所以设容，明天地之体也。仰以信，进退以度。”“礼者，体也。人情有哀乐，五行有兴灭。故立乡音酒礼，始终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有体。王者行礼，得天中和。礼得则天下咸得厥宜，阴阳滋液，万物调，四时和。动静常用，不可须臾惰也。”礼纬《稽命征》说：“礼之动摇也，与天地同气，四时合信，阴阳为符，日月为明，上下和洽，则物兽如其性命。”总之，礼虽然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它和天地、阴阳、四时、进退、上下、尊卑都紧密地连系在一起，所以要特别注意。
乐纬《叶图征》说：“夫圣人之作乐，不可以自娱也，所以观得失之效者也。故圣人不取于一人，必从八能之士（指通八音之人）。故撞钟者当知钟，击鼓者当知鼓，吹管者当知管，吹竽者当知竽，击磬者当知磬，鼓琴者当知琴。故八士曰：或调阴阳，或调五行，或调盛衰，或调律历，或调五音。与天地神明合德者，则七始八气各得其宜也。”这里的“七始”不知指何而言，这里八气当指通音律的八音之人。乐纬《动声仪》说：“圣王知极盛时衰，暑极则寒，乐极则哀，是以日中则昃，月盈则蚀，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制礼作乐者，所以改世俗，致祥风，和雨露，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这一段主要讲圣王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从“皇天”那里“为万姓获福”。
三、河图、洛书的作用与白虎观会议：
图、洛讲受符命的问题；白虎观会议则规定谶、纬是东汉时期国家的指导思想。
1、河图与洛书思想与作用试析：河图、洛书，是关于关于《周易》本原的传说。《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东汉末郑玄认为这是帝王圣者“受命之瑞”。河图在传说中，说伏羲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氏据其图、书画成八卦，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关于《洛书》，还有与大禹治水有关的传说，《尚书?洪范篇》载：“天乃锡（赐）禹洪范九畴（种类）”，即天把九类大法赐给了禹。这九类大法就是“洛书”。关于河图、洛书的卷数为多少，分歧大。现在有的学者考证认为《河图》为九篇，《洛书》为六篇。另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尚书?洪范篇》一文中有六十五个字，即《洛书》的本文。
河图、洛书在政治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孔子在《论语?子罕篇》曾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尚书纬《璇璣铃》说：河图“天地帝王终始存亡之期”。尚书讳《考灵曜》也说：河图“天地帝王终始存亡之期”。在这种情况下，河图、洛书虽然也属谶纬一类，但却是关于一个王朝兴衰存亡的大事。
春秋纬《运斗枢》载舜接受河图的情况：
舜以太尉受号为天子，五年二月，东巡狩……与三公诸侯临观河、洛，有黄龙五采，负图出，置舜前，……图一黄金为匣，如柜，长三尺，广八寸，厚一寸。四合而有户，白玉检，黄金绳，芝为泥，封两端。章曰：“天皇帝符玺”五字。广葇各三寸，深四分，鸟文。舜与大司空禹……等三十人集发图。……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
这里所说《河图》当为皇帝的印章，即天给皇帝“符玺”，“符”为表示天命符命；玺即为代表天命的印章。装印章的为黄金作的匣子，及其长、广（宽）、厚的尺寸；以及印章的广葇各三寸、大小、以及深浅、文字等。
论语《比考谶》也谈了尧、舜时《河图》出世的状况。其内容为：
仲尼曰：吾闻帝尧率舜等，游首山，观河渚，乃有五老游河渚。一老曰：河图将来，告帝期。二老曰：河图将来，告帝谋。三老曰：河图将来，告帝书。四老曰：河图将来，告帝图。五老曰：河图将来，告帝符。有顷，赤龙衔玉苞，舒图刻版，题命可卷，金泥玉绳，封盛书，咸曰：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为流星上入昂。黄姚视之，龙没图在。尧等共发曰：帝当枢百，则禅于虞（虞舜）。尧喂然曰：咨汝舜，天之历数在汝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这里有五老游河渚（河渚，河中的小岛）之说，说明五老参与了《河图》到来的有关事情。
“赤龙衔玉苞”到来后，“龙没图在”，就是说龙走了，留下了《河图》。这时尧等都共同认为：尧的任期百年已到，应禅让于虞舜。于是尧就把帝位传给了舜。
根据历史记载，王莽是通过谶语所代表的天命，而篡夺了汉朝政权的。王莽末，农民起义后，一些人借图谶，称天子，如新地皇四年（公元23年），新市、平林将领立汉宗世刘玄称帝，年号更始。远在蜀地的公孙述也当了皇帝。而刘秀则通过《河图》、《洛书》“谶记”为当天子作准备。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听臣下之言，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所谓“四七”，是说从高祖至光武初起为二百二十八年；所谓火，是说汉火德，故火为主。时群臣奏说：“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若闻，宜荅天神，以塞群望。”这样刘秀就于这年六月即帝位，改元建武，是为光武帝。东汉始此。
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群臣要求封禅泰山，不许。光武三十二年，这年改年号为中元元年。这年正月，光武帝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光武帝受汉武帝到泰山封禅的启示，决定封禅。这年二月，光武帝与随从的臣下到泰山进行了隆重的封禅大典。并有孔子之后与十二蕃王助祭，祭祀时回顾了《河图?赤伏符》、《河图·会昌符》，《会昌符》的最后几句是：“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纪，禅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图?提留予》曰：“九世之帝，方明圣，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洛书·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会修符，合帝际，免刻封。”等等。其后又说：“皇帝唯慎河图、洛书正文，……以承灵瑞，以为兆民，永兹一宇，垂于后昆。百寮从臣，郡守师尹，咸蒙祉福，永用无极。”等等。
光武帝通过“谶记”与《河图》、《洛书》等符命即位为皇帝，并到泰山封禅。这对建立东汉、巩固统治是有积极作用的。到了汉章帝，则主持召开白虎观会议，会议的记录，由班固整理、编成《白虎通》一书，使谶、纬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影响下，《白虎通》一书极力宣扬天（上帝）决定一切。如说：
“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钩命决》曰：“天子，爵称也”。
“王者所以祭天何？缘事父以事天也。祭天必以祖配何？自内出者，无匹不行；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宾主，顺天意也。”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报告之意也。始受命之日，改制应天。天下太平成功，封禅以告太平也。”
上述这三段话，说明帝王的一切都按“天”（上帝）的意图行事，因为天是帝王之父，所以天让帝王作什么，帝王就得作什么。帝王所以要祭天就是因为“事父以事天”，祭天时，必以祖上相配与“宾主”相配，目的就是要“顺天意”。“易姓而起”的帝王为什么要封禅泰山呢？就是为了“改制应天”，也是为了向天报告“天下太平成功”。这是其一。
其二，《白虎通》会议使谶、纬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白虎通疏证》卷一载：“天子者，爵称也”。以下引易纬《乾凿度》说：“孔子曰：易有君人五号：[i]帝者，天称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号也；大君者，兴盛行异也；[2]大人者，圣明德备也。”“古《周礼》说，天子无爵。”《白虎通》赞成的是：天子，有爵号。所以非常重视易纬《乾凿度》“天子有爵”的论断。又载曰：“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又引：易纬《乾凿度》说：“天子者，继天理物，改一统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养万民，至尊之号也。”其后，《白虎通疏证》卷一又载：“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钩命决》曰：“天子，爵称也。”而《援神契》、《钩命决》则为《孝经纬》的篇名。这样，势必形成以纬书论证纬书为正确。这样的论证，实际上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一种社会形态出现后，出于对社会发展与稳定的考虑，不可避免地要对社会各个界层在政治、经济、思想、道德等各方面提出要求，这是必要的。《白虎通》就是东汉章帝时出现的这样一部著作，代表了封建时代的需要。然而，打着虚构的、骗人的神学招牌为少数争夺统治权的人服务，时间长了却是难于行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