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四大火炉之称的武汉，确实名不虚传。十月中旬，烈日炎炎照射下的武汉十分炎热，烤在人脸上透不过气来。此时，清海军提督萨镇冰乘“楚有”号舰抵达武汉江面。萨镇冰是黎元洪在天津水师学堂时的老师，因此黎元洪写信劝其加入革命。信中说：“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非黄帝子孙？岂肯甘为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耶？……刻下局势，只要吾师肯出，拯救四万万同胞，则义旗所至，山河改观，以四万万同胞与数千满族竞争，以方兴之民国与运尽之清廷抵抗，……将见不需八月，而亚洲地图之上，必有中华民国国旗飘扬也。”此信说得诚恳至极，并以国家民族的大局着眼，萨镇冰见信后很受感动。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黎元洪的信件终于收到了奇效。
萨镇冰马上回信道：“真不忍见同胞骨肉相残。”此后的战事中萨镇冰与民军有了某种默契，海军发炮多远射荒郊地区或射向水面，减轻了民军的压力。黎元洪还给清海军各舰舰长写了内容相似的信，由于他是海军出身，因而同学众多，影响颇大。11月初的一天，海筹、海容、海琛在九江反正，其余舰只也于数日后由汤茗芗率领响应革命。黎元洪一面致电九江军政分府予以优待，一面派人前去慰问，并请海军协助民军。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连派重军镇压，北洋军主力在10月底到达孝感、滠口一线，汉口鏖战正急。10月28日，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到达前线。黄兴以军事才能着称，被任命为战时总司令。黎元洪派人赶制一面丈二大旗，上书斗大“黄”字，鼓舞士气。
11月3日，飓风狂吹，战旗飘飘。阅马场搭起高台，台正中高悬“战时总司令黄”六字大旗，黎元洪登台拜将，将印信、聘状、令箭等物亲手交给黄兴。黄兴激动不已，发表演说，立下誓言“从黎都督与诸同志后，直捣虏廷，恢复神州”，并下台检阅部队，然后渡江赴汉阳，设立战时指挥部。革命军一路飘红，所经之处，纷纷相应。
多少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惊天地，泣鬼神，可歌可泣。当时北洋军在汉口、汉阳的总兵力已达三万，民军不过数千，敌众我寡。到11月27日，汉阳全部沦陷，黄兴回到武昌。后人论及汉阳保卫战的失败，不少说是由于黎元洪的掣肘，黄兴无法全权指挥，当机立断。其实黎元洪基本上支持了黄兴的指挥部署，告诫军民将领要听从黄兴的命令，在战事中也能与黄兴配合。
11月21日，清军向汉阳进犯，黎元洪命令武昌民军由青山附近渡江，先占汉口谌家矶，然后进击刘家庙，包抄清军的后路。11月25日，援鄂湘军王隆中、甘兴典部擅自退出战场，黎元洪接到黄兴的通知后，马上派人携带犒赏物品及现银到王隆中部，劝其以大局为重，重返前线。后又亲自前往规劝敦促，但王隆中依然率部退往湖南。黎元洪非常愤慨，当即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要求将王、甘二人明正典刑。
从这一次战役的失败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革命军的实力仍然相对薄弱。另外我们再看看当时的黎元洪，他本人也是积极配合的。虽然此次战役失败，但黎元洪本人也尽到了最大努力，在战术和指挥上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在当时，革命军不能做到完全统一指挥作战，黎元洪虽贵为大都督，但指挥的部下王、甘二人却不能照搬执行，导致命令不到位，部署无法完成，可见黎元洪在当时并不是一位铁杆的都督。由于革命军兵力少，无外援，最终导致孤军奋战的黄兴战败。
纵观当今世界，军事指挥被各国所牢牢掌握，铁杆的军令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没有哪个国家的军事总指挥允许部下不听从指挥而擅自离岗，否则就会发出政权不稳定的危险信号。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最终能取得胜利，与坚决服从党、党领导一切是分不开的。这是保证作战部署一致，发挥最大威力的重要保障。
汉阳失守后，黄兴痛不欲生，黎元洪派人劝慰，请黄兴迅速撤回武昌，以免危险。部分党人对黄兴不满，要求追究责任，黎元洪劝解说：“你们要责备黄先生，首先要责备我，因为黄先生的总司令是我任命的。但是大家要知道，黄兴二字对革命有不可估量的力量，如果我们今天对黄先生有不理智行为，会使敌人认为革命党内部起了分化，长敌人气焰，灭自己威风，使独立各省灰心。”在黎元洪的安排下，黄兴顺利地离开武昌回到了上海。可见黎元洪在处理问题时冷静的一面。有人说他是一位爱戴部下的都督，从这件事情上看确实不假。从他坐上都督的位子之后，就表现出了大将风度。同时，黎元洪能够要求将王、甘二人明正典刑。也说明了黎元洪惩罚严明，是可以担此大任的都督，有功者奖励，有过者必罚，看出他力求整顿军队纪律的决心，这与他早年跟随一代儒将张之洞是分不开的。
张之洞，人称张香帅，自号抱冰老人，南皮人。东南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始人，中国高等师范学堂之鼻祖，中国幼儿园创始人，中国重工业奠基人。张之洞13岁中秀才，16岁中顺天乡试第一名，26岁中会试第三名。
张之洞先为清流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非常生猛。后任山西巡抚和各地学官，后来长期任总督，1907年后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一生主要做了四件事：一办新式教育，二办实业，三练新军，四抵外辱。
张之洞任封疆大吏的时候，中国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外国威胁。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处于两广总督的直接指挥位置，筹饷、调兵、用将、反对撤兵议和，为这场战争取得部分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以及对教育、实业的发展，这些贯穿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他为南疆抗法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也是武汉成为中国近代重工业基地的奠基人；他兴建了贯穿中国的大铁路，兴办的各种学校和新式军队培养了大量人才，并直接孕育了武昌起义的革命火种。他是当之无愧的晚清第一功臣。
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是主张学习西方法律的，这从他在洋务运动时期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说可以得到证明。他与刘坤一合上的《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就此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并指出了采用西法的理由：西方列强的政体学术，经历了数百年的研究、数千人的修改，确系精良；且能相互仿效，故成效显着；学习西法可以使中国由弱变强。
另外，张之洞还主张法分民刑、改良监狱等。因此，聘用日本法学博士当顾问，必须两人，“一专精民法，一专精刑法”；改良监狱，在他看来，也是采用西法的必然措施。但是学习和采用西法要有前提，即“中学为体”，中法的根本原则不能动；“西学为用”，西法的基本原则不能学。
早在清末修律正式开始之前，张之洞就主张“择西学之可以补我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他认为这样做是“有其益而无其害”。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他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了三道《江楚会奏变法折》，提出了“恤刑狱”、“结民心”、改良法制的建议，并同袁世凯一起保举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
甲午战争后，张之洞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近代教育思想，并认识到建立新学制的重要性。担任湖广总督之后，张之洞在湖北大规模兴办新式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和国民教育。这些新式教育活动使其教育强国的构想在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他的经济思想在当时是比较领先的。但在其所有的政绩中，教育方面的成就是最突出的，其兴学育才思想及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自黎元洪投奔到了张之洞的门下，跟随张之洞学到了不少东西，使黎元洪受益匪浅。一代儒将，确实不凡。
后来，学者在研究黎元洪时，发现他最独特的生存之道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识时务者为俊杰”。纵观黎元洪的一生，他能与袁世凯为谋，能为张之洞做事，能与革命党为伍，能让孙中山满意，能与段祺瑞交往，最后将段祺瑞排挤出局，能在军阀割据中求得生存、获得保身、官位恒通。种种这些，都与他能准确地把握时局，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思想分不开的。
再说汉阳虽然失守，但全国的革命形势却发展迅猛。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的省份和地区已多达十几个，清朝统治处于土崩瓦解之中。无奈之中清廷只好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并答应袁世凯实行君主立宪、开放党禁、皇族不得干政等主张。袁世凯带着这些信息，在11月初，派人与黎元洪讲和，遭到了黎元洪的果断拒绝。黎元洪在回信中指出袁世凯的议和试探包藏祸心，“假托于君主立宪”，是历史上指鹿为马的赵高和认贼作父的张邦昌的故伎，并利用排满的民族大义动员袁世凯倒戈相向，推翻清廷。“公果能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依于公心，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之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之。”黎元洪拒绝接受“君主立宪”，坚决要求实现民主共和，这是他排满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
后来有人在谈论黎元洪时，把他看作对袁世凯妥协的第一人，这其实是不准确的。早在北洋军进逼武汉的时候，《大汉报》主编胡石庵就以“全鄂士民”的名义，要求袁世凯顺应时势人心，回师北向，“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黄兴到武昌后也致信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即南北各省，无有不拱手听命者”。其实，支持袁世凯的并非黎元洪一人。主要是无人能预知先觉，谁能料到袁世凯后来会成为窃国大盗。依当时局势，劝其倒戈相向在情理之中。袁世凯知道唯有革命党人存在，清廷才会容忍他如同勒索般的漫天要价，因此并不真想拿下武昌。11月27日，他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精心策划，派英国驻汉口领事戈飞向武昌方面提议停战议和。同时为了增加以后议和时的筹码，命令北洋军对武昌城一通猛攻，使武昌形势一度很危急，军政府和黎元洪被迫接受“先停战后议和”的方案。
漠漠轻寒上小楼，12月9日，双方正式签定停战协定，在全国范围内，反清民主革命的枪声寂静下来。18日，南北议和谈判在上海正式开始。几日后，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1月3日，黎元洪被选举为副总统。
1912年2月上旬，南北议和达成最后妥协。革命党人同意让出政府，由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则同意公开宣布赞成共和，迫使清帝退位。2月13日，孙中山正式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0日，又选举黎元洪任临时副总统。
孙中山虽然同意让出总统职务给袁世凯，以换取清王朝的早日倾覆，但他仍对袁世凯存有戒心。在辞职咨文中，孙中山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须到南京就职、必须遵守以责任内阁制为核心内容的《临时约法》三项条件。孙中山的良苦用心是通过这三条对袁世凯进行钳制，将袁世凯调离他经营多年的巢穴，而到革命势力较强、革命气氛尚属浓烈的南京来，使其不得任意妄为，使革命不至于满盘皆输。因此，孙中山特别强调“以袁公到南京接事之日，为文解职之期。”并派出五名专使赴北京迎袁南下。政治经验丰富、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当然完全明了孙中山的用意，他信誓旦旦地表示拥护《临时约法》，但决不肯离开北京这个北洋势力的大本营。在给孙中山的回电中，袁罗列了一堆理由，声称“内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素非爱国救世之初志”，甚至公然称“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释政”，隐为要挟。这样，围绕着建都于北京还是南京，南与北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南方各派系之间也出自各自的利益，参与其中，争相表态，一时间函电交驰，各种名目的宣言、声明登诸报端，激烈得很。南与北僵持不下，对黎元洪是个刺激，勾起了他对武昌起义后武昌集团设计的建中央政府于武昌这个流产计划的新憧憬，幻想鹬蚌相持，他或可作个得利的渔人。于是他别开生面，提出建都武昌，并且为此而调动民社、指使湖北省议会。操纵《民声日报》，忙个不亦乐乎。
2月14日，黎元洪致电袁世凯：“民国成立，万众欢呼，去帝制而进共和，化干戈而讲揖让，大功所在，国人皆称道我公不止。电示不能南来情形，仰见老谋硕画，无日不为民国前途计安全，钦佩曷己。惟人心所属，众望所归，亦须别筹办法，以顺舆情。现在组织中央政府，为刻不容缓之图，而会集之区，似以汉口为适中之地。前电段军统祈转达此意，倘以为然，敬请速派北方各处代表，会同推定大总统，及中央政府各重要人员，与确定政府所在地点。使得复电后，即由敝处电告南京临时政府，派定南方各省代表，以便会商。”这则电文发在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前一日，显然是投石问路。而袁的复电也含糊其辞，只称“在汉口会议办法，窃虑缓不济急。”在两日后袁的又一封回电中，有“自武汉起事，天下从风，共和之基于斯肇建”一句，黎元洪竟以为袁世凯并不反对武昌建都，态度便明朗起来，一方面继续鼓吹各方代表汇集武汉会议组织中央政府，一方面授意民社与湖北省临时议会以舆论和民意的面目正式提出建都武昌。2月24日，湖北省临时议会通过“请以武昌为国都”的决议。26日，《民声日报》发表了民社的通电：“建都问题，京不宜南已成舆论。参议院附和政府少数人之私见，率定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既昧大势，复拂舆情，此吾党所绝对不敢赞同者。际南北纷争之日，新旧暗斗之时，……折中定制，莫若武昌。既涤除北京旧染之污，亦免蹈建业偏安之习。”《民声日报》还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条“武汉军界闻参议院受政府之指挥，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宣言将与段祺瑞联合，拟为倾倒南京政府之行动”的消息，危言耸听。黎元洪与武昌集团的方针是：南京坚决反对，北京还可商量，武昌最为适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