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英会风潮之后，“首义三武”中的孙武被迫挂冠而去，蒋翊武也一时手中无权，只剩下张振武了。他虽然在群英会风潮中受到牵连被免去军务部副部长的职务，但手中尚有将校补充团和军务司护卫队两支武装力量。张振武在“首义三武”中，是与黎元洪关系最为紧张的一个。黎元洪也视张振武为心腹大患。张振武、黎元洪之间长期的恩怨积累，终于酿成黎元洪计杀张振武的一幕。
张振武原名尧鑫，字春山，更名竹山，湖北罗田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小学教员，又参加了共进会，是共进会的负责人之一；武昌起义中，他是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军政府成立，他出任军务部副部长。对于湖北军政府的巩固和发展，张振武可谓居功至伟。
张振武是革命党人中思想较为激进的人物。武昌起义时，他就反对推举黎元洪出任都督。等到被举为都督后，黎元洪又一连数天沉默不语，使张振武十分气愤，主张立刻将黎元洪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的军威。首义胜利后，革命党人多沉浸在革命大功告成的喜悦之中，惟独张振武不以为然。他常常在公开场合放言：“鄂政不良，我等当再度革命。”他在自己创办的武昌国民公校开学典礼上，竟然当众演说：“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听者无不震骇异常。张振武的这种态度，使他与时局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不过，导致张振武遭致杀身之祸的最重要原因，还在于他与黎元洪之间的旧恨新仇，及其桀骜不驯的性格。当初，推选黎元洪为都督时，张振武极力反对，说黎元洪不堪此任。对此，黎元洪自然会铭记在心。等到黎元洪出任都督之后，张振武自恃为首义的革命党人，对黎元洪更是看不起，而且在交往之中盛气凌人，骄横无礼，甚至对黎元洪加以训斥，这也使黎元洪记恨在心。时人记载：张振武组织卫队六十名，配一色短枪，不论进出，都跟随护卫。即使进都督府，也是从大门到黎元洪的办公室，由他的卫队加岗。他对黎元洪总是横眉怒目，动辄就说：“我们不把你拉出来，你哪里有今天！”阳夏之战后，黎元洪派张振武携带巨款前往上海购置枪弹，黎元洪连续电催张振武速将枪械发回武昌，并在款项、质量等方面对张振武所购买的枪械予以刁难。张振武一怒之下，竟将所购军械的一半拨给了烟台革命军。黎元洪大为恼怒，可是碍于张振武的革命资历和手中的军权，黎元洪隐而未发。群英会事变之后，黎元洪下令解散张振武所控制的军队，张振武“抗不遵令”，始终不肯放下军权。对此，黎元洪非常忌惮。随着黎元洪掌控湖北的军政大权，除掉张振武的念头渐渐在黎元洪的脑海中出现。
黎元洪最初是想将张振武调离湖北，和平解决问题。为此，他特意请袁世凯帮忙，将张振武调虎离山。1912年3月19日，黎元洪向袁世凯推荐张振武任“东三省边防使”，并令其“由鄂带兵一镇，赴东三省驻扎”。但此议却被袁世凯以东三省大局已静、南军不服北方水土为由拒绝了。袁世凯阻止鄂省派兵屯扎东北，实则为不愿意看到革命党人在自己的侧背屯兵，于是张振武的边防使也没有做成。从4月份开始，袁世凯屡电首义革命党人进京。拙于心计的张振武满怀希望地与孙武一同北上，于5月26日到达北京。袁世凯对“首义三武”给予了总统府军事顾问的虚衔，使张振武大为不满。于是，他两次向袁世凯呈递条陈，要求委以实职。袁世凯当然无意满足张振武的要求，只是随便给了他一个“蒙古屯垦使”的名义，敷衍一下。比起总统府军事顾问一职，“蒙古屯垦使”毕竟还算是一个实职。袁世凯没想到的是，张振武竟然认真地准备起来，又是申请经费，又是要求设立专门机构。见状，袁世凯借口财政困难，搁置一旁，不予理会了。张振武一气之下，重新回到了湖北。
黎元洪本以为把这位“瘟神”请出了湖北，可以高枕无忧了。没想到张振武到北京巡游一圈之后，又重新回到了湖北。尤其是张振武回到武汉之后，仍然不改其桀骜不驯的性格。他先是在汉口设立了屯垦事务所，每月向黎元洪索要经费一千元，准备筹组一镇精兵开赴蒙古。对于张振武的练兵，黎元洪颇为疑忌。再加上张振武平素根本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动辄就放言要再次革命。黎元洪命他遣散军队，他也漠然置之。既然调虎离山之策没有见效，黎元洪就动了诛杀张振武之心。
为诛杀张振武，黎元洪煞费苦心地制定了一系列的计策。他先取得了袁世凯的支持，企图假袁之手，将张振武“正法”于北京。这样不仅除掉心腹之患，而且还可以使自己不落下杀张振武的嫌疑。袁世凯也曾经在致黎元洪的电文中称：“略谓党人中如有嚣张之徒，能对付则对付之，否则可开列名单，由我邀其来京处理。”黎元洪得此保证，遂想放手一试。
为了稳住张振武，黎元洪先是演了一场调和矛盾的假戏。孙武和张振武虽然同是共进会的领袖，但二人矛盾很深。袁世凯配合黎元洪的声东击西之策，于1912年的7月，派湖北籍的议员刘成禺、郑万瞻返回湖北，调解孙武与张振武之间的矛盾。刘成禺、郑万瞻二人并不知晓袁世凯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四处奔走，调和、劝说孙武与张振武二人。两位议员的努力，终于奏效，孙武与张振武两人表示尽释前嫌。黎元洪借机又请刘成禺和郑万瞻出面消除自己与张振武之间的芥蒂。刘成禺、郑万瞻二人又从中斡旋一番，使得黎元洪和张振武之间似乎也是重归于好。
调和的假戏甫一谢幕，袁世凯从北京发来的电函就到了。袁世凯电请张振武赴北京商议屯垦之事。而城府不深的张振武，在黎元洪“如此机会，千载难逢”的劝诱之下，竟然允诺再次进京。张振武做梦也没想到，此时他踏上的乃是一条不归之路。8月8日左右，张振武带着武昌将校团将校方维及同行随从、仆役十余人，到达北京。孙武也在几天之后抵达。一时间，湖北省的首义革命党人群英荟萃于京师之地。张振武在北京，一面向袁世凯上书屯垦事宜，一面又忙着张罗宴请共和党与同盟会两党要人，企图如法炮制地调解共和党与同盟会之间的矛盾。
就在张振武觥筹交错之际，黎元洪的索命密电已经悄然上路。8月13日，黎元洪见时机已经成熟，便发给袁世凯一封密电。袁世凯接到黎元洪的密电之后，知道事关重大，亲自找保险柜钥匙取密电本。不巧，这一天袁世凯的钥匙总也打不开保险柜门。由于密电保险柜的钥匙只有袁世凯和梁士诒掌握，所以袁世凯又急忙请梁士诒帮助打开保险柜。取出密码本之后，袁世凯亲自译校。展电读之，是黎元洪以“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浊巨款，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的罪名，要求袁世凯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同恶相济，并已一律处决，以昭炯戒”。袁世凯校译电文之后，立刻将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四人召集到总统府商议对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袁世凯又回电黎元洪核对电文内容，得到确系无误的答复之后，袁世凯这才于15日下达捕杀张振武的密令。
当黎元洪、袁世凯之间密电往来时，张振武还蒙在鼓里。15日晚，张振武又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校。张振武哪里会知道，此次应邀赴会的北洋军将领段芝贵已将捕他的密令带在了身上，并在筵席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借故匆匆离去。酒足饭饱的张振武在当晚结束筵席返回旅馆的路上，遭到了北洋军的逮捕，而方维则在旅馆里失去了自由。二人先后被押到军政执法处。张振武质问执法处处长陆建章：“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你根据什么法律逮捕我们？”
陆建章将黎元洪的密电交给张振武看，张振武气愤之极，连声说：“胡说！胡说！”
陆建章又把袁世凯的军令给张振武看，这时张振武才恍然醒悟，但为时晚矣。他只能恨恨地喊道：“死吧，看你们还能横行多久！”
次日凌晨1时，张振武、方维二人遇难。
次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黎元洪的密电和袁世凯的军令在报纸上全文刊出。袁世凯将责任完全推给了黎元洪。
张振武、方维案一经公布，举国哗然。在共和之国，仅凭一纸电文而无任何证据，也不用经过什么法律程序就可以将首义元勋处死，这实在是太荒谬了，不能不令人感到愤慨。围绕着张振武、方维案，在民初政坛迅速形成一股政治风潮。先是刘成禺、张伯烈等原民社派参议员刚刚奉命赴武汉调解孙武、张振武和黎元洪、张振武之间的矛盾归来，似已有皆大欢喜、言归于好的结局。不料旬月间，张振武却以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等罪被杀。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自己无端地充当了黎元洪的工具，受到了愚弄。刘成禹、张伯烈诸人都曾力劝张振武赴京，没想到却把张振武送上了绝路。
18日，以张伯烈为首的二十名共和党参议员提出质问案，对黎元洪在密电中对张振武罗织的罪名一一予以驳斥。(一)“起义期间，振武赴沪购枪，已由都督会同军政各界，开特别会议，根据清单逐一核销，当时并无异言……乃事逾数月，忽翻前案，死者含冤，闻者酸鼻。”(二)“质问张振武武昌二次蠢动，原系少数军人，被京、汉、保及苏州兵变之影响，意图劫财之所为。是时振武甫自沪归……闻此警耗，即奔走各处，晓以大义，始未酿成巨祸。此事武汉妇孺犹能言之，何得谓为乘机思逞？”(三)“质问张振武近来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之罪。湖北自光复以后，秩序帖然，洎后编余散兵，被裁游卒，小有滋扰，旋经弹压，得以无事。初无所谓土匪，更无所谓勾结。且振武军官一职，解任已久，其余各营士兵，既无统带之权，安有操纵之术。谓为蛊惑，究何证据。”(四)“质问张振武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之罪……请款设局，亦办法中所应有……此而为罪，致罹刑辟，则盈庭衮衮，谁宜生者！”(五)“质问张振武冒政党、藉报馆之罪……不行政党政治，人民之意力何从表现？言论自由，亦系约法明定，报馆之臧否，自有法定之权。此而为罪，则今之政党诸人及姓名之在报纸者，多于繁星，试问政府将任之乎，抑聚而歼之乎？”
张振武本是民社中人，并非同盟会会员。出于对武昌首义革命元勋被诬杀的愤慨，隶属于同盟会激进派的《民权报》，在血案发生之后也撰文揭露张振武之死乃是“黎元洪主其谋，袁世凯其正凶也”，可谓一语中的。同盟会总部也做出决定，以“擅杀元勋，破坏约法，摇动民国”的罪名，将黎元洪革去同盟会协理一职，并开除出同盟会。黄兴更在黎元洪的密电公布天下之后，两次致电袁世凯，要求“明白宣布，以解群疑”。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在张振武血案公诸天下之际，正应邀北上会晤袁世凯。许多革命党人都劝其放弃北行的计划。或许是出于当时政治策略的考虑，孙中山非但没有改变初衷，还在致黄兴的电文中为袁世凯开脱罪名，声称袁的所作所为“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在为袁世凯开脱的同时，把张振武案的主凶指认为黎元洪。
袁世凯出乎人们意料地将黎元洪的密电公布之后，使黎元洪顿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面对千夫所指的尴尬境地，黎元洪着实领教了袁世凯的厉害，可是还要硬着头皮去应对诘难群起的政治风潮。黎元洪先是派专人赴北京将张振武的灵柩运回湖北，设置灵堂，由黎元洪亲自前往祭奠，表示“斯人已去，追悔莫及”的哀鸣心态。此后，他又信誓旦旦地允诺要赡养张母终年，抚育张子成人，给张振武的家属优加抚恤。为了摆脱临时参议院议员的质询以及舆论的一片谴责之声，黎元洪前后三次通电全国，为自己辩解。在通电中，黎元洪首先开列出张振武的“十五大罪状”，继之又以一贯的痛心疾首的姿态责备自己对张振武过于“放纵”，遂造成首义元勋“忍为罪魁”的恶果。而自己由于中华民国初建，法权未张，不得已而反经行权，贻人口实，所以是罪过也。他想轻描淡写地把杀张振武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为了对付临时参议院的弹劾，黎元洪在通电全国之后，又于1912年8月22日宣布辞去副总统、参谋总长、湖北都督等本兼各职，采取以退为进之策。
正当黎元洪处心积虑地应对来势迅猛的政治风潮之时，有关张振武案的弹劾却显得虎头蛇尾，缘于开场的时候就埋下了妥协的种子。首先，发起弹劾的是民社中与张振武关系较为密切的议员，他们弹劾的主要目的乃是出于对黎元洪、袁世凯擅杀张振武的一时不满，并非是抱着政治上的反对姿态。更何况黎元洪还是民社的领袖，当一时的激愤过去之后，孰轻孰重，这些民社议员自然心知肚明。其次，持批判态度的同盟会方面，由于张振武不是同盟会中人，自然关注程度就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持久了。加之革命党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派别之争，更使张振武之死对他们个人来说没有太多切肤之痛。同盟会之所以大做文章，乃是出于改良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抱定反对黎元洪、袁世凯的政治立场。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也极力主张不要因为张振武案而与袁世凯闹翻，并且公开为袁世凯辩解称：“据我观之，张、方不得谓无罪……民国草创时代，法律不完，中央政府即接电报，若无依据，以致惹起反对。”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针对张振武被杀案的弹劾自然也就不可能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虽然少数共和党人和同盟会议员仍旧不放弃对张振武案处理结果的追究，但终究无法扭转大局，徒叹奈何！
这样，在一片妥协声中，加上黎元洪、袁世凯等人的上下其手，各施权谋，弹劾案只是以走过场的形式草草了结。随着时间的流逝，声讨黎元洪、袁世凯的声浪渐渐淡出人们的耳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政治的角逐场上，公平和正义常常是最动人的口号，真正的潜规则却是权力和利益至上。张振武一案的最终声浪消歇，使黎元洪既除掉了政敌，巩固了自己在湖北的权力，又逃过了千夫所指之劫。不过，张振武一案也使黎元洪对袁世凯深以为戒，从此表面上日益尊崇，而内心中却严加防范。
张振武一案的最终草草终结，在中华民国初期的政局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副总统“珠联璧合”地擅杀了革命元勋，在权与法的较量之中，最终宪法败下阵来。这也使此后的约法执行起来困难重重。而袁世凯经张振武案的历练之后，从心中更进一步将律法视为一纸空文。越权违宪杀人的悲剧不久之后又重演了，正所谓：今日杀张振武，明日杀宋教仁。
1912年的张振武案刚刚告一段落，1913年的宋教仁案就又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