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纯朴的村民伸出了援手。于是祖父母、父母亲、姐姐、黎元洪一家六口暂时寄住在邻居的一间破屋子里，节衣缩食，相依为命。但是经济上却更加拮据了。在这种生活状态下，黎朝相不得不再一次投奔清军，希望能用微薄的军饷贴补家用。1872年，在族人黎得才的引荐下，他离开了湖北老家，到了直隶的天津北塘。当时，奕在北塘的士兵中选了15000人，操练亲兵六军，给他们授课的是外国的教练，而配备的武器也全是新式的洋枪洋炮，他们就是“练军”，而黎朝相就是其中的一员。
黎朝相走后，家里就更加艰难了，祖父的小杂货店成了全家人唯一的经济来源。但是祸不单行，黎国荣生病了。为了治疗，让本以惨淡的家更加一穷二白了。药力并没有多大效果，黎国荣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伴随着祖父的去世，杂货店也关门了，而父亲当兵的“饷银”又一直没有音讯，仿佛一时间家里的一切经济支柱都没有了，这个家举步维艰，度日如年。
活命，已经是个难题。在严酷的生活压迫下，姐弟俩只好以乞讨为生。幸好那里民风纯朴，村民素来善良厚道。尽管村民们也经常食不果腹，但对于讨饭的人却很体谅，也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施以帮助。虽然仅是一碗稀米粥，或是半铲子锅巴饭，或是一些残羹冷炙，但是却让姐弟俩看到了希望。一家人饥一顿饱一顿，但总算是有点吃的了。
黎元洪姐弟俩一路乞讨，要不到饭也是常有的事。一次，因为没有讨到剩饭，小姐俩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地往家走。忽然，他们看到前面有一个绿油油的萝卜园，想到家里正在挨饿的母亲，黎元洪灵机一动，四下打量了一下，没有旁人。于是他一口气儿跑到园边，赶紧拔出萝卜，把叶子扭下来，再插回地上，用土虚掩，像没有被拔过一样。拎着萝卜就往园外跑，姐姐急忙接过来放进了破箩筐里。第二次这么干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园主发现了这个衣衫褴褛却浓眉大眼的男孩，不但没有惩罚他，还给他又塞了两个大萝卜，这让胆战心惊等待接受批评的黎元洪很感动。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宽厚仁慈的种子已经发芽。
春天，微风和煦，万物竭力地挣脱地面的束缚，探出了幽绿的生命。眼界所到之处，一派生机，这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在这个希望的日子里，黎元洪却不幸染上了天花。天花在当时是一种致命的流行病，对于这个家来说，简直是乌云密布，黑幕压城。害怕失去的感觉在心头萦绕不去，绝望无助的母亲从早到晚烧香拜佛，希望神灵能保佑儿子平安无事。或许真的是母亲的苦苦请求感动了上天，抑或是观音菩萨显灵，近百天经受疾病折磨的黎元洪，竟然止了咳、退了烧，奇迹般地好转了。
黎元洪幸运地逃过一劫，使全家人悬着的心放下了，但是眉梢上还是笑容难见，温饱还是他们的难题。但是姐姐黎元平已经渐渐长大了，一个女孩子家若还挨家讨饭，将来就很难找婆家。母亲思来想去，无奈之下，就把他送给了一户姓苏的打鱼人家，做了童养媳。而黎元洪也被送回了老家，暂时居住在黎家河邻村的姑父家，以放牛为生。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让黎元洪在清苦的日子里不再乏味。机智开朗，活泼好动，让他成为放牛娃的核心人物。放牛的时候，黎元洪马马虎虎、三心二意，也常常做出出乎意料的事。有时候把牛拴在树上，自己却窝在山坡上呼呼大睡；有时候也不管牛都已经走到哪儿去了，还绘声绘色、维妙维肖给小伙伴讲故事呢；有时候实在无聊，他也会乐呵呵地在牛身上“摇旗呐喊”。所以，放牛的黎元洪是不称职的，但姑父也拿他没办法。到了年底，就把他又送回了汉阳。
一家人靠着父亲微薄的“饷银”养家糊口。这一年，黎元洪快要9岁了，而他做梦也想不到一直在南方生活的他，也会到北国留下自己的足迹。这还要从他的父亲黎朝相说起，在过去的几年，黎朝相跟随唐仁廉转战于河南、山东以及直隶等地。而在1874年，唐仁廉升迁了，就任通永镇总兵。理所当然的，黎朝相也应该随仁字营调到直隶北塘驻扎。黎朝相因为表现出色不断地升迁，俸禄也变得多了。
一次，黎元洪又患重病，在北塘的父亲闻讯后，把公务简单地向下属交代一下，就急急忙忙地赶回汉阳探视。但是路途遥远，交通也很不方便。可供选择的交通工具也很少，手推车太慢，老式的轿车又坐不起；对于当兵的黎朝相来说，选择骑马是最合适不过了。一路上，披星戴月，用了大半个月才到家。到家时，也许是黎元洪很久才见到父亲的缘故，心情很好，病情也随之有所好转。这次汉阳之行，让黎朝相深刻地体会到两地分居的不便，更加坚定了他举家北迁的决心。
黎朝相在汉阳的这段日子，也给黎元洪定了一门亲事。那个女孩名叫吴敬君，也是汉阳人，时年刚满八岁，眉清目秀，温和娴静，少言寡语，家境和黎元洪一样贫寒，俩人算是青梅竹马、门当户对。
因为北塘公务缠身，不能久呆在家，所以当黎元洪的病情稍稍稳定下来，黎朝相就决定北迁，打算把家安置在驻地北塘。但是关山路远，何时再回来也是一个未知数，于是黎朝相便跟女方家长说明了情况，请求把吴敬君也一起带走。而吴敬君的父母也很通情理，同意了这件事。于是吴敬君作为黎家的一员，也加入了北迁的行列。
所以，14岁的黎元洪带着对家乡的眷恋，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离开了汉阳，举家搬往天津，迁到北塘。长途跋涉，让他们每天很早就要起来赶路，直到夕阳西下，又得赶紧找个能住人的地方休息。走过了高山小丘，穿过了茂盛的树林，越过了田间池埂。这一路上，有奔波劳碌，也有宜人美景；幸运的时候，还能逮两只野兔，抓几条大鱼呢。
这次搬家是黎元洪的第一次远行，这次远行对黎元洪的一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黎元洪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几经周折之后，一家人终于团圆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一迁之后，就在北塘定居了，并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北塘，这个梦一样的城市，现在，黎元洪来了。对于一个刚刚从遥远乡下来的孩子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他睁大眼睛希望尽早地认识这个领域，尽快地融入这个生活氛围。但是，这是需要过程的，但就在这段磨合期内，小黎元洪也改变了很多，这不仅仅体现在对气候的适应上，还在于知识的接受上。前者黎元洪还能克服，可是他却受不了比别人落后。
北塘离天津较近。而天津是中外往来密集之地，洋务运动的大本营，西学东渐的发源地，中西文化大多汇聚于此，新事物也相继涌现，生机勃勃，一派繁荣景象，是一个重要的通商口岸。在当时，北塘是个荒凉的小镇，那里盛产鱼类和盐类，居民也多以此为生。因为地利之便，又恰逢时机，很多人都看到了现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北塘未来的发展前景，纷纷投资建厂，各种发展机遇接踵而至，北塘迎来了属于它的春天。
而黎元洪初到北塘，既有一些残垣断壁之处，也有工厂的机声隆隆，正值新旧交替之际，让黎元洪的眼界也随之开拓了。
当时北塘学风盛行，个人兴办的书馆也很多。黎朝相为了孩子能受更好的教育，就把黎元洪送进了声誉极高的李雨霖的私塾读书，攻读四书五经。虽然黎元洪也曾背过一些诗句，但是在汉阳的时候，他的母亲家务缠身，繁重而又辛苦，根本无暇顾及他；而父亲又总是征战在外，回家的次数用手指也能数得过来。所以，聪慧的黎元洪仍然只学到只言片语。
在刚入私塾的那一阵子，他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也就是从这时起，黎元洪越发知道自己的不足。他明白自己学到的还只是小小的一隅，在众多的学生中显得很渺小。业精于勤而毁于随，于是，他便更加努力地学习了。黎朝相对儿子的学习也要求的越来越严格了，总是悉心教导。有时候，公事处理完后，他也会到黎元洪的小书房给儿子讲讲《春秋》、《左传》里边的故事；闲话家常事，也总是有意无意地给他注入更多的知识，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黎元洪，他后来的“武德观”也多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黎元洪也很会为父母分忧。因为父亲在北塘清军也只是当小官，俸禄并不多，仅够维持这个家，所以依然很不宽裕。而黎元洪除了在学业上不让父母担心外，也总是拾柴补贴家用。
一天，黎元洪拾完柴禾往回走，路经一片芦苇地，于是就在旁边歇歇脚。芦苇丛又高又密，这让他一阵后悔：怎么来的时候没看到呢，走那么远才背回来这点儿柴，明天可得上这来，一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回家。正埋怨自己的时候，他听到芦苇丛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芦苇也随着晃动。这引起了他的好奇，他镇定了一下，壮着胆子走上前去，扒开了芦苇丛。只见这里的一片空地上，竟然有一个圆团子，滚过来，滚过去。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鹌鹑和一条长虫搅在一起，厮打成一团，谁也不愿放开谁。鹌鹑羽毛凌乱，零散洒落一地，嘴角上沾满了血，两只脚被长虫紧紧地缠住了；长虫身上也是伤痕累累，它凶狠地吐着信子，疯狂地叫嚣着，好像和鹌鹑有什么血海深仇，非要致鹌鹑于死地似的。
这种血腥的场景，让黎元洪心里看着难受，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他拿起一根芦苇杆，费了很多功夫才把它们分开。但才一分开，它们就又回到原来的地方纠缠在一起，互不相让。这让黎元洪很是不解：这又没有食物，它们为什么好像针尖对麦芒似的呢？于是再一次把它们分开，没想到，它们全然不顾身上的伤，又在那个地方开战了。鹌鹑和长虫都抢这个地方，让黎元洪隐隐约约感觉到，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但他始终还是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于是他摇着小脑袋，往那个地方搬了几个石块，爱刨根问底的他准备回家问父亲。
黎元洪迫不及待地回到家，把这件事一股脑儿地告诉了父亲。黎朝相听后，想了一下，觉得事有蹊跷，就让儿子带路领他去看看。而空地上，那两个家伙还在那儿打的不可开交呢。黎朝相看到了这种情形，略一沉思，随后他抬头，仔细地观察了周围的环境，恍然大悟：土壤肥沃，水流滔滔，花草繁茂，郁郁葱葱；而鹌鹑是凤，长虫是龙，龙凤相争，这里一定是个风水宝地。他回头再看看浓眉大眼的儿子，心里一阵高兴。于是叮嘱儿子：“我死后，就埋在这块空地上。”黎元洪很不理解：“为什么埋在这里？”黎元洪笑笑说：“天机不可泄露，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的。”
也许，当成为伟人之后，在众所瞩目之下，他的过去就会演绎出几丝传说的色彩，被人们津津乐道。二十年以后，黎元洪当上了中华民国总统，他的童年也变得扑朔迷离，许多童年趣事被赋上了预言的味道。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黎元洪能当上总统，跟他父亲的墓地有着莫大的关系。传说毕竟是传说，始终也不是真实的。黎元洪从默默无闻的水兵，当上民国的总统，是机遇和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不是那层神秘的神话色彩。他在政治上一路走来，风风雨雨，进进退退，可他却始终没有放弃。这期间他也曾有过“更陈王奋起挥钹黄越”；也曾遇到“国有疑难可问谁”；也曾“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吗？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吗？这一切都是因为传说吗？恐怕并不尽然吧！
在黎元洪来北塘的第二年，他的母亲陈氏又生了一个孩子，黎元洪有弟弟了。就在这时候，黎朝相又高升了，被任命为千总。在家境清贫的时候，这无疑是一个喜讯，再加上又添新丁，真可谓“双喜临门”，吉星高照。一家人沉浸在喜悦中。
这时候，在黎元洪的眼里，天津的生活是美伦美奂的，是有滋有味的，他感觉自己好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视野宽阔了很多，也长高了很多。在这段时间里，生活上清贫的黎元洪在精神上依然是充实的。
但是，好景不长。黎元洪的母亲陈氏产后调理不当，又受了严重的暑热，几天后就病倒了。因为父亲一直比较忙碌，关怀也有限，年幼的黎元洪开始主要照顾他的母亲，只有很少的精力去学习。但是，尽管这样，母亲的病情还是恶化了，开始卧床不起，这让黎元洪无暇再去学习了。他开始专注地照顾母亲，奔波于药房与大夫之间，但还是没有多大起色，这让黎元洪很无助。他开始害怕，害怕失去母亲。于是，他每天晚上都守在母亲的身边，只为了在母亲需要时能及时地递上一碗茶。即便是这样，陈氏还是治疗无效，离开人世了。
正是青春时节，却香消玉殒，一家人都被痛苦笼罩着。
陈氏走后，全家变得手忙脚乱，毫无头绪了。那时候，黎元洪才14岁，吴敬君才8岁，而他的弟弟黎元泽还半岁不到，三个小孩都没有成人。而黎元泽哭声不断，嗷嗷待哺，这让一家人的心更慌了，吴敬君也是毫无办法，黎元洪更是束手无策。
尽管母亲的离去让黎元洪悲痛不已，可面对慌乱无序的家，面对刚出生不久、需要照料的弟弟，黎元洪只有一个选择，现实让黎元洪无可奈何地变得坚强。他擦掉了眼泪，毅然辍学回了家，担负起了做哥哥的责任。但是他的父亲却不想因为这件事阻碍孩子的前途，把照顾小儿子的事情全权交给了黎元洪的童养媳吴敬君，又把黎元洪送进了私塾读书。
这段时间的变故让黎元洪变得消沉了，他开始不爱说话，总是扎进书本里，一看就是一天，不再像往常一样积极地和同学们交流一些见解和看法。李雨霖先生知道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发生这么大的变故一时间难以接受，也不想接受，但是他们能做的只是尽力开导他，希望时间是最好的良药，能愈合他的伤口。于是李雨霖夫妇总是安抚他，勉励他，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失去母亲的他感到温暖。
黎元洪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私塾满足了他无休止疑惑。也许对他来说，现在，私塾就是他追求光明的殿堂。在这座殿堂里，追求成功的人能看到灯塔的光亮，能找到希冀的方向。尽管这些知识看起来是那么迂腐和陈旧，但是能流传下来至少有它胜出的理由，所以黎元洪一直锲而不舍地学习着。蜿蜒的知识阶梯耸立着，淘汰了不知多少半途而废的人，让很多人望而却步。黎元洪却拾级而上，孜孜不倦地学习着，缠着先生追问不懂的地方，甚至有些问题连先生也并不能给他解惑。没过几个寒暑，黎元洪就读完了四书五经，又读了《御批纲览辑要》，这为后来的戎武和从政储备了政治和历史知识。
年少的黎元洪，凭着勤奋苦学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已经是在山脚出发的爬山者所望尘莫及的了。他坚信即使在饭馆里连一个馒头都买不起，他也仍然可能创造一个奇迹。但无论怎样，他必须付出两倍的努力才能和别人一样优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