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品德之馨，早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就有口皆碑。在学业方面，他刻苦用功，学习成绩遥遥领先。最难得的是，他时常为同学承担过错，有些朋友对此不解，他坦然回答：“大丈夫当有任天下事的气度，区区小事，何须避匿呢？”他的老师严复对他是这样评价的：“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黎元洪是否有才暂且不论，但黎元洪的品格之高洁，是民国以来玩政治的人所罕见的。
与其说黎元洪“才不足”，倒不如说他不善于玩弄阴谋诡计，不懂得看风使舵。不懂得黑箱操作的人，在中国的官场上往往是失败者。黎元洪当年官运亨通，一是因为卓越的才干，二是碰到了对他欣赏有加的张之洞，所以他才能在短短的十年内，从一个下级军官擢升到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官居二品。他的卓越才能在监修南京幕府山炮台、去日本三次考察，特别是在朝廷的两次秋操中得到充分展现。在彰德和太湖两次秋操对垒赛中，“南军”总指挥黎元洪每次都大败“北军”总指挥段祺瑞，黎元洪也因此在朝廷声誉鹊起。应该说，张之洞待黎元洪不薄，没有张之洞，就没有后来的黎元洪。但公允如张之洞者，也免不了常人的私心。1903年，全国统一军制后，湖北额定一镇（师）一协（旅），从德才的角度来考虑，张之洞当然想让黎元洪出任第八镇统制，但因张彪是张之洞家丫鬟的丈夫而作罢。1907年，赵尔巽接任湖广总督，湖北官场掀起了一场向新总督献礼的高潮。黎的上司张彪筹集十几万两银子，向上司表忠心。其他人等也不甘落后。惟独他仅仅凑上数元“意思意思”。但是转过身来，他却为武汉的灾民捐出了三千两银圆的善款，这是他整整半年的俸禄啊！
黎元洪对上级不会拍马逢迎，对士兵却关爱有加。他的一位士兵，因母亲在家砍柴时坠入山谷而亡，这名士兵悲痛之中想追随母亲而去。黎元洪知道这一消息后，亲自去慰问这名士兵，并拿出八十银圆让他回家葬母，后来还让这名士兵进入军校学习。
如果仅仅是这些，黎元洪恐怕还不足以让革命党人推举为都督。黎元洪从小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再加上三次赴日本考察，使他对世界大势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甲午战争的失败，他差一点成了日军的俘虏，九死一生。这些经历，使他对腐败的清王朝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虽然没有勇气参加革命，但对革命党人非常同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总是尽力保全他们。对于军中出现的新思想，他从来不反对，甚至还鼓励士兵接受新思想。1904年，日知会总干事刘静庵与革命党领袖黄兴来往的联络书被截获，报与黎元洪。他便示意刘静庵托病离开，从而保护了刘静庵。1907年，日知会的季雨霖秘密响应萍浏澧起义而身陷囹圄，又是黎元洪出面将其保释。就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前夜，孙武试制炸弹时，炸弹不慎爆炸。官兵闻风而至，把革命党的名单搜去，湖广总督等人要按照名单抓捕党人。黎元洪两次激烈反对，认为名单牵涉面太广，不能操之过急，以免生变。这两次建议虽然被拒绝，但也可以看出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感情。这类事情，黎元洪不知做了多少；这一切，外人不明，但革命党人心中有数。人的境界之高低，不是看他如何说的，而是看他如何做的。从古至今，有多少人是踏着别人的尸体走向高位的，他们的双手沾满了人民尤其是仁人志士的鲜血。仁人志士的鲜血就是他们通向官场的铺路石，因而他们杀起仁人志士来是毫不手软的。黎元洪人性中可贵的一面不在于他能够分清是非，而在于他能够冒着危险来保护革命党人。那些杀人如麻的恶魔，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也不管取得多么大的“事功”，与黎元洪相比，在我看来，都算不了什么。因为与他们相比，黎元洪是人，而他们是披着人皮的狼。
武昌起义的成功有其偶然的因素。由于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分属不同的团体，成功后到底应该由谁坐第一把交椅，他们的意见无法达成一致，为此吵得不可开交。起义前，孙武试制炸弹不慎爆炸，起义暴露，很多同志牺牲，起义总指挥蒋翊武远逃避祸。一个逃命的总指挥自然不配坐头把交椅。另外几个革命党领袖如孙武、张振武、吴兆麟等又分属不同革命团体，都不足以慑服对方。有能力、有威信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不是在海外，就是在外地，远水解不了近渴。再加上起义的革命军人，基本上都是下级军官，连一个中层的军官都没有，难以服众。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武昌起义的几个主要革命党如文学社、共进会、日知会等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黎元洪。可见，黎元洪出任都督是众望所归。
以黎元洪的名义发布的安民告示，使武汉三镇动荡不安的局势迅速地稳定下来，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了黎元洪在武汉人民心目中享有的威望。这一切，都源于黎元洪亲民、爱民的菩萨心肠。黎元洪的相貌雍容富贵、面目慈善，时人称他为“黎菩萨”。在湖北口音中“黎”和“泥”恰是一个音，因而黎元洪是名副其实的“泥菩萨”。但令人遗憾的，在以后的岁月中，像黎元洪这样菩萨心肠的政治家越来越少，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社会的悲哀？(冯远理)
黎元洪与武昌首义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革命化的新军鸣枪起事，以彻夜苦战、攻占督署的战绩，宣告了首义的胜利。
翌日下午，武昌城内外就贴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的布告。
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当了革命军政府的都督？他也是革命党吗？人们都不禁为之惊诧不已，认为那是“革命党群龙无首，黎元洪因缘时会”，纯属偶然的机遇。
及至革命已经失败，不少参与起义的人士于痛定思痛之余，又不禁喟然叹息道：“革命中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以黎元洪为都督。与虎谋皮，未有不失败的。”（《座谈辛亥革命》，《辛亥首义回忆录》以下简称《首义回忆录》，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辑第1页）不少研究者从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出发，也是这样看的，如刊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王来棣的《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剖析》称：“这个时期，革命党人的错误是把以黎元洪、汤化龙为首的封建官员和立宪派，推到军政府的领导岗位上来，为他们提供了篡权的条件。”
不过，黎元洪被推举为革命军都督，既不是偶然的机遇，也不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这一事件，完全可以从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和革命党人的思想认识等方面去探寻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一、起义前湖北革命党人本有过推举黎元洪的策划
按同盟会所订《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条件》第一条：“各处国民军，每军立一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16页)。依照这项规定，湖北革命党人在起义前对于革命军的都督人选，是进行过酝酿的。
不少记载都提到，共进会原有过推举刘公为都督、刘英为副都督的拟议。1911年春，孙武、居正、邓玉麟等回鄂，鉴于会党不可恃，于是把着重点转到新军方面（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以下简称《开国实录》，武昌久华印书馆1948年版第十八页；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以下简称《辛亥史料》，龙门联合书店1968年版第45页）；夏间，共进会和文学社实现联合。于是，原先议及推举刘公为都督一事，也就作罢（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以下简称《首义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印，卷上第七十二页）。但谁又可出膺都督之选呢？两个团体的首领就有些相持不下了。在一次商谈联合的会上，共进会的杨玉如提议文学社改推孙武为领袖，就含有使两个团体都服膺孙武，以便于确定都督人选的意图。另一次，蒋翊武当着孙武的面对邓玉麟说：“世间无论何事，应以少数人服从多数。”意思就在于使共进会听从文学社的调遣。这两次都因刘复基的从中排解而没有妨碍双方的联合。
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开联席会，商决首义动员计划。会上，孙武提议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自愿任参谋长。同时，又经孙武和刘复基协商，确定了临时组织的建制和人选等事项：政治筹备处（亦称总理部）总理为刘公，其他军务、参议、内务、外交、理财、调查、交通等部正长、副长的人选，均经派定。李春萱在《辛亥首义纪事本末》里，曾直截了当地把上述安排称作“军政府组成人员”，并引会议主席孙武的话说：“我们大家所通过的军政府组成人员，是要在占领武昌、成立军政府之后才就职的。”（《纪事本末》，《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80页）至于军政府组成人员职权的分配，则考虑到刘公、孙武、蒋翊武三人之间的矛盾。“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为军政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任总理，专管民政。总理职权小于都督，因为都督综理军民两政。刘公如推为都督，位置在孙、蒋之上，恐孙、蒋二人不愿意，所以推为总理，专管民政，表示与都督职权有别。军政大权，指定由孙、蒋二人分担，关于全体重大事件，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决处理（《纪事本末》，《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27页）”按照这种安排，都督这把交椅，显然还是留待黄兴来坐。
可见，起义前革命党人对于军政府的领导人是有过具体规划的。从他们的主观愿望来说，当然是期望自己的领袖人物出掌军政大权。
然而，对于都督人选的另一种拟议，也是不容忽视的。不少当事人都提到：“革命在秘密时代，曾推举刘公为都督，刘英副之，亦有议及黎元洪者。”（《辛亥史料》第82页；《梅川日记》第四十页；《武昌首义纪事》，《首义回忆录》第四辑第33页）至于议及黎元洪的具体情况，参与其事的万鸿阶有过较详细的记述。1911年4月，蒋翊武、孙武曾邀集一些标、营代表到洪山宝通寺开会，商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会上，刘九穗解释说：“所以要把黎元洪拉出来，其利有三：一、黎乃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伏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万鸿阶：《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22页：《辛亥史料》第88～87页）与会者听后无异议。事后，“蒋曾举以告邓玉麟胡祖舜等，但无决定”（《开国实录》第四十四页）。对此谈得最肯定的是章太炎，他在《大总统黎公碑》中说，由于湖北各团体“力均不能相听下，谋帅无适任者，以公（指黎元洪——引者）善拊御，皆属意公。议定三月矣，阴为文告，署检称大都督黎，未以告也。”（章太炎《大总统黎公碑》，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1977年中华书局版第845页）章的这一说法虽缺乏确凿的证据，但就万鸿阶提供的情况来看，也没有理由排除它的参考价值。
显然，在起义以前，关于都督人选问题，本来就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由革命党里较孚众望的领导者充任；二是把黎元洪推上台。所以，黎元洪出任都督的因素，实际上是早已蕴蓄在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之中。
二、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出自革命党人主动，而不是立宪派人首倡
起义因孙武配制炸药不慎失事，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烈士的惨死，新军内的革命者人人自危、对反动派的仇愤情绪激化而于10月10日晚间爆发。尽管指挥发难的主要领导人或死（彭、刘），或伤（孙武），或避匿（蒋翊武走新沟，刘公匿汉口租界），但由于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原来部署的动员计划已为步、炮各标，工程营、队和测绘学堂等各处革命党人所熟悉。因此，一经工程八营鸣枪起事，塘角辎重队举火为号，参与起义的新军就基本上进退有序、互相配合，通过英勇奋战，传出了首义的捷报。
群龙无首，没有妨碍革命者夺取起义的胜利。然而，这种情况却使他们不能有效地建立起完全由自己掌握的政权：黄兴、宋教仁未到；蒋翊武、孙武、刘公不在场；10日晚间举为临时总司令的吴兆麟，职位只是个队官，既非革命党人，且又资望不高；分别率领各标、营、队起事的蔡济民、邓玉麟、李春萱、李西屏、熊秉坤等，在预拟的军政府组成人员中，一般是部长、副部长一级的人物，在政治、军事上都还缺乏领袖群伦的资历；等等。这种情景，使得由革命党领袖出任都督的可能性大大减少，而推举黎元洪的可能性则迅速地增大起来。
还没有在咨议局集议推举都督之前，一些起义者就因为探听到黎元洪还在城里而进行搜寻。大多数记述此事的文献都提到，约莫在11日黎明时分，起义者马荣、汤启发等就在武昌黄土坡的一个住宅里找到了黎元洪，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请黎出任都督的意图（《开国实录》第四十四页；《知之录》第268页；熊秉坤《武昌起义谈》，《中国近代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92页；《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45页。各书均称黎匿于黄土坡协参谋刘文吉家；惟张国淦称，黎曾亲自对他谈到，当日先避匿刘文吉家，随即转至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家）。与此同时，蔡济民、李春萱、李西屏、熊秉坤、吴兆麟等则集议于咨议局，一面等候咨议局“议绅”们到来，一面酝酿都督人选问题。当场即因多数人的赞同而决定推举黎元洪。及至黎被挟至楚望台，吴兆麟、熊秉坤等又一再敦劝，马荣甚至拔刀相向，迫黎接受推戴。中午，黎由吴兆麟等簇拥着来到咨议局，“甫入门，即有人高呼曰：‘都督到了！’黎竟默然”。（《先着记》第74页；《首义记》第一○四页；《知之录》第266页有类似纪述）推举都督的会议还没进行，黎元洪就似乎有了众望所归的声势。
一些有关记述也提到，当11日上午起义者集于咨议局商讨推举都督事项时，“仓猝不得人选，省议员刘赓藻曰，‘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若合选，当导觅之。’众赞成，蔡济民率少数同志，偕刘往。”（《知之录》第226页；《纪事本末》，《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60～161页；《梅川日记》41页）有些研究者就据以立论，把黎元洪的上台归之于立宪派人的举荐，而不认为首先出自革命党人的主动（“中国近代史丛书”《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第78页；《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79年第二版第435页；林增平：《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1页）。这和事实是有出入的。
按情理判断，刘赓藻是代表立宪派人说出他们举荐黎元洪的心愿的，但却并不是首倡者。如上所述，起义以前，革命党人就有过推举黎元洪的拟议；起义者还没有聚集咨议局时，马荣、汤启发等即已明确地有了拥戴黎元洪的言论和行动。而记载刘赓藻举荐一事的《湖北革命知之录》、《辛亥首义纪事本末》、《梅川日记》等，也都承认马荣、汤启发等寻觅在先。可以说，没有刘赓藻的举荐，起义者也会拥戴黎元洪为都督。甚至可以推测，即使蒋翊武、孙武、刘公当时在场，黎元洪也可能获得推选；只有黄兴领导了10日夜间的首义战斗，他才可能取代黎元洪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