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有几个当官的不贪？新总督大人一到湖北，官场又照例找了个理由掀起了一场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进献礼品的高潮。追求自我完善的黎元洪看不起腐朽官场趋炎附势那一套，这可能与他早年在水师学堂开始接受西方文明思想和三次在日本考察不无关系。他的上司张镇筹集十几万银两向总督大表忠心，其他同僚也纷纷用重金孝敬领导，唯他这个亟待提拔的旅长却仅凑上寥寥数元“意思意思”。转过身来，却为饥寒交迫的汉口灾民捐出了多达三千银元的善款，一时大得人心——他月薪为五百两银子，三千元是他整整半年的工资！这可不是“作秀”，历来大小官员们“作秀”花的总是国家的钱。
对上级不卑不亢，对下级却关爱有加。一位士兵闻母亲在家砍柴时坠入山谷而亡后，恍惚欲以身殉母。黎元洪闻知，亲往该兵班上慰问并致送八十银元嘱其归家安葬亡母，后还保其进入军校。刚才说了，协统大人的工资不薄，拿出六分之一的工资帮助一个无名小卒倒也不算多么了不起，但这却体现了一个长官的情操。
更加了不起的是他对有“政治思想问题”的下属的宽恕。
他的一个护兵，暗中参加了革命党，某日收到革命领袖黄兴的一封密信。黎元洪无意看到这封隐语颇多的信后，已经猜出大概，但却并未深究，反倒让该兵赶紧“养病”去也。
还一次，他撞见一个擅自剪去发辫的学兵，他非但没发怒，反倒极出众人意料地说了句：“去掉这让人笑话的猪尾巴，你这是领导了文化上的风头啊！”一句话，在场所有人的惊恐涣然冰释。按说，暗中勾结“乱党”与妄自剪掉清朝标志的辫子，这不仅仅是有违军纪的大过，不是关几天禁闭、挨几十军棍就能了结的小毛病，而是罪在不赦的杀身之祸啊！但谁也想不到，天大的“反动行为”，到了协统大人这儿，却是波澜不惊，烟消云散。
是啊，正是这个人在政治上的开明和对属下的宽厚，才使他在湖北军政界博得了极好的口碑。不然，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革命战士们哪会一下子想到了黎协统？
黎元洪的确不是主动投入革命大潮中的。上面提到的那本“文革”读物中的记述，并非全部谬传。他毕竟不是革命党，毕竟是在封建军营中成长起来的清朝的官员。革命骤然发生后，他惶恐过，抵触过——他亲手砍杀过一名前来本协报信的起义士兵。他躲在部下家中的床下希冀逃过哗变，他被自己的下级军官逼到起义军大本营后还连连向推举他为都督(司令)的部下们摆手说：“休要害我！休要害我！”完全一副当代宋江的模样。是他手下的那几个连、排长代他在布告上写了一个“黎”字的。与长期不屈不挠地从事反清武装斗争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相比，他头上戴着的“民国元勋”高帽实在有些大。在民初的孙、黄、袁、黎“四巨头”中，不待言，他的资望最浅。
资望最浅，性情也最温和。那三位，个个都是咬钢嚼铁的硬汉子；他却温吞而谦和，完全不是政治强人的模样。然而，敦厚的人，一旦认定目标，就会死心塌地去做；而这样的人入了伙，凭原先在江湖上被传诵的为人，往往又很快后来居上，成了群英中的首领。北宋末年山东郓城县的宋江就是这样的人，清朝末年湖北黄陂的黎元洪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人。
黎元洪就属于一旦决心下定便义无反顾再不反悔的那种人。
经过慎重考虑，他终于像被他放过的那名学兵一样决然剪掉了那根“猪尾巴”。男人的发辫一直是清廷强加给汉人的一根自缚的绳索。
辫子从这个人的脑袋后坠落以后，从整个武昌城里坠落以后，各地的武装反叛便和剪辫子运动同时迅疾开始。
在起义后的第三天下午的军事会议上，留着短发的黎元洪清楚地表明自己不再是效忠清朝的统兵之将，他正式宣誓就任革命军首领。那一天，他的宣誓算得上慷慨激昂：
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
黎元洪遂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大名。
其实，风云突变的那几天，逼他革命的人只看到了他表面上的冷漠，却难窥他内心澎湃的激情。且看他的一封私信：
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黎元洪自称)有鉴于此，识事机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
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感人。他的这番表白，既不是对报馆发表的，也不是在公开场合宣称的——这个务实的政治家似乎很不爱当众作秀。他只是在给自己的北洋水师恩师萨镇冰的私信里说了上述的话。
“统治者的帮凶”？“反动家伙”？“反革命刽子手”？——发高烧的荒诞岁月里，史学家的论断也是全不可信的胡话。
辛亥革命以清王室的退位而告胜利，古老的华夏第一次把“中国”两个响当当的汉字用作了国名——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武昌首义的那一天成了民国的国庆日，孙中山与黎元洪分别当选临时政府的大总统与副总统。2月15日，南北两军议和成功，清王朝寿终正寝，袁世凯全票当选为首任大总统，而黎元洪的二把手地位丝毫未撼。
当初武昌的革命士兵们没有看错人，黎元洪确有声望。
说起来，黎元洪这种性格的人是不适宜做中国的一把手的。在依然被封建传统包围着的“民主”国度当家，要有诡计，更要有铁腕，必要时要不惜杀戮。而黎元洪恰恰是被人称作“黎菩萨”的老好人，这样的人哪能在最高位上坐得住呀？
“黎菩萨”之名，最初得之于武昌首义之初，当时他面对下级用枪顶在脑袋上的逼迫一言不发，生死置之度外，正如庙里的泥菩萨一般——当地人的“泥”与“黎”音同；而后北京的政坛又都这样称他，是因为他心善面慈，性情温和，一副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这尊自省其身有道、普度众生有心的“菩萨”，若生于民主国家里，没准是个不错的国家领导人。但上苍不悯老实人，偏偏把黎元洪降生在专制之国的风雷激荡时期，又偏偏把他捧上了亿民之上的最高座椅。于是，他的不幸也就一直忽忽悠悠相伴左右。一生爱马的黎元洪知道，在一群穿着军装的虎狼中间行进，再高洁再骁勇的马也会失蹄，并随时有可能被撕咬得血肉模糊。
黎元洪非常明白，袁大总统决不是传说中的癞蛤蟆转世，而是一只随时能扑食各路奔马的巨兽。所以，他执意不去北京就职，宁愿继续待在武汉。
但足智多谋的老袁识破了副手的心思，他不急不躁，不光同意自己的副手继续兼任鄂省的一把手，还让他当了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参谋总长。
老袁很有办法。起先，他送给黎元洪一纸“民国柱石”的题字和一百万元军饷，从精神到物质，都让你感动一把；后来，又亲笔题写了“中华民国副总统府”的大匾派专人送达武昌，那块挂了一年半的“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府”旧匾自然被取而代之。
不过，让黎元洪难受的不是这块新匾，而是大总统推荐来副总统府当差的来路不明的人。纳之难受，却之无由，黎元洪不得不苦笑着将这些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照单收下。
身边有了大总统的人，副总统的日子就过得不自如。所以，当某日岑春煊和章士钊前来拜访时，他便吓出一头冷汗。
黎元洪知道岑春煊与袁世凯在前清时即有过节。同为平级的封疆大臣，互不服气乃官场正常之事，但风传这位西南实力派人物时下正在竭力筹划军事反袁行动！而且，他也知道这位名满南北的章士钊乃袁的红人，章妻吴弱男女士是袁的亲戚，向以“四伯父”称袁。现在，此二人联袂来鄂，定有大事交底！果然，主客坐定后，客人即称：袁世凯正在北京帝制自为，成为窃民国之大盗，他们已与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达成共识，拥立副总统起兵讨袁！
估计那会儿的副总统又犯了“泥菩萨”的本性，他只乐呵呵地听却决不插言。等客人逼他表态时，他却大摇其头，十分自信地断言：袁大总统断不会称帝，君等尽可放心。
然而，等客人们怏怏离开后，他又急遣手下人为二位说客各送去五百银元敦其从速离汉。因为会谈时，屏风后面即有老袁派来的密探！
这就是黎元洪在大是大非前的选择，你说他圆滑也罢，精明也罢，他总有自己的原则：不冲动，不盲从，有后手。
很难说袁世凯不知道发生在武汉的那场密谈。所以，一旦平定了南方的军事反抗，江山坐稳，老袁就不容黎元洪独立在外了。三番两次请不来后，大总统索性将自己的第一悍将、陆军总长段祺瑞派到了湖北，“迎请”副总统到北京“磋商要政”，且连北上的专列都准备好了！这回可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矣！
民国二年(1913年)岁未，黎元洪只得愀然告别故里，赴京去当他的挂名副元首了。
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直到整整二十年后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躺在巨大的楠木棺里的他被国民政府隆重地自天津运回武昌。是年，黎元洪在津门过世已五载矣！
是的，当初启程赴任的黎元洪显然没有料到，他会一去不返！
在北京的前门火车站，他受到了热烈的迎接。仪式过后，他被接上了那辆中国最高规格的金漆朱轮双马车，而这辆大总统专车，除袁本人偶尔乘坐外，只在上一年夏天拉过来京的孙中山。
黎元洪被袁大总统迎国宝一样极为隆重地迎进中南海——大总统已经差人把“副总统办公处”的牌匾挂在于中南海里最优美的瀛台的庆云殿里。
也就是说，东厂胡同并不是黎元洪在京的第一处住宅。
瀛台乃凡人们想象中的仙境，但仙境中的孤寂与清冷又哪是凡人所能忍受的！清代的光绪帝深知瀛台之凄苦，民国的黎元洪也体味到了被闲挂于琼岛上的难耐滋味。贵为一人之下亿人之上的副总统大人，竟然发出过“遥望汉江，不禁泪下”的喟叹。他对前来拜访的故交喟叹过：我做了光绪的替身。
民国时代的北、中、南三海，不再是清王室的“西苑”，北海成为国民的公园，但中海与南海却成了民国总统的办公地与住宅。袁大总统从铁狮子胡同把繁多的政务和同样繁多的家眷一道搬进了中南海后，中南海遂又恢复为禁地。
凡进过中南海的人都知道，新华门与瀛台一南一北，隔一汪碧水(南海)，遥遥相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有幸两入中南海，参观以毛泽东故居“菊香书屋”为主的南海名胜古迹。被称作“拨乱反正”的那个时期，中南海东侧的毛的旧居一带曾不公开地向人们开放过。
瀛台的确很美，不大的人工岛上，有宏殿琼阁，有奇石异木。而且它的色彩十分瑰丽，岛上的皇家建筑不再是单调的明黄色与朱红色的交响，在黄与朱之间，古建筑师巧妙地加进了一方方绿莹莹的琉璃砖瓦的音符。使壮丽的瀛台既不失帝王之气，又不乏人间的平实。
20世纪五十年代，健康的毛泽东常从自家的“菊香书屋”小院儿里步出，经过曾做过袁世凯住处的丰泽园，往西没多远，就踏上了登瀛台的宽桥。
这座用黄与绿琉璃砖与瓦砌成的桥，是登瀛台的唯一通道。
光绪皇帝被困岛上时，没有这座桥，慈禧老太太让她的过继儿子老老实实待在仙境里悔过。如需出岛，则由太监们划船“接驾”。若不是想到可怜的载湉人生的最后十年一直困在岛上并最终死于岛上的涵元殿里，我还真要在垂柳依依波光涟潋的瀛台上沉醉呢！
那会儿我并不知道，光绪之后的另一位大人物也曾是这美丽岛上的孤寂囚徒，只不过他没像光绪皇帝一样死在这里罢了。
单从道理上说，袁世凯的安排无可非议：既是“公府”，就该正、副两职邻而居之；正职人多事杂，办公处理应大些，副职事少幕僚少夫人也少(黎只有两位妻子，在当时已是罕见的夫君)，居住地自然就小一些。大总统在陆地上班，副总统在孤岛起居，这简直就是前清统治者们提前为民国正副元首所做的安排。
但事情却远不这么简单，是老袁不放心黎元洪待在外头，他要把资望颇高的“民国元勋”搁在眼皮底下天天看着他。
为羁縻这位寡言而睿智的副手，老袁甚至让第九个儿子给黎家当了二女婿。
但黎元洪不为所动。
他毕竟不是真的泥菩萨。他也借用老袁对自己的讨好心情，请大总统的军法处杀过两个同乡的军界政敌（这件蠢事使他一下子臭了名声，而让人言像苍蝇一样紧叮着他不放)。比泥菩萨有思维的黎元洪对袁氏的用心一眼就看懂了，就像每天看瀛台上的庆云殿(他的办公室)里的那几幅清代的皇帝遗墨一样，他早熟知了其中的每一道笔画。整日在漂浮着前朝阴谋与死亡气息的殿堂里喘息，在大权独揽的枭雄的眼皮底下“从政”，哪有愉悦可言！
于是，在这人人向往的仙境里只待了一年多的光景，黎元洪就待不下去了。
不是他不想为民国干事，实因他本来就清楚“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时下老袁又太想“家天下”了！
眼瞅着老袁为圆一个荒唐的皇帝梦而越来越犯糊涂，黎元洪适时地提出了两个请求：
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院长和参谋总长职务——本人能力实在不能胜任；请允迁居“海”外——瀛台冬日过于寒冷，夫人有恙，惧冷。
比鬼都精的袁世凯立马一拒一允：坚决不准其辞职，同意迁往他处居住，且连新宅都替你打点好了。袁氏自己出资十万元，从前清遗老的手中买下了东厂胡同的那处名宅。然后，无偿转送黎元洪。
这就是黎元洪入主东厂胡同的由来。
但有谁知道，黎元洪不是“不拿白不拿”的人！待袁大总统死后，黎元洪致送奠仪，恰好也是十万元。明眼人一看即知，他这是偿还老袁的房钱呐！
其实，当个光拿钱不干事的副总统有什么不可以？据黎的女儿着文称，黎元洪在任时，每月副总统的俸金加参政院的补贴等，一共五万元。天！五万元呀！
我匡算过，民国初年的银元与二十世纪末的人民币比值约为1：100；而房地产，又大大超过了这个比例，差不多是1：10000。如黎元洪手下的教育部普通官员周树人(鲁迅)，凭自己一两个月的收入(三百元月薪加讲课费、稿费)，就能买下白塔附近的那处已被辟为“鲁迅纪念馆”的宁静的小四合院(当时他花了八百银元)，而时下在京城二环路以内想买那样完整的住宅，岂不得八百万！一个北洋大兵，每月六块大洋，就能活得比较像样，除了自己天天能吃上肉以外，还能按月寄回家去几块钱(难怪那年头不乏兵源)，这比黎家的厨子收入还高呢——黎的厨役每月工资四块钱。正因此，也就理解了毛泽东在成为职业革命者之前为什么会当了几个月的北洋大兵，后来为什么会为在北大图书馆打工的八元月薪而自喜。那时的大学教授们，学问与月薪均如泰斗一样令晚生高不可攀，哪个也得几百元。像年轻的周作人，刚到北大任教就有二百元的工资，等于现在的两万元呀！陈独秀是系主任，月薪五百。但是比比国家第二公务员黎元洪，教授们统统是小巫见大巫了。副总统兼参政院议长的收入，竟是陈先生的一百倍！等于时下物价的社会中，他黎元洪月薪是……五百万！吓死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