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此次行事，颇效项城(袁世凯)，但以资格未充，又于南方绝无信用，故不得不借公笼罩。
有趣的是，书生气十足的章大师怕老实巴交的朋友受直系军人之制，竟想出了“迁都武昌”的奇怪主意：
必欲复位，请南都武昌，无滞宛平中。
首都是不会迁的，但态度是要表的。黎元洪对记者们发表谈话：
余为中华民国一分子，既是各方面迫于救国之诚为促余复出任职，余岂能再事高蹈？亦只得牺牲个人前途。
临危上任，对明白人来说，当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好事。所以，中国古人就有了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名言，老外也经常有人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豪言。复出的黎元洪也许正是以这种心态坐回中南海居仁堂里的。
倒霉的是，这次刚好干了一年，就又饱尝了军阀的颟顸与欺压，他不得不赍志而归。真是应了一年前的预言：牺牲了个人的前途。
这一次，直系的曹锟比皖系首领段祺瑞更蛮横地赶走了他。
民国十一年(1922年)以后的直系，是何等的威风！他们先后将老段的皖系和张作霖的奉系打败，成了北京政坛的新霸主。吃饱了撑的，津门布贩子出身的曹大帅竟想过元首瘾，便令手下软硬兼施逼黎让位。
执拗的黎大总统又犯了“民国系国民公有之物”的老毛病，坚决不向恶势力低头。头顶鸡毛帚的中国军人们在洋人跟前一地鸡毛，但收拾一个手无兵权的首脑还有大有招数的。
且看可怜的黎大总统民国十二年(1923年)6月间通电全国时的悲惨自诉：
本日(6月7日)，十四机关军警长官二百余人到府索薪……
(6月12日)京畿各师旅军官数百人佩刀入新华门，围居居仁堂，藉口索薪饷，百喻不散……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段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呼喝之声响震屋瓦……
领头闹事的，就是直系大将、陆军巡阅使冯玉祥。
至8月份，闹剧演至极致——大德堂的水与电悉被掐断，总统卫队也奉令撤走。
黑暗中的大总统见生存难保，便命姨太太卷起大权——袁世凯传给他的“中国民国之玺”“大总统印”和“陆海军大元帅印”等图章躲藏进法国人设在东交民巷里的医院，他本人则携随从乘专车退往天津。
听说黎元洪携印章而去，曹锟忙命令担当直隶省省长的部将率兵拦住总统专列，并摘走火车头——不缴出总统印章就休想挪动一步！
那时街头私刻公章者居然一个也没有，不然，哪用得着威力无比的军人们这般耗神费时？
困在车厢中，可杀不可辱的国家元首愤不欲生，拔枪欲自杀，却被左右强行拦住。囚笼难耐，万般无奈，僵持良久，时已夜半，他只得通知远在北京法国医院里的姨太太把“国玺”交出去，换得自己平安返津。
行路难，归去来！什么世道！
刚到天津的黎元洪宣称不承认北京的夺权者，并去上海欲联络各方组织合法政府继续挥舞他的元首权杖。无奈曹锟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工作，而国人和列强使节们又只认实力。于是，黎元洪真的心灰意冷了。他去日本待了一段时间，本来还想去他一直向往的欧美转一圈儿，无奈没有护照，而办护照就得求北京的“伪外交部”，黎元洪绝不愿求那些人。所以，他只好回到天津专心做他的生意了。他厌极了龌龊的政治，自兹不复见任何当政者。之后几年，随着北京秉政者的更替，也还曾有机会复任总统，至少是续完被强行中止的任期。但他，却无论如何也不会再上当了。
当年，黎元洪继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不少政坛人士咸以为强人时代已经结束，老实人开始新的时代，天下将从此太平，因而奔走相庆。那位不识时务的名士严复却捋着白花花的胡子冷笑道：“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实话好说，就是难听。黎元洪二十几岁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时，严复就是学堂监督，校领导的话十分入骨地点出了黎之优劣——德高，才疏。
的确，在中国，光有德还玩不了政治。
由于不擅权术，也由于不像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作霖等人那样一直拥有重兵。所以，黎元洪只能被军人部下们看不起。就连东交民巷也一样，从来都是功利主义的使节，他们从来没看重这个没有实力的元首，而宁愿与他底下的各派系保持往来。这倒也好，使他不像其他人一样被后世骂为“帝国主义的走狗”。
政坛的格斗场上，他是一个伤痕累累的输家；但在生意场上，他却意外地成了大大的赢家。成为寓公的他，先后投资实业竟达七十多个，尤其是他大做房地产生意，不光在武昌、北京、天津有三处连片的私宅，而且还凭眼光与财力(而不是凭以前的领导人身份)开发了许多别人看不上的房地产业并大获其利。在天津当寓公的要人很多，成了富翁的也不仅他一个，但有的是靠当军阀时不断克扣下来的巨额军饷起的家，有的是凭从前的社会关系致了富，黎元洪却是完全靠遵从经商规律大胆运作而成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上帝让他的政治抱负惨淡夭折，却使他的经济才干大放光芒。说他是民国第一批最成功的房地产商也不算溢美之辞吧？
饶有意味的是，黎的经营活动多是以“大德堂”名义进行的。他要矢志不渝地把“大德”弘扬到底吗？
有德的富豪会把赚得的钱回报给社会。黎元洪就并不像其他下野同居天津的军阀巨头那样当守财奴，他还真有点像八百年前的“及时雨”宋江哥们儿，仗义而又疏才。在繁多的善举中，他特别热衷于投资教育，尤其是故籍湖北的小学、大学，只要有求，他都捐款，且动辄成千上万。
他告诉过天津的记者：
政界人物除素旧交外，概不接见。至教育界、实业界新旧人物，俱所乐与交游；而此两界之后进，更愿竭力提携。
天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赞助人黎元洪曾亲临学校祝贺，并与欣然的学子们合影留念，他的大女儿也在那群学子中间。与女儿同班的一位叫周恩来的英俊少年当然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但周却对黎说过的话耿耿于心——1949年11月，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宴请一些实业家们时，得知邻座的中兴轮船公司老板即黎元洪的长子后，主动提及与其大姐是南开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的往事，而且还风趣地回忆起黎元洪当年说过的“有饭大家吃”的名言。不知周恩来先生是否知道，就在他在广东成了国共两党都十分倚重的一代俊杰之时，开明的黎元洪曾下令敞开黎公馆大门，让躲避兵燹的南开的女生及部分教员家庭入住家中。
黎元洪在天津市政协大厦所在的这个地方一直住到死。
他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3日晚在家中猝逝的，死于脑溢血。
那一刻，正是张作霖被迫离开北京的时候。次日晨，张作霖被日本人预埋的炸弹所毙命。
两位北洋时代的元首，竟死于差不多同一时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死被普遍视为整个北洋时代的实际终结，而天津英租界里的前总统的噩耗就成了无关政局发展的局外事。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北伐军的枪炮声中，黎元洪的遗体被安放在了漆着黑漆的楠木棺材里，他的寿衣既不是传统的长袍马褂，更不是一身北洋将军的戎装，而是那身大总统礼服，胸前还缀着大总统的金牌——他自认是无愧于这一职务的。
他的死，何尝不也是北洋时代寿终正寝的象征？
他死后的第五天，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第十天，国民政府通知中国驻外使馆改挂青天白日的新国旗；第十七天，直隶处改称河北省，北京市因失了京城地位而改叫北平。
尽管奉军还在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的统辖下，但是，北洋时代真的结束了。
推翻了“反动军阀政府”的国民党政权，独对担任过这个政府首脑的黎元洪表示出敬意。因为，他们对这位下台元首之死有难逃之责——北伐军打到鲁南时，先要没收黎元洪的中兴煤矿(今枣庄煤矿)，后又向该矿摊派军饷一百万元并限期缴清。黎元洪受此重创，心绪大坏，在马场看赛马时忽然昏迷，几天后便溘然辞世。
6月8日，战火尚未熄灭之时，国民政府就颁布了优恤令：
前大总统黎元洪，辛亥之役，武昌起义，翊赞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利诱威胁，义不为屈，凛然大节，薄海同钦。
所有丧葬典礼，着内政部详加拟议，务示优隆，以彰崇报元勋之典。
他的那位国士朋友章太炎则以一幅挽联说尽故人一生：
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末更，绥寇岂能干正统；
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
最令人愕然的是，同在天津洋人租界里当寓公的段祺瑞突然赶来吊唁。两位北洋老人，互不原谅久矣，虽说同居一地，老死不相往来。但闻黎元洪过世，刚强的老段却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他面对长眠了的政敌，不禁老泪潸然！
用国民政府提供的万余元丧葬费，家人们把这位喜欢西方文明的前总统安葬在了他自家洋房的院子里。
大殓之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及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共同在京发起公祭仪式，北海公园成了吊唁场所。新扎的素牌坊上缀满白花，牌坊上的横批没什么新意，就是这种场合常见的“名垂千古”四个大字，倒是两边的挽联言简意赅，分别是“首义”和“护国”，只四个大字就把他毕生的功劳都浓缩在里面了。
胜利者国民党人和失败者北洋故友们一道凭吊了这位忠厚的死者。
五年之后，黎元洪与夫人灵枢迁往武昌暂厝。两年后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以国葬的最高礼遇安葬了这位前政府的元首。是日，全国下半旗，停止娱乐活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了“民国元勋”匾，国民党中央、军方、各省市代表、外国人士，以及多达五万多名武昌民众参加了这一迟到的葬礼。
九泉之下的黎元洪终于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一致褒奖。
黎元洪在天津的另一处遗宅也不复存在，据知现址是烟台道上的儿童影院。
那座在原英租界里占据了好大一片地的黎公馆，是黎元洪的第一处天津住宅，有四幢小楼共一百七十一间屋，可见其公馆之阔绰。几座小洋楼中，最有名的乃戏楼，每到传统节假日与辛亥革命周年日，他便广请宾朋来家看名家唱戏，他念念不忘他是“民国一分子”。后来，那条街上的北洋旧人的寓所越来越多，抬头不见低头见，使他不得开心颜，他才又往德租界另购地皮建起新宅。新公馆建成后，他的元配夫人留下居住，他只在逢年节时才过去邀请故旧赏堂会。
历数津门豪宅，没有哪一个下野了的国家领导人能比黎元洪过得更潇洒也更从容。
我是个半点功名也没有的白丁，自然得不到他的邀请，所以就不去儿童影院探看了。即使去了，相信就像在全然新貌的解放大道一样，也看不到任何黎氏遗痕了。这时代的人们——尤其是孩子们——谁还能在并不景气的银幕上隐隐看出叠印着的一个老古董的身影呢？
天津的黎公馆面目全非，但北京的东厂胡同里却大致如旧。不过……
我有些心惊地发现，考古学家夏鼐的雕像旁边有一包捆着的物件，而其西侧也有什么东西被用编织袋扎得紧紧的，像要搬家的模样。看看窗上的蒙尘和门隙间的封条，再看看枯死的老藤和被劲风折断的满地碎枝，我忽然感到了瑟瑟风中分明透露出的一丝丝让人发冷的不祥信息：
莫非，这座着名的大院也要被“改造”？
王府井大街乃至整个北京市的“旧城改造”已经大有成效，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以举世独有的大片明清建筑为牺牲物的“旧城改造”工程，虽让不少如在下之类的“恋古癖”们叹息，但也多少宽裕了久居此地的百姓们的生存空间，提高了整座都市的繁华度与“世界化”。当然也顺便暴发了一些官场上和生意场上的巨贪——“顺天府”的“父母官”陈希同、王宝森不就栽在这条大街的南端吗？
现在的王府井，只有那座洋教堂得以安慰性地照料，从南头看到北头，谁能再说这是一条举世仅有的东方皇城里的王公宅第群？拆掉的不仅是陈年老屋，还有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拆掉就永远不再重现。患了“统一模样症”的新建筑们好则好矣，但你能知道这一座摩天厦与那一片光幕墙是矗立在哪国哪地，又体现着一种什么文化吗？
我欲因之祷上苍：保留东厂胡同这座庞大的名宅吧！
怅然登上风骨嶙峋的假山。山上一棵楸树已经很有些气势，却不知是否黎氏当年手植。偶一打量，极意外地发现了两块石上居然还有先前的刻字！一曰“岭崎磊落”，一曰“崖半亭高”。是从前的清代某大人寓此时所镌呢，还是黎元洪购得此宅后刻石明志？旧时代的遗存居然还有这么多，我一时喜欢莫名，不觉忘了方才满腹的郁闷。
登上了假山，却走不进那座着名的八角亭。八十多年前黎大总统经常接见贵宾的风雅之地已被砌了灰砖垒成“亭子间”，且各面的窗上尽糊着白纸，让人怎么也看不透里面储藏着什么。
八角亭该是储藏着许多奇闻轶史的。比如说当年主人如何在此接见各方俊杰商讨建立“好人政府”的主张(中共早期领袖李大钊正是因为拥护这一主张而在党内饱受指责不得不一再检讨)；再比如逃离京城前的蔡锷怎样坐在亭子里与主人发狠地说“四十日后必有佳音”；还有，我的踌躇满志的胶东老乡吴佩孚如何走出亭外对主人畅抒安邦鸿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