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形式“整齐“的原因，闻一多也从更深的层次做了解释”原来人类的种种意象一一观念盖即自然底种种现象所悟出来的。我们的先民观察了整齐的现象，于是影响到他们的意象里去，也染上整齐的色彩了。这个意象符号便是《惕皇岛》里的八卦。他表现于智、情、意三个方面的生活，变成我们现有的哲学、艺术、道德等理想，我们的真善美底观念之共同的原素(即其所以发青之细胞核)乃是均齐。“这就是，说，整齐的格式不是一种纯粹形式的需要，而反映着人对世界的一种感受。
诗的句式的由短到长，再到自由，仅仅是容量的增大吗？诗的格律只是对于技巧的要求吗？它们还有无心理原型方面的意义？有学者认为词比起诗来，似乎是一种抒情程度更“纯粹”、更“狭深”、更细腻的文体。它抒写的感情不妨称之为“情绪\“心绪\“心态”或心曲”更来得适宜。
来唐宋词宏观研
对除使诗歌易浮于声切响外，其源起之基调，乃在于极力模仿自然景物究述刑学术之造型，使诗歌在字质未产生力量之前，就已先一步形构出绘画性。所界以中国诗歌既有字形之图画性，又益以句式之空间感……文字之形象性，偶句之空间性，语法之罗列性，中国诗歌突破语言透明性的限制，呈现绘画效果气吗主些特点，都对于构成触动人的心理情感的原型的本质与形似之前，情象的流意象具有独特的作用，格律诗与自由体相比，确有不便于自由表达思变三联书店和日常情感的局限，但是，格律诗的长处也在于“格律格律使景物集中、“境深“延伸，省却了许多与表现原型心理和情感形式无关紧要的东西，在有限的篇幅里表现无限的情思。
或许可以这样说，中国诗词形式的变化，循着负载和激活原型的容量和深度的需要而变化。格律的作用之一恰恰就是为了把人的思绪和情感体验引向深处而不致太分散。
与格律相似，对偶作为中国诗词创作的规则之一，也具有原型体裁的功能。郑敏说对偶作为一种诗歌艺术，在美学上反映了中华哲学中的阴阳相反相成的原则。令人惊叹的是，几千年前中国哲学就能够既认识到宇宙间有矛盾的力量存在，而又不陷入二元对抗的狭窄思维……
从美学上讲，西方美学在对称方面是有所应用的，可见于教堂的建筑和园林设计方面。但如何将相反的两种力量作为宇宙两极，结合在一个整体中既保持其歧异的本质又使它们能纳入一个整体，组成一个整体，那只有中国的太极图了。阴阳两极如此相抱而又相逆于一个整体中。在诗歌美学中这阴阳两极的相异相亲的原则就体现为“对偶这一见解极为精到深刻，阐发了对偶这一原型体裁所蕴涵的深刻的文化精神。进而她对对偶在诗里的作用作了论述，认为“它对于诗人起着打开思路，对于诗作起着扩大空间的作用，且不说它所带来的不和谐中的和谐的对称美、异而同，其给人的惊讶感远超过以同补同的满足感。反衬是最强烈的一种审美剌激，对偶就是一种以反衬来增强两种相反力量相对效果的艺术。在对偶中时间、空间中两种相异力量必须有一个近乎对等的质量，才不致失去平衡，破坏了整体的完美因此可以说对偶用在文学上是助诗人打开一条仰观天地、俯察人间的道路，大大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这对诗人的智性、感性和艺术性都是极大的调动和挑战，因此律诗能在有限的上下八联中浓缩人生百味、天地玄冥，给读者深奥、强的震动和启迪、无穷的审美享受。
主些论述说明，中国古典诗词的格诗的传统艺术特点一一新诗能向律，也许是最便于表达人类深邃情感的形式，它是特定文体的艺术“法古典诗歌学些什，则也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思维方式，是最具原型功能的艺术格式。
1998年嘲。言、意、象之辨与原型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重要发展线索，是在理论上对“言”、周易略意”、“象“关系的提出及对其探讨的日益深入。中国的先哲们似乎比《例·明象篇》。
西方人更早意识到语言的特质，意识到语言对传达意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很早就探讨言与意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探讨用原型理论和符号理论来看，实际涉及的是艺术符号的生成问题，以及原始符号、现实符号向艺术符号的转化问题。
那么，言、意、象之间的关系其实质反映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和原型又有什么关系呢？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现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只见意。意以象尽，象以言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象“以“言“着，也就是说事象是由语言描述的，所以“言“可以“明象通过“言“可以观象象“其所以“出意也就是说可以彰显意蕴，是因为“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反过来，要“尽意“飞，\，又要依赖于“象着“意“飞，\。在这里，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象生于意象出自于，意，而不是意出自于象，就是说，先有“意“后有“象那么意从何而来？如何理解意象的生成和它们的关系呢？这里的意可以理解为是意蕴、意义，是“恩“的结果，需要用语言来表达，但言又不能尽意，于是要借助于象。这里的“言“是用于抒情表意的艺术符号，这里的“象已经不同于一般的物象，而是有了一定的“约定性”、象征性和联想功能的特殊的“象是由“言“(艺术符号)所描绘的艺术形象，这里的“意则是蕴蓄于“象“中的情感意绪。从“言“到“象再到“意是一个创作者运用特殊符号表达意绪情感的过程。理论上对言、意、象的重视，其真正原因并不在这些概念本身，而在于它们之间的深层关系。可以说，对言、意、象几者关系的问题的提出和探讨，源于对“言不尽意“的发现。言与意、意与象的关系的发现，可以说是文学“意境“理论的最早萌芽和酝酿。言意之辩涉及“言尽意”、“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三个命题。儒家和道家，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论及言意象的关系问题。孔子的言意观，其基本倾向是相信和肯定语言能充分表达人的思想和意见，就是说肯定言意之间的一致性，表现了一种“言尽意“论的倾向。但另一方面，孔子又感到在某些场合，有着“言不尽意“的情况，特别是涉及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时，认识到了语，言的局限性。道家思想中，~直德经》开篇说“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个“道“是名词，这里指宇宙的本源，它是从“道路“引申出来的概念，第二个“道“字是动词，是“说“的意思。这句话的大意是说，一个很浅显的道理，还可以用语言来解释，至于那些包含宇宙万物之理的大道，没有形状，没有声音，没有实体，看不到，昕不到，也摸不着，并且恒久不变，那就是语言所不能解释的了。接下来说名可名，非常名第一个“名是名词，指“道“的真相，第二个“名“是动词，就是可以加上一个名称来称谓。至于那些包含万物之理的大道的真相，恒久而不变，是没有办法给它加上一个名称来称谓的。这就是说，老子在“非常道“范围内，承认言能尽意，而在“常道“范围内，则主“言不尽意“论。老子是言不尽意论的首创者。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言意观，他的重大发展，主要体现在“得意忘言“论。认为“言“为得意“之器具，一旦得“意便可“忘言”。
大致来说，先秦时期，围绕言与意、意与象的关系，儒家和道家在不同的观点中有着相同或近似的看法，这就是，在形下经验(日常生活)领域内，肯定“言意“的一致性，主张“言尽意“论，同时在形超验领域内(如“道“的层次)，则意识到有“言“与“意“不尽符合的一面，语言又有其局限性。所以就有言不尽意理论的萌芽，也就有了言与意、意与象的关系的问题。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特质，特别是抒情文学的特质，恰恰就在于要表达人类不能用日常语言表达之情之意，于是，我国先秦时期的言意之争，实际上也就关联到文学的语言与意蕴关系问题，它因此也就成为后来文学中意与象、意与境关系的一个开端。
“言能尽意“与“言不尽意“之争。有了这种争论，有了对于言不尽意的认识，才使意象的张力特别巨大而其功能显得越发重要。“言不尽意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有了以事物的原型意象表达某种“意“的必要，如果说先秦“诗言志“的观念表明当时特别看重对“志“的表达的话，那么，六朝“形似之言“概念的提出，则以对“形似“的重视而在客观上强调了“象“的特殊作用，而随着山水诗、田园诗、咏物诗(及后起的咏物词)的出现，似乎诗人对情感的抒发和意绪的表达越来越不能离开自然物象，越来越不能绕过对“形”、“象“和“意“之间关系的正确的处理。反向回溯这个过程，就是先有要表达的“意然而再有对于负载意“的相宜的“象“的寻求对应，最后是通过适当的“言即艺术符号把它“结构“为承载“意“的“象”。这就是“寻象以观意”。显然，对于“象“的“寻有一个先在的条件，就是实际上认定或假定某种象“可以“存意象“有着对应于“意“的特质和表达“意“的功能，这里的“象“已经是通过“人化“而区别于一般自然物象了，它变成了可以用来代表某种情感意志的特殊的符号。而且不同的“象“有着不同的所指，这就是弗莱所说的“具有约定性的联想物也类似于弗雷泽把神话的原型同自然节律、植物枯荣现象相联系。关于这种物系，中国古人早有发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礼记乐记》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吃文心雕龙明诗》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为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
《吃文心雕龙物色》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
《保书萧子显传》那么，这种“象”、这种特殊的“物“又是如何具有“约定性“和有了引起联想的功能呢这里首先是人有以“物”、“象“达意的内在需求，这种需求是人希望与自然宇宙沟通并力图艺术地把握世界的曲折反映，也是人需要坦露自己胸怀的本能的表现。有了这种需求，才有对“象“的寻求。这是从人的主观方面来看“象“被寓以“意“的深层动因。另一方面，自然物象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成为特殊的符号，使之与人的心理情感(意)相对应，这又与原始先民的总体的生存状态和思维方式相联系，即所谓“集体表象“与“互渗律“沟通了物我关系，使“物“成为特殊的“象使“象“可以表“意也使“意“可以与，“象“相对应。而“象“最初、最早被“存“入“意就是自然物象被，“约定”、被赋予联想功能的开端，就是“原型意象“的开始生成。这，样观物取象自然物象被作为特殊的语言、作为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意象都有“原始“色彩，都有它最初的“意“与“象“的契合。
“言”、“意”、“象“的关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原型的理性模式还原为具体感性体验的过程关系象“具有原型之“型“的功能意“则是原型的内容，带有集体无意识的特点，即共同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模式言“的“明象“过程则是通过对“象“的具体象征特性的呈现，使之与诗人或读者的心理体验和情感相对应相交融，即原型的“瞬间再现”。
中国古典诗词重“象”、“意“在创作过程中很早就注重“比”兴由《易魁》而来的“象”和在《诗纷》中充分发挥的“兴是中国抒情文学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原型系统。诗词的“象外之象”、“韵外之致”、“言外之意”、“不可言传性“等，包含着整体思维的“模糊性“和意象意蕴的丰富性，增加了符号的负载信息量。这些现象在本质上是将人的心灵深层内容、特别是集体无意识以独特的表现方式得到呈现，它特别突出了人的感悟、直觉、体验、无意识等非理性的方面，并将不可言说的内容不断地以独特的方式“言说”。
这里是否潜在一个心理情感和意象原型的关系问题？是先有情感原型，还是先有意象原型，即：是先有要表达的情感，之后寻找相似的象征意象？还是先从自然意象中领悟到情感原型，直抒胸臆，而有了以自然为载体的抒情文学？这似乎难说清楚。但是从中国诗歌发展的过程看，越是到后来，越是表现出先有某种情感，然后通过相应的意象意境来抒发的趋势。反过来，在远古时代，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即人类在对自己和世界不理解的情况下，它们从自身与自然的对应关系中，在以己度物的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情感，这时，自然宇宙是人的对照物，它构成了与人最现实最亲近的关系。“友“也自然敌“也自然，善“也自然恶“也自然。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发展和认识自己，产生情感。这样说，人的情感原型是产生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所以，情感原型必然有“存在“与“意识”、“自然“与“自我“这样的关系作为产生的条件，后世对同样情感的表达，必然也存在着这种关系，有对这种关系的“复现“过程，有与之相应的“意“与“象“的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