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学原型在现代的置换变形及其意义，笔者曾经提出如下看法20世纪中国文学相对于传统文学，是具有新的精冲特质和价值意蕴的文学系统，文学原型的置换，是其重要的标志。文学原型负载着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情感体验，也反映着文学的深层特质。文学原型的“激活”、“发现“和置换，是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整体变动的先兆和曲折”表现，也是文学价值系统重构的重要反映，它甚至比文学的表现对象、手法和技巧等变化的意义都更深刻和内在。中国文学发展到“五四“时期，具备了引起文学原型多层面的新的历史性变动的条件。这一时期，新文学创作中一个与传统文学形成极大比照的现象，是一批引起精神界震撼而又新奇怪异的形象(意象)的出现，如狂人、天狗、凤凰涅柴、阿Q等等。它们在现代文坛的出现，不单单是作家提供了几个新的艺术形象，也不是以其外在的独特怪异来惊世骇俗，而是原型的“激活是集体无意识的深刻触动，是久被压抑的精神力量的释放。传统文学原型在这时被大胆扬弃和置换，可以说从根本上奠定了新文学价值内蕴和艺术品格发生质变的基础，也表明了新文学在改良民族精神方面的追求指向。从一定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学具有“坐标“和“基因“的性质，它极大地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特质和价值取向参见拙着《中国20世纪文学价值论》。鉴于此，笔者对于现代文学中一些较为典型的原型意象和象征系统及其置换变形进行了分析，在这里，笔者将进一步主要从历史比较的宏观角度对于文学原型在现代的置换进行探讨。
中国现代抒情文学与传统抒情文学中的意蕴的不同，决定了传统抒情文学原型的大量置换或消失。现代诗词从根本上说，就是以表现精神的不安和热烈的反叛为特点的，与古典诗词的意蕴有很大的不同。现代诗不再有古典诗词那种特性，其深层原因是缺少了从前那种对人生、宇商的感情，这就决定了对于传统文学原型在根本上的疏远。傅东华当年曾针对现代自由诗与古典格律诗的不同说过这样的话自由诗的内容的特征先天就注定了是一种精神的不安，是一种热烈的反叛，而唯其因这种特征的内容的要求，这才对于形式上一切束缚都无所顾忌也无所爱惜地一概挣脱。它决不能容纳古典文学中那种闲适中庸的情操，所以也不耐烦像古典诗格那样一板三眼的踏方步。
尝试要用自由诗体表达闲适的情操，结果一定会产生一种四不像的怪物。
《什么是自闻一多在做神之地方色彩》一文中，曾对《吃女神》中欧化色彩提出批评说日本底环境固应对《怯神》的内容负一份责任，但此外定，还有别的关系。《这个关系我疑心或者就是做神》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怯神》怎样富于近代精神。近代精神一一即西方文化一一不幸得很，是同我国的文化根本背道而驰的，所以，一个人醉心于前者定不能对于后者有十分的同情与了解。“他的这个看法无意中触及一个重要问题，即现代诗与传统诗由于文化精神的不同导致一些复杂的现象。而在这里，所谓文化精神当包括了长期以来保持和承传的原型。郭沫若的位神对于一代诗风的开创，同时也是对传统原型的扬弃和置换。这种现象的出现，换一个角度看，与其说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反叛，还不如说是由作家对于新诗使命的理解作出的选择。
郭沫若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熏陶，而且有自己的偏爱，他自述喜李白、王维、孟浩然，喜冲淡的风格，自然，我们也可以推想他必然喜他们的诗歌中那与自然合一的意象。郭沫若早期的短诗或可作为一些例证。就是说，他实际对中国文化并不隔膜。但是，当他需要表达“五四“时代精神时，传统诗歌样式和精神显然不能适应这种需要。于是，他借鉴了外国诗人的创作，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惠特曼。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吸取了惠特曼的创作精神、表达方式和艺术风格，但是，郭沫若没有搬用他的意象，他在创造、发现适应表达中国人的心理情感的意象。在这里还可以看出，新诗与旧体诗的区别之一是，新诗不再依靠意象的组合组接，而是依靠情绪的流动直抒胸臆。与叙事文学原型置换相比，抒情文学原型的置换要困难和复杂。一方面传统原型失而不可复得或被有意识扬弃，另一方面对于适合表现现代人的心理体验的原型不能激活和发现，是现当代诗本i惑的原因之一，也可能是现代诗歌的方向问题、形式问题一直解决得不如叙事文学的内在原因之一。
叙事文学多是在社会事象层次上的置换变形。不管是现代还是，代，小说戏剧都是表现社会事象或是借表现社会事象来表达对于人生社会的理解、态度。现代与肯代文学叙事系统相比，在这一点上没有根本的变化。
而抒情系统则不同，尤其是中间现代抒情文学与古代抒情文学在这一点上有很大的不同。如前所述，古典诗词多是以和个人情思联系的然物象为诗词意象，表现人对宇宙的思考和感受，而现代诗词要求表现一种对于现实人生的态度和社会性情感，亦即从原先的向然意象原型转向社会事象原型，由哲理情恩的诗意抒发转向对社会现象的感慨和捕绘。现代诗词围绕形式问题的长期争论不清，实际与这种转变有关系，即诗词的功能和拓展指向制约着对于它的前途的探讨。现代诗词失去较为长久的魅力，很大原因是缺乏那种与原始意象联系、因而表现人类深层心理情感的新的意象。
抒情系统与叙事系统在原型置换上的这种区别，是中国现代叙事文学较抒情文学发达的又一原因，也是外同小说戏剧对中罔文坛的影响大于诗词散文的原因之一。现代诗中那些离开特定时代后显得更有“诗昧“的作品，是较多地保留了传统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精神的作品，如徐志摩、渭一多等新月派的诗，或表现人在自然宇甫中的的情怀、物我同一的感受，或是表现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情境，给人以永恒的久远的深邃的感触，唤起心理深处的集体无意识。特别是如他、扬娜时《伺别康桥》那种细腻的心理与向然物象的融合，是传统意象与现代情恩的结合。而政治抒情诗的成熟有赖于一定的心理原型的形成，有一个积淀的过程五四“时期的(怯神》产生重要影响，原因之一是“泛神论“所给予的宇宙观在根本上与传统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意识相通，同时也与积淀起来的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相关。
中国古典诗歌中也有“感事“缘情的内容，有对社会事象的热烈关注和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有现实主义精神，当然也有叙事。但是，以杜甫诗歌为最高标志的这种文学传统中，最关键的是“感“事，即对事“有感而发，它表现的是“情“而不是“事“本身，不是直接去罗咽列或描绘事象。诗歌在本质上是抒情的，即使它是感事而发的诗歌，这正是诗歌与小说、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的区别。真正的叙事诗，对于所叙之事，必须是诗人同对于自然宇宙感受一样深切之事，这时的“事已经是一种特殊的交织着沉思与激情的艺术符号，而不是事情本身。中玉抒情文学的变革，按照逻辑来说，它适应现代杜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是应向“感事“而发的方面倾斜，以表现现代人的现实感受和情怀。但是，问题在于，感事而发在后来实际变成了对于事象的变相的叙述，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后，大量的叙事长诗，己主要不是抒情，而是叙事，换句话说，是“事“的成分多于“诗“的成分。这在实际上就混淆了抒情与叙事的界限。与此相关，诗歌中的意象显得稀疏，而对“事“的过程的逻辑推演又大大冲揽了仅有的一些诗味。我们从田间的假车传甚至艾青的《向太阳》等诗中也可以看出这些特点。这种情况只是极端的例子，举出它的意思是要说明，中玛抒情文学在现代的变化中，如何在进一步关注现实、偏向对于社会关系的表现时，如何保持它，的特性，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而要在一个特殊的战争年代完成这样一种转变，实属不易。
战争年代过去了，但是，古典式的人与宇宙的和诺关系已为新的关系所取代。没有了这种原型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也就不会再现昔日的风采。当代诗坛的附庸风雅之所以只是一种模拟，因为从根本上说是人永远不会再有昔日的心理情境了。当代诗歌的州路是要寻找能触动现代人，心理的原型心理和情感体验，而不是技巧上的花样翻新。形式的革新应该是新的心理情感表达的一种必需，是揭示现代人新的心理图式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技术的改良。缺乏鲁迅所说的没有体验“人类的大精神“是不会有真正的好诗的。
（第三节）现代抒情文学原型的置换与意蕴的新变
中国抒情文学带着新的历史使命，借助外来文学观念，开始了自己的原型置换。中国现代诗歌受西方影响最大的首先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诗歌给中国的影响，是连带着它的资产阶级的自由解放、个性主义思想的，在艺术上是它的自由的格式和狂放的姿态。中同现代诗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势下接受西方的影响的，这种接受因为现时的需要，它选择那些易于表现时代情绪和精神的方面吸收，而不重对于永恒课题的思考和个人情感意绪的抒发。这从郭沫若接受惠特曼的影响中就可以看出。惠特曼《草叶知》中有大量的反复对人的歌颂，其中对肉体、欲望及人的自然本性的赞美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他以对人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面的肯定而张扬了人的力量。而郭沫若以及同时代作家则都尽量地把笔触向社会，表现群体情绪和时代精神。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确实受到了浪漫主义文学精神和方法的影响，但是，外来的浪漫主义并不可能也没有给中国提供系统的原型意象。尽管，冰心、徐志摩等受泰戈尔的影响并以新月、繁星、春水等全人类共同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思，尽管遥远的“湖畔诗人“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的风姿感染了中国的新月诗人，但是，这在根本上不能满足中国现代诗人表现自己“醒狮“般的姿态和雄心，他们需要更加切合心理意绪和情感模式的意象。这就是现代文学原型意象置换的直接动因。
凤凰涅磐原型及其置换变形火凤凰，是郭沫若长诗佩凰涅磐9中出现的原型意象。凤凰，中国文化中曾有过多种解释，如凤凰的出现“标志着国家是在正义之君的统治之下凤凰象征着人的德、义、礼、仁、信五种品质，凤凰象征皇帝和皇后或丈夫与妻子，甚至有时还象征性关系等等。而最为人们熟知的是，民间用凤凰来象征“吉祥如意”。郭沫若的“凤凰涅架”则是选取“天方国“关于“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传说，创造性地表现了时代精神，也反映了中华民族渴望新生的共同心理情感。这种角度本身表明丁这一原型的开拓指向其一，突出凤凰的再生、更新，其二，把这种再生与更新和“火“的象征联系起来，使火凤凰成为负载现代中国人精神追求的“再生原型”。
“凤凰涅架“的重心不在表现凤凰自身的特征，而在突出其涅架的决心和具体过程。从凤凰对环境的诅咒、集香木自焚，到从死灰中更生，每一具体细节的渲染都是对更生的强烈愿望的表达和激情的抒发，都围绕着“在烈火中永生“这一整体象征命意而展开。火凤凰这一原型，虽主要选取的是外国的神话传说，但它却深深地触发了古老的中民族希望“从死灰中更生“的强烈愿望和群体意识。凤凰作为再生原型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不同具体历史阶段，以不同的形态体现出来，而且蕴是一贯的。中国现代文学不仅在总体方向上艺术地表现了这一再生过，程，而且许多具体作品的创作受到了这一意象的支配。在“五四“时期，这主要表现为对“第三样中国”、“美的中国“的浪漫主义的热烈呼唤，对祖国、民族和自我更生的期盼和礼赞，文学家甚至乐观地描绘着经过“更生“了的崭新的社会和人格。同样的诗意情慷在“五四“时期小说中，则是在对“血与泪“的现实的揭露中，点缀一两点“光明并将“爱与美“作为沟通这一“过程“的桥梁。凤凰涅架这一原型意象，创化于“五四“时期，却又超越了“五四它始终存在于现代中国人的精神活动中。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文学中的“再生“原型向诗情意绪的浪漫意象变为写实的具体意象，并在两方面影响到文学的风貌和蕴含。一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把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转变作为一个中心环节，表现个人精神的更新过程。出现了以反映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从错误思想观点到正确意识转化的创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