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菲律宾总统基仁洛命令国防部长江充转饬海防司令安达那上校到南沙群岛视察。对此，菲外长礼尼提出异议，他担心由此造成的外交影响会令菲律宾得不偿失，因此予以阻止。菲律宾后来就放弃了采取军事行动等极端方式，改为“移民”。对此，民国政府驻菲公使陈质平提出交涉，重申太平岛是中国的领土，被菲政府以保护渔民之由敷衍回去。后因民国政权崩溃，此事也就无果而终。
为了实现“合法”占有南沙群岛的目标，菲律宾一直不曾停手。
1950年，菲律宾国防部和外交部就占领南沙群岛的可能性进行讨论，其总统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假如南沙为“敌人”占有，将威胁菲的安全，俨然一副南沙主人的口吻。
1956年，菲航海学校校长克洛马再次率队前往南沙群岛“探险”，菲外长出席了这支“探险队”的欢送会。不久，克洛马就写信给菲外交部，要求菲律宾对南沙进行占领。几天后，菲副总统兼外长加西亚宣称，菲律宾在南海发现“既无所属，又无居民”的岛屿，因而菲律宾有权占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加西亚又声明，南沙“理应”归菲律宾，理由就是它离得最近。菲律宾官方认为既然南沙是他们发现的无主群岛，那么谁都可以去开发。在政府支持下，克洛马等人先后两次非法潜入南沙里的双子礁。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菲律宾更加嚣张，已不再满足于非法测绘、非法考察、外交声明等相对温和的方式，而是时不时就搞些武力占领动作。在整个七十年代中，菲律宾先后出兵我南沙群岛中的马欢岛（菲律宾改为“拉瓦克岛”）、费信岛（改为“帕塔格岛”）、南钥岛（改为“科塔岛”）、中业岛（改为“帕加萨岛”）、西月岛（改为“利卡斯岛”）、北子岛（“帕洛拉岛”）、礼乐滩（“里德滩”）、草沙洲（“帕纳塔岛”）和司令礁（“黎刹礁”），同时在这九个岛、礁、滩、洲上派有驻军。
为了摆脱这些占领行径的非法性，菲律宾政府动用一切力量从外交和经济上进行配套攻势，以强化其所谓的主权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菲律宾依然紧盯着南沙群岛不放，继续运用军事、外交、经济手段进行强占或巩固已有“战果”。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事件就是美济礁的归属问题。美济礁本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南沙小岛，菲律宾之所以觊觎这座小岛，是因为它的位置十分微妙（恰好介于菲律宾本土与其所占南沙岛礁之间），对菲律宾的海上补给航线十分重要。
1995年，我国政府在美济礁上建立了一些服务于渔民的避风设施，既能为渔民提供方便，又可以防止他国的侵犯。但是，这一合法行为在菲律宾政府眼中却成了“侵犯”其领海的非法行为，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十分厚颜地声称中国的举动违反了国际法和1992年东盟有关南中国海的马尼拉宣言，美济礁在菲律宾领海内而不属于南沙群岛，并且扬言要将此事提交安理会和国际法院处理。
一时间菲律宾大造声势，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它转而向东盟求助，希望借助这个靠山为自己增加胜算。它还和臭味相投的越南进行外交接触，不久，越南就发表声明支持菲律宾，认为中国的行动性质“严重”，令南海局势更为“复杂化”。
在制造舆论声势的同时，菲律宾政府不忘动用军事手段，频繁派出飞机、舰艇前往美济礁附近监视中国的行动。在整个事件中，对中国渔船及渔民进行非法扣押，被扣中国渔民达88人；强行拆毁中国在南沙几个岛礁上设立的建筑物和标志，代之以菲律宾式的标志物。
此次事件很快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周边东南亚国家除了呼吁和平解决此次争端外，私底下都开始增加本国所拥有的岛屿的安全设置，以防止类似纠纷发生；美国表示出所谓的“中立”态度，毕竟与自己并没有很大的利害关系；日本则予以高度关注，它认为中国此举带有“军事”意图。
对菲律宾咄咄逼人的攻势，我国政府一面据理力争，迅速澄清事实；一面与菲律宾接触，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争端。遗憾的是，事情远比想象中的要复杂、棘手，双方的外交接触不仅没有缓和局势，反而使双方矛盾更为尖锐。围绕美济礁问题，中菲关系一直时好时坏，菲律宾不断捏造事实，渲染美济礁的紧张气氛，导致双方关系一再出现新阻碍。菲律宾之所以这么“执著”于美济礁，一再叫嚣着要将此事提交联合国，其深层原因是南沙群岛甚至整个南海的归属权问题。也就是说，美济礁事件只是菲律宾强占南沙的小序曲而已，它的真正目的在于侵吞整个南沙。
尽管菲律宾咄咄逼人，但是武力手段始终不是解决双方南海争端的明智选择。在当今局势下，最为可行的方式仍然是通过和平谈判，进行共同开发，实现互利共赢。
共同开发，解决当前海洋争端问题的首选策略
有人曾统计过，当今世界大约有200多个海上边界还没有划定，光是亚太地区就有60多处争议海域，如中日韩东海大陆架划界争议、中韩黄海问题、南沙群岛归属问题、泰马越泰国湾争议海域等。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争议海域呢？这就牵扯到历史遗留、地理构造和相关海洋法的规定等诸多复杂因素。另外，面对争议海域，当事国的态度和行动也会对争议问题的解决与否产生重大影响。如若一方只打算以武力解决问题，强行占领争议地区，只会令情况越来越糟，因为谁都不想做吃亏的一方。事实上，靠暴力拿到的东西最终会被暴力地夺走，争议只会愈演愈烈。大概只有六个字可以形容这样的局面--剪不断，理还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上可用资源开始出现警报，尤其是油气等非可再生资源。既然陆地上的眼看就要用完，人类要想继续生存，就得另辟蹊径。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转向犹如聚宝盆似的海洋。好东西总是有限的，因此海洋的争夺战越来越激烈，尤其是争议海域，往往是好几家来抢，谁都不服谁。但是，如果就这样僵持下去，对谁都没好处，尤其是这场比赛规则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就连裁判都还只是“非专业户”，对很多参赛国家不具备威慑力。如果一味强打硬拼，只会两败俱伤。
有人可能会说，管它是谁的，先开采了再说。这样做有没有可行性呢？
在20世纪中期之前，这种类似于先斩后奏的做法在国际上是被默许的。西欧学者泰曼在谈到跨国界液体矿物资源归属问题时，就提出了先占原则，即谁最先发现并进行开采，谁就享有整个矿层的开采权。
但是，如果每个国家都这样做，结果只会是激化原有矛盾，冲突可能会因之更为激烈，甚至导致双方干戈相向。后来，美国学者奥诺多拉提出“产权共有论”观点，他指出，“依据现有国际法，对一块国际共有的石油矿层进行未经许可的单方面的开采，是不合法的”，所以在争议海域，任何一方都不能单方面地进行开发活动，而应签订协议，共同开发。虽然奥诺多拉的“共同开发”理论当时没有被普遍认可，但是，这确实是目前最适合解决争议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搁置主权争议，实施共同开发，合理分享资源，共同分摊成本”。我国是这一政策的坚定支持者，邓小平早在1984年就提出以“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
的途径来解决争议海域主权问题。
这里又出来另一个问题，共同开发区域该如何界定呢？
国际海洋法这样规定：“尚未划定大陆架边界和划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界限的一块主权和管辖权相重叠的区域”，它可能是整个争议区，也可能只涉及其中的一部分。根据现有的国际实践来看，共同开发区的定位大致包括三种：将整个争议区或管辖权重叠区都归入共同开发的范围；将部分争议区划为共同开发区；在特定矿区或油气田上建立共同开发区。位于北海的费里格天然气田就是共同开发的范例，它横跨英国和挪威的大陆架边界，当这个气田被发现后，两国就如何开采利用气田吵了很多年，最后，双方各让一步，决定共同开发。这让同样深受争议海域问题困扰的其他国家看到了希望，原来并非只有武力这一条道可走。
至于如何划定开发区域，目前流行的主要有三种方法：坐标值法、大地测量法和制图法。采用坐标值方法需要一定条件，即双方对诸如基线、领海宽度和海洋测绘点等的看法要一致。这在现实中实现的可能性极小，如果能达成一致的话，也就不存在争议问题了。所以，国际上更推荐的是第二种方法--大地测量法，它在1972年制定的“世界大地测量系统”中有详细规定。不过，它也要求双方对连接坐标点的直线意义有一致看法，否则在用“直线方法”把坐标点连接起来而不加任何限定的话，很容易产生歧义，导致二次纠纷。制图法就是“参考一幅有出处的地图”以便使相关当事方“使用的地图无论在精度或投影方面不会出现差错”，如此一来，双方在划定共同开发区域时就有了一个参照物，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误会。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现有的国际共同开发案例，大都是双边协定，其中有不少都带有排他性色彩，这又引发出一个“第三方”问题。“第三方”指的是“签约双方以外而同该有争议水域有关的国家”。这第三方的处境更尴尬。根据历史、国际法和地理构造等有效证据，它们也有对已经成为共同开发区的争议海域提出主权要求的权利，或者不要求名分、只要分享经济效益就行，它们希望得到签约国和国际社会的承认，这个要求看上去很美，实施起来却很难，毕竟参与的国家越多，原有的当事方的利益就会相对缩水。还有一种解决之道就是，这“第三方”早在实施共同开发前，就已经获得其中一个签约国的经营许可证，允许它参与共同开发活动。对此，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解决方案，只能灵活处理。
在签订了共同开发协定之后，该如何进行勘探开发呢？现在主要有两种方法：强制合资和特别方案，而强制合资方式又可分为并行开发和共同开发两种方式。
并行开发是指将“业已确定的共同开发区划成两块，以使双方能够在各自的那块区域内行使独立的司法权和管辖权”。并且，一方的“经营权人或承包商”到对方所管区域内进行勘探或开采活动时，要遵守对方的法律法规，“对于双方各自应获得的利益报酬也应予以统一”。
冰岛和挪威于1981年签订的《关于冰岛和扬马延之间大陆架协定》就采用了此种方式，以合资合同的方式进行共同开发。
共同开发方式与并行开发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这种方式要求一方的承包商需得到双方政府的认可。具体来说，它指的是“签约一方向自己的承包商和对方的承包商联合发放经营许可证”，之后，两国的承包商再签订共同经营合同。
然而当双方法律不相容时，为避免不必要的摩擦纠纷，签约国就建立联合管理委员会，通过这一机构“实行特定的许可证发证形式”，也就是所谓的特别方案方式。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马泰关于泰国湾共同开发方案。从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国陆地边界向泰国湾上伸展50公里左右的这一段海上边界不存在争议，但由此向外的海域边界并没有划定，导致了两国主权重叠的状况。1971年，在这一区域内发现了天然气田，致使两国对这一地区的争夺日益升温。经过多年谈判，双方于1979年达成《泰马谅解备忘录》，决定共同开发这一争议地区的海底非生物资源。但两国的法律法规差异极大，因而在共同开发或管理的机构中难以协调。于是，两国便在共同协定的基础上建立了联合管理署，赋予其海域管辖权，负责争议地区的开发经营事务，成为一个超国家权力机构。
我国同样面临诸多海洋争端，我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明确提出，与周边存有海洋争议的国家实行共同开发政策，总政策就是“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也是目前解决纷繁复杂的南海问题的上策，同时也是大势所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