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过的那个矿井座落在K市南边几十里的地方，那个矿井是本世纪初由英国人开发建设的，解放初期成为苏联援助扩建项目。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一夜之间撤走了全部专家，带走了图纸，然而工程却没有下马。工程师和工人们硬是憋着一口气，用自己的力量完成了工程的建设，后来矿务局就把那座井的名字改为了“长志井”。
那座矿和别的矿没有什么区别，远处望去，一座金字塔般的黑色矸集，运矸的小车像一个甲虫顺着铁轨吱吱纽纽吃力地向上爬。到了山顶，忽啦一声倒掉矸石，又晃晃悠悠地滑下来。高矗的天车日夜不停地响着，把一车车的煤从井下提上来，顺着皮带传送装置运到选煤车间。列车过来了，工人们打开漏斗，把选好的煤卸到一节节车箱里，列车隆隆地响着，把那些热能运向远方。
白天，下了班的工人们蹲在墙边的太阳底下抽烟聊天，年青的女人过来了，那目光就“前接后送”，还要说些揶揄的话。过不了几天，就有矿工死伤的消息。丈夫下了井，妻子在家做好了饭，却不让孩子们吃，要等到丈夫归来。
一个有月色的寒夜，井上的汽笛骤然拉响，凄历的声音划破寂静的夜空，把灾难的讯息送向几里之外的工人村。矿工家属们听到汽笛声，从一个个家门口跑出来，霎时汇成一道人河。他们来不及寻找道路，从麦地里从沟沟岔岔里涌向井口。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几乎是一瞬间，将那个井口层层围裹起来。那么多的人，却没有一点声响，谁也不说一句话，也没有哭声，也没有人去打听井下的情况，默默地等待着井下的消息。停了许久，从井下运上来几具尸体，矿上的人却不让辩认。送上了救护车，那道人河又跟着车跑了过去。
“当兵的是死了没有埋哩，下井的是埋了没有死哩。”那是矿工们对自己无常命运的生动概括。矿工中还流行着一句话，叫做“四块石头夹块肉”。我把那句话称为“独句诗”。那大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为令人伤情的诗了，里面所蕴含的情感是多少语言都不能传达出来的。那诗要是没有亲身的经历，没有切肤的感受，也是永远创作不出来的。还有一个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有女不嫁采煤郎，一年四季守空房。
大年初一见一面，落个乌嘴黑壳螂。”壳螂，是我们这儿的土话，指的是胸膛。
还有一个让人心酸的笑话，说是农村的矿工家属们早上到地里干活时，互相掀开衣服检查肚皮。要是谁的肚皮是黑色的，就证明她的丈夫昨天夜里回来了，她也就成为了大家调笑的对象。
我的提琴老师叫闻韶，他是文化大革命时来到我们村劳动改造的。他当时有三十多岁，细高挑个子，长着一幅像肖邦一样的面容，长圆脸，双眼皮，卷曲的头发。后来，当我从一本书上见到肖邦的像时，我就想到了他。他好像特别钟情于方格的衣物，冬天的时候，他围着一条黑白相间的方格围巾。夏天时，穿着件蓝白方格的衬衣。他经常从口袋里掏出来擦汗的手绢上也是印着方格的图案。他给人的感觉永远是那么高贵和典雅，连他的声音都带着高贵的音色，他在我的心目中就是音乐的化身。他教给了我小提琴的演奏技巧，又帮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个炎热的夏季，我提着琴，背着母亲为我准备的行李，来到了长志矿，成为矿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名成员。
那个宣传队规模很大，有四五十号人，乐队的建制也很全，各种管乐、弦乐、打击乐器都有。
演员和乐师有不少都是来自专业剧团。到了年节时，我们集中起来排戏演戏，排了一场戏在矿上演了之后，就到其它厂矿和农村演出。过了年，宣传队的人就下到区队里上班。我们临时工都落在后勤队，散伙以后，就到后勤队干各自的那份工作。
我在矿上无依无靠，生活非常艰难。每月上满班才能领到三十六元，其中要拿出十五元交给生产队里买劳动日，再给我母亲五元作生活费，剩下的就是我的全部生活费用。吃饭要自己从家里拿粮票，我母亲一个农村妇女弄不来，我就每月回家带一次面，回到矿上换成饭票。矿上的人对我们这些临时工很歧视，有时带了面去，卖饭票的不给换。也没有固定的住处。这儿住三天，那儿住半月，整日为了往处犯愁。那时，每天除去工作，我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了练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夹了琴，来到外边的铁道上练习，晚上也要练到深更半夜。一年四季，风霜雨雪从不间断。
我牢记着闻老师的话，“学艺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冬天最冷的时候，拿了琴到冰天雪地里去练习，要把冻僵的手指练热，练得发烧。夏天汗水顺着下巴流下来，把琴面板上的油漆都蛰掉了。我把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完全寄托到了琴上，希望有一天能成一个正式工人，或者到更高级的文艺团体去。我把自己所吃食物产生的每一分热量都奉献给了我的琴。吃饭、演出和练琴，构成了我的生活的全部内容。周总理和毛主席去世时，全国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琴练不成了，我很焦急。毛主席也要哀悼的，但琴不能丢啊。怎么办呢？情急之中，我就拉哀乐。我在旷野，在区队会议室，在大礼堂，和着响彻天宇的哀乐声，拉奏属于我自己的那首哀乐。拉了哀乐，我才体会到那首曲子写得是那样好，它的旋律、节奏和配器是那样的完美无缺。
那下行音阶一步步舒缓地踏来，直走到我灵魂的深处，在我哀苦的心灵上发出深沉而久远的共鸣。我觉得那首曲子不单是写给死去的人的，也是写给像我这样孤苦无助的人的。
方达成说到这里，停止了叙述，竟哼起了那首曲子。他哼得很深情很投入，那凝重哀婉的音乐在房间里徘徊，把我也拉到了那个万众悼念的岁月里。听着听着，我突然觉得那首曲子和当下的气氛那样契合，就像是方达成在为他自己既将到来的死亡而歌吟。
他们不让搞娱乐活动，我就拉哀乐。我在那个矿上的各个角落，一次次地闭上眼睛，持重地抬起右臂，将弓根搭到弦上，控制着力度，将弓一寸寸地运到弓尖，然后再向上一寸寸地返回。一弓一弓，来回地奏着。
那悠长而舒缓的能让苍天落泪让江河呜咽的音乐，那仿佛人的抽噎一样的节奏从我的琴腔里汩汩涌流出来，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我吃不饱饭，每天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家里粮食很缺乏，虽然我的母亲想尽了一切办法，但还是难以为继。当我从我的抽屉里再也找不到一两饭票时，我就去向人借，借多了，就不灵了。有一次我向人借遍了没有借到，连续几天吃不上饭，提琴在我的手里有成百上千斤重，我的手指连弦都按不住了。我就到地里去拨野菜，晚上等人都睡着了，一个人把邻居的煤火弄开，用我自己在锻工房里砸的铁锅，煮熟了，放点盐，狼吞虎咽吃下去。就那样我坚持了一个多星期。我是那样地渴望吃到粮食，我不能经过大食堂的门前，看着香喷喷吃饭的工人，我狠不能去抢他们手中的饭食。我曾到泔水缸里去找食物，趁着没人的时候，把漂着的馍块抓出来，装进准备好的一个塑料袋里，回到我的住室，关上门，把那些带着酸臭味的食物含着眼泪吃到肚子里。
我在后勤队，遇到了区队书记林茂盛，他就是林玉珠的父亲。他中等靠上的个子，胖胖的身躯，大背头，小眼睛，稀疏的胡须，红润的面庞，给人和蔼可亲的感觉。后来和他接触时间长了，我就想像我的父亲，他生前就应该是这个模样。
我在那个后勤队，不知为何被分到了锻工车间，而其它人不是学钳工就是学电工、车工，他们的工作都比我的轻松。我不害怕出力，但我非常心疼我的手指。我的工作是抡大锤，这对练琴是很不利的。因为拉琴就是凭五个手指，拉琴的人一般都不让干活，就更不要说重体力劳动了。我非常心疼我的手指，打锤的时候我用虎口卡住锤把，其它几个手指尽可能地不用。
这个细节叫师傅们看见了，他们就说我娇气不爱劳动。一个叫黄德福的人当着人的面数落我，说我打铁像唱戏一样翘着兰花指。我和他吵了起来，后来闹到了林书记那里。
他知道了我的心思以后，就把我从车间抽出来到队里办大批判专栏，后来又让我当上了队里的宣传干事。每天早上为大家念报纸，然后和几个同志组稿办宣传栏，往墙上写标语口号。我办的宣传栏，每一期他都要去认真观看，夸我办得‘艺术’，还经常在会上表扬我，令我很感动。粉碎“四人帮”以后，队里开展“三大讲”活动时，林书记安排我和一个老党员一起到外地搞造反派们的外调。
我那时还是一个临时工，也非党非团，却让我去作那连正式工都可望不可及的工作。因为出去不但能开眼界，还能领到些出差补助，更是一种政治待遇。可见他对我的器重。为了让我多拿点工资，想法让我加班。到了星期天，不是让我在办公室写稿，就是去买纸墨笔砚，这样一个月就可以多拿个七八块钱。七八块钱现在看来是个很小的数字，可当时对我来讲，实在太珍贵了。
当时区队的队长是个造反派，身为队长却不抓工作，整天和矿上的造反派们串联、开会，写批判矿长的大字报。林书记安排了工作，他总要找茬儿。我当时就不理解林书记批评那些不务正业的人有什么不对，批评那些工作不负责任的人有什么不对。有时当我和林书记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给我说知心话，说队长一心想当书记、当矿长，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
在那个矿上我得过一次大病，九死一生。因练琴时站的时间太长，加上饮食跟不上去，我的腰部出了个脓包。开始我不在意，因为上医院要花钱，就那样挨着。
过了十几天，那个脓包竟长得和小孩子的拳头那么大。饭到了口里就像木头渣一样没了一点味道。后来就发起了低烧，逐渐走路都困难了，腰上像捌着根木棍，麻木疼痛。实在不行了，我只好到医院去。到了医院，化验单一出来，医生吓得脸都白了，说我要再过两天不来治就会有生命危险，我的白血球已到了临界状态。我吓坏了，说那就赶快治吧。可当医生听说我是个临时工时，他不给我用药。说青霉素只有正式工才有资格用。我说毛主席说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你们怎能见死不救呢。
那位医生说，我要给你打了，别的临时工来了怎么办。药要用完了，正式工来了怎么办。我说我虽然是临时工，但我也是贫下中农子弟，你怎么对阶级弟兄一点感情都没有。他说你脸上又没有刻着是贫下中农还是地富反坏右，我怎么知道。你回去开证明吧，开来了我就给你用药。
我说你就不怕等我开来的时候我就死了？他说毛主席也说过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你一个小临时工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说我死了没关系，可我家中还有一个八十岁的老母，而且她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我死了谁来为她养老送终。他说你说半天才说到点子上，这下子我明白了。我问他明白什么了。他说我明白了你在欺骗革命群众。很多坏蛋到了这个时候都是这么讲的，特别是那些被解放军抓起来的土匪，这一套更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到这时候我也明白了，我明白我遇到了一个从未遇到过的一个“革命群众”。到最后他也没给我用药。那是我平生遇到的心肠最硬的一个人，一个最没有职业道德的医生。
我想回去，可家离那儿一百多里，我万一昏倒在车上怎么办。我就摇摇晃晃地回到了我的住室。我发了高烧，胡梦颠倒，最后发展到昏迷不醒。我的同屋里的人跑去告诉了林书记，他过来看到这个情况，随即叫人弄辆平车，把我送到了医院。我在病床上昏迷了两天，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就是林书记那张亲切的面孔。待他告诉了我，我才回忆起来我的病情。后来做了手术，一直住了个把月的院才出来。住院期间，林书记派人来作陪护，他也经常来医院看我，还让他的爱人冯阿姨给我做好吃的送来。
有一次冯阿姨来的时候，还带着林玉珠。
又一年春节，宣传队组织起来排练节目。一天晚我上下班回到住室时，发现同屋的人在翻我的被子。我问他找什么？他说他的手表丢了。我说你的表丢了怎么来我的床上找？他说上班时还在桌子上放着，下班就不见了。
我很气愤，却又不敢发作，怕他把我从那来之不易的住室撵出来。真要那样，我就真的无家可归了。我就帮他找，却到处找不到。他一边找，一边嘟嘟囔囔地说一定是出了家贼，屋里就住咱们两个人，门又好好的，要不怎么会丢。找不到，他让我打开我的箱子，说看看在不在里面。我明白了他是在找事，不想让我在他的屋里住。可我没有地方可去，心里明白也只好忍着。你要搜就搜吧。我打开箱子，把里面的几件衣服一件件拿出来。没有见到他的东西，他说说不定我藏到别处了。我受不了这种污辱，就下决心离开那里。
我找到我的老乡，找到宣传队的朋友们，希望他们能给我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可几天过去了，没有一点着落。又一天晚上我回去时，钥匙插不进了锁眼里，原来是他把门锁换了。我叫了半天门，叫不开，却听到了里面女人的声音。我不再叫了，掂着琴又回向大礼堂。礼堂的窗户漆黑一片，门已上锁了。那天下着大雪，狂风吹着雪花在路灯下飞舞。哪个地方房檐下的冰挂被风刮断了，噼哩啪拉地掉下来落在地上，在风雪中发出玲珑的声响。我仰起脸看看天，看看那个在雪幕中依然灯火通明却无人出入的食堂，看看那个耸立在夜空中的井架，我像个迷途的羔羊，不知何往。
我只好去找管门的王师傅。他已睡下了，我站在门外跟他说了情况，请他为我开开门，让我回到礼堂里去。王师傅真是不错，他又穿衣起来，披上大棉猴，冒着风雪来到礼堂，给我打开了通往舞台的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