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5月31日至6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中央、党政军机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北京市各方面的负责人、各方面的群众代表以及外国驻华使节、在京的国际友好人士，参加吊唁、瞻仰遗容。
二、6月3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追悼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转播追悼会的实况。
三、从5月30日至6月3日，在北京新华门、天安门、外交部和中国驻外使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6月3日，举行追悼会的当天，全国下半旗志哀，同时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宋庆龄亲属发出邀请，邀请他们前来北京参加丧礼。这些亲属包括妹妹宋美龄、孙科夫人、宋子良与夫人、宋子文夫人、宋子安夫人、蒋经国、蒋纬国、孔令仪、孔令侃、孔令伟、孔令杰等。治丧委员会还通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专机可在北京及上海降落，一切费用由该会负担。
但是，台湾电信局受命拒收这些电报。住在台北的孙科夫人派人送了花圈，上面写道：“沉痛悼念亲爱的妈妈——儿媳陈淑英敬挽”，花圈摆在棺前，其他到场的亲属也献了花圈。从美国发来唁电的有二弟宋子良及夫人，小弟宋子安的夫人，大弟宋子文的长女。
宋美龄对大陆拍来的电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一向安静的蝗虫谷这时也为世人注意起来，大批记者蜂拥而至，挤满了宋美龄宅前院后。记者们想知道宋美龄会不会前往北京奔丧，或派人去奔丧，但是，宋美龄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举动。有人说，蒋经国曾派人到美国阻拦，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政见胜关山，这才是姐妹至死未能相见的主要原因。
宋美龄和姐姐宋庆龄的手足之情是很深的，虽然表面上看她们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但事实上感情联络很亲热。
大陆时期，宋美龄经常给宋庆龄打电话，每次通话时，宋美龄总是先开口说：“阿姐吗？”宋庆龄那边也说：“美龄吗？”二人都用上海话交谈，双方常常谈得亲热、投机。内容不外是妹妹关心姐姐的饮食起居，不然就是一些嘘寒问暖之声，彼此之间，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口角。宋美龄要想同宋庆龄见面，事先就打电话同宋庆龄联络，如果宋庆龄同意宋美龄去看她的话，宋美龄就自己开车子，一路直奔宋庆龄住处。有的时候，姐妹二人会相聚在大姐宋蔼龄家中。
有一次，宋子良、子安兄弟同时到了重庆，蒋介石想邀请宋家姐妹兄弟一起到南岸的黄山举行一次家宴。宋美龄先和二姐通电话：“这是我们姐妹自家聚会，没有其他人……”，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说：“不来啦，这两天我身体不适宜……”美龄马上说：“我派医生来看看……”宋庆龄说：“不用了，我正在吃药，好些了”。因为是蒋介石倡议的家宴，宋庆龄干脆回绝。
宋庆龄对蒋介石向来就没有什么好感，二个人的政治立场鲜明对抗，加上宋庆龄早在宋美龄还未嫁蒋介石之前，就强烈反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一方面宋庆龄对蒋介石过去的婚姻记录不满，另一方面，对蒋介石的一些政治主张和作法不以为然。宋庆龄连宋美龄请她去参加单纯的家宴，都不理睬，也在情理之中了。
在宋庆龄去世前3个月，廖承志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从您的亲戚和妹妹那里得到的消息知道，您妹妹是想着您，并想找机会看您。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信中还说，宋美龄得知里根的信使到中国后，“她表露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卫·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我们。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想大卫是为您而这样做的。”“大卫·金”就是宋蔼龄的长子孔令侃，孔令侃的英文名字叫DAVID。
如果给廖承志有关宋美龄台北地址和电话的人，确是孔令侃的活，这就证明宋庆龄未去世之前，姐妹二人很少有过鱼雁往来，或者直接电话联系。按照宋美龄昔日的习惯，只要重大事情，外面的通常是交由孔令侃去办，但光凭孔令侃一个人主观判断，恐怕还不能决断，自然要经过宋美龄的授意。这说明在宋庆龄的晚年确实双方已经开始取得一定程度的联系。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也开始想与自己的亲属联系。1979年，她给理查德·杨的信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
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最近听上海的一个老朋友谈起，子安的妻子婷婷（指胡其瑛）嫁给了一个埃及人！大约六七年前，我的亲爱的小弟弟在香港突然去世之后，她就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念书了。他们有两个儿子，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因为子安是战时在美国结婚的。后来我又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己的积蓄已经花光了，现在靠亲属赡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懋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不久，宋庆龄就同宋子安的遗孀联系上了，在一封信中写道：“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
其后，在给理查德·杨的另一封信中，宋庆龄询问宋子安的两个儿子做什么工作，并关心张乐怡，“听说劳拉（张乐怡）得了帕金森氏症，这种病很难治。”在宋庆龄的心中，亲人们从未淡忘。
据中国福利会前秘书长沈粹缜回忆：“宋庆龄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她很思念美龄。她告诉我，如果美龄来了，觉得住在她家里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钓鱼台去。她把许多细节都想到了。现在她已经故去了，但我还是要把这话传给宋美龄：她姐思念她，甚至于想到她可以在哪儿住。我愿意亲自到台湾去传这个口信。”
宋庆龄生前留下遗言，要求身后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埋在她父母墓的左边。1981年6月4日，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骨灰，由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护送，上午由专机从北京移送上海安葬，当日上午宋庆龄的安葬典礼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隆重举行。宋庆龄父母之墓位于宋氏墓地中央，立于1932年8月的墓碑上刻着宋庆龄父母以及她姊妹兄弟的名字，遵照宋庆龄的遗言，她的墓穴安置在她父母的东侧。
二、白发人送黑发人
蒋介石去世后，蒋家的人脉势力也逐渐散去，蒋经国因糖尿病而身体明显退化，于1988年病逝；蒋孝文因为酗酒无度和糖尿病而导致大脑受损；蒋孝武因“江南命案”而断送了政治前程，后病逝于“荣民总医院”；1996年患食道癌的蒋孝勇也因病去世。多次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的宋美龄备尝孤寂。
1．大厦将倾
从大陆时期到台湾时期，蒋经国的职务随着蒋介石的交棒而不断升迁，他是台湾近40年来实际的权力支配者。随着蒋介石的辞世，他由幕后走到台前，这个凡事必要躬亲的强人，最后也躲不过缠绵于病榻的命运。
自1978年后，蒋经国的身体已经出现了明显退化的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糖尿病让他的体力大量虚耗。大概早在20世纪60年代，蒋经国就发现自己有糖尿病这种疾病，主要是遗传自他的生母毛氏夫人。
蒋介石卧病后期，蒋经国照例每天到士林官邸探望父亲的病情。他到士林官邸时，总是由士林官邸的护士小姐，先为他在耳垂上抽血检验血糖含量，再为他按血中的血糖比例施打胰岛素。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蒋经国会有一天走在宋美龄的前面。
为了控制蒋经国的血糖，“荣民总医院”特别派了两位医生，24小时轮值，随时为蒋经国检查血糖，只要发现他的血糖含量超过正常值，就立刻给他打胰岛素。
20世纪80年代中期，蒋经国的糖尿病有严重恶化的倾向，主要原因仍是他不知节制饮食，完全无视医生开出来的饮食禁忌，无所顾忌地吃各种他喜爱的点心、餐饮。好几次，他因自己吃的点心是用代糖制作的无法入口，便要侍卫们拿冰淇淋给他吃，医生明知吃冰淇淋一定会提高他的血糖指数，因为经常被蒋经国骂，都不敢阻拦。蒋经国有一句给医生的名言是：“我的病由你们负责控制，我吃东西则由我自己负责！”
血糖的骤然上升，让蒋经国的眼睛发生了病变。最严重的一次，他的左眼水晶体突然因为旁边的新生血管大量破裂，流出的血使之不能发挥透视光线的功能，左眼的视力也因此而完全丧失。后来，医牛为了控制眼睛内部不再发炎，只得给他吃最有效的类固醇，尽管消炎的功能发挥了，可是他的内脏却因为大量服用类固醇，健康状况开始极度恶化。
晚期蒋经国的双脚有麻痹的现象，他不愿意老是坐轮椅，这有损他的形象。西医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蒋经国听人介绍，说台北市南昌街有一位中医师很有权威，立即将他请到“总统府”，大夫开了不少中药，可并没有起色。
后来，又有人献策，说吃鹿筋可治脚病，于是，人们又忙着给他找鹿筋，吃了若干日子，还是没有效果，鹿筋治疗又告失败。
由于经常服用类固醇，蒋经国食道过敏，甚而导致全身过敏症状。
奇怪的是，蒋经国每次食道发生过敏病症，几乎都在礼拜三。礼拜三为国民党中常会开会日期。蒋经国对中常会非常介意，认为出席中常会就意味着他仍掌握权力。所以，每次会前，他都作充分准备，把它当作一件重要的工作看待。
由于太慎重，导致身体反应也相当强烈。每逢礼拜三，他的食道敏感的老毛病，一定会准时发作，这个毛病发作的时候，蒋经国一面流鼻涕眼泪，一面恶心呕吐，只有用类固醇药丸来缓和肠胃的极度不适。有一段时期，蒋经国连续好几次没法出席主持中常委会议，再不去的话，恐怕外界出现动荡的局面，于是只好硬撑，坐轮椅到中央党部开会，可是，会议进行中他就体力不支，中途退出。为此，曾有一次，在中央党部工作的人员问蒋经国的侍卫：“你看主席怎么回事！头歪倒一边，眼眼都闭起来了，他到底有没有听开会的发言？”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要忍痛出席中常会，否则，一但大权旁落，比死更可怕。
1987年8、9月间，医官程寿山为蒋经国量血压，量完后吓了一跳，蒋经国的血压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他立刻向蒋经国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报告，然后连忙把蒋经国送往“荣总”急救。
蒋经国进入“荣总”五号“总统”病房，医生作了初步检查，立刻为他作紧急输血处理，输了500CC，才将病情稳住。
这次蒋经国入院被检查出大部分内脏功能都已明显衰退，有的已出现严重坏死的倾向，这对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意味着离死期不远了。这事除了蒋孝勇及医生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为了稳住人心，蒋经国的车队还是“早出晚归”，就是早上开出官邸，晚上再开回官邸，车里是空的，蒋经国人躺在医院里。
1988年元旦前后，蒋经国的病情加剧，服侍他多年的侍卫们对他的心理起伏周期了若指掌。一般每个礼拜二晚上，蒋经国就开始心情烦躁，因为明天要开中常会。
蒋经国开始焦躁时，没有人知道他在烦什么，也没有人帮得上忙，照料他吃饭就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有时候他火气上来了，或病痛难忍，他就用力拍床，但怕惊扰到隔壁的蒋方良，闹一会就平息了。
1月12日晚上，又是礼拜二，蒋经国依然烦躁不安，从他的表情判定，蒋经国又将难熬此夜了，可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蒋经国在人世间度过的最后一夜。
七海官邸一片寂静，在他幽暗的房间里，侍卫人员看着这位“元首”在和死神作最后的搏斗。他身边没有任何亲人，只有隔壁房间躺着患病的妻子蒋方良。儿女中蒋孝勇在台湾经常陪侍身边，长子蒋孝文由于生活奢靡，饮酒过度，加上糖尿病病变，导致意识力丧失，俨然成了一个缺乏意识的“植物人”。次子蒋孝武在新加坡工作，长女蒋孝章在美国，身边缺少子女的护爱，更增加了蒋经国的孤独凄凉情绪。
第二天早上，秘书王家骅很早就来了，经过一夜折腾的蒋经国显得疲惫不堪，他吩咐了王家骅几句，叫王家骅先走，去中央党部叫今天的轮值中常委再代表他主持中常会。王家骅走后，蒋经国粒米未进，不停地上床下床，在轮椅和床铺之间徘徊，他的情绪比往常更为浮躁，侍卫副官只有不停地将他扶上床，扶下床，整个上午都在重复这组动作。
蒋经国很快就向侍卫说明自己的胃不舒服，那天官邸里恰巧只有姜必宁医师，姜必宁是来官邸看蒋方良的心脏病的。姜必宁问蒋经国哪里不舒服，蒋经国告诉他肠胃。但是，姜必宁不是肠胃专家，忙联络负责蒋经国肠胃科的罗光瑞医师，谁知不巧的是那天一大早罗光瑞到外地去了。姜必宁听了十分紧张，后来好不容易才同罗光瑞联络上。
此时，蒋经国已经忍不住身体的疼痛，告诉一旁当班的翁元：“你们找人想想办法，我实在痛苦得不得了啊！我全身都不舒服啊！”侍卫们除了安慰他外毫无办法。蒋经国不断地在床上翻来覆去，样子十分痛苦。
到了11点多钟，蒋孝勇到父亲房间探视，之后，他告诉侍卫们，他要到士林官邸和老夫人吃饭，便离开蒋经国的房间，蒋孝勇没有想到这是自己同蒋经国最后一次告别。
蒋孝勇走了不久，蒋经国还是不舒服，他找副官翁元进去，问：“孝文呢？”翁答道：“在餐厅外面用餐。”蒋接着问，“孝武呢？”副官回答：“孝武先生在新加坡。”蒋“哦”了一声，又躺回床上。
大约11点40分，蒋经国开始呕吐。他大口大口吐了一床，全都是褚黑色的血。官邸里一阵忙乱，所有的医生、原先服侍蒋方良的护士都开始过来帮忙处理。12点50分他再坐起呕吐，大量鲜血从口鼻中冒了出来，就在侍从及医师们惊慌措乱之际，蒋经国倒卧在床上，再也没有醒过来。
病床边只有心电图还在显示蒋经国的心搏，医生说，那是蒋经国心律调节器的声音。医师们不敢停手，因为心律调节器制造着生命现象稳定的假象。
蒋经国便这样没留下一句遗言，猝然离开人间。
中午1点钟，蒋孝勇赶回七海官邸，他冲进卧房，望着医师们急救已无声息的父亲，蒋孝勇没有哭。然后他跪下来，磕了3个响头，告诉尚在急救的医师们，“好了，不要再救了。”
蒋方良得知消息后，坐着轮椅，带着氧气瓶进来，到蒋经国身边抓着他的手，边哭边唤着他的名字，但蒋经国再也不能应声了。
当时，宋美龄正在士林官邸。蒋孝勇随后前往官邸向祖母宋美龄报告父亲的死讯，并陪宋美龄到七海官邸见蒋经国最后一面。
蒋经国曾在身体状况遽然恶化之后，指示儿子，母亲毛氏生前，他未能在膝前尽孝，所以他适当时机，希望能迁葬在母亲坟旁，永世陪伴母亲。
1988年1月13日晚，台湾“行政院”院长俞国华宣布蒋经国于当日下午3时50分病逝，终年7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