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斗会结束后，北师大的红卫兵将早已准备好的卡车开了过来，打算像北航那样游斗彭德怀。崔满仓见状，严词呵斥。红卫兵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十几个人一拥而上，先把彭德怀推上卡车，随后高喊着“打倒小阵再道！”“砸烂保皇派的狗头！”等口号，将崔满仓三人的领章帽徽撕掉，一同推上车，开始游斗。
游斗先在院中进行。
一顶用铁皮和纸做成的两米高的大帽子套在了彭德怀头上，顷刻，他脑袋的周围便有血迹溢出。崔满仓见状，怒斥了他们几句，结果换来一阵拳脚，被打坏了腰。
游斗车在校园兜了圈，然后冲击在门，向北太平庄驶去。就在这时，王金岭坐着一辆“红旗”轿车赶到了。他看到彭德怀和崔满仓的惨相，不禁勃然大怒。他以周恩来办公室联络员的身分出现在红卫兵目面前。
“你是什么人！”红卫兵头目问。
“我是周总理办公室的联络员！”王金岭严正地回答，接着指责道，“他们这样搞是违背总理指示的。你们必须马上把彭德怀交给卫戍区！”
崔满仓见王金岭以如此身分出现，便马上汇报情况说：“他们简直是一帮强盗，不仅打了彭德怀，连卫戍区的人都打了！”
王金岭立刻命令红卫兵把车倒回去，并更加严厉地对红卫兵头目说：“这样还得了，连负责护送的解放军都敢打，你们要向中央和军委承担一切严重后果！”
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游斗，总算被制止住了。
然而，批斗并没有就此结束，随着酷夏的炎热，批斗彭德不的“温度”也在急剧上升。
根据中央文革的部署，北师大批斗彭德怀刚结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又召开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批斗会。这次批斗会是“首都无产阶段革命派”联合组织的。批斗对象除彭德怀外，还有黄克诚、谭政、罗瑞卿、彭真、万里、杨尚昆、薄一波、许光达、陆定一、张爱萍等党政军要人。
周恩来闻讯后，即刻指示傅崇碧：要严密做好警戒工作，准备好部队和车辆，当被批斗的同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立即运走。为预防万一，要准备好一架直升飞机。
王金岭奉命和参谋长刘光甫一起察看了会场。道路和直升飞机降落点以及警戒位置。而后，他们又去警卫2师布置了警戒任务。
谁知就在这当口，彭德怀被提前押到了会场，据说这是一位将军的命令。
来到休息间，没等彭德怀立定站稳，这位将军就怒气冲霄地跨到他跟前：“彭德怀，你也他倒有今天呀！”抬起头看看，你还认识我吗？”
彭德怀抬头看了一眼，没有认出面前这位骄横的将军。他摇摇头。
那人抢起拳头朝彭德怀脸上打来：“你真的不认识我了？我就是差点被你抢毙的人！”
彭德怀的脸颊痉挛地颤抖着。他又仔细端详了对一方一番，猛然想起来了。他刚要说什么，只见对方伸展开手掌，左右开弓，“啪啪啪啪”四个耳光重重打在他脸上，接着又猛踢一脚。他倒在地上，像头受伤的雄狮怒吼道：“×××，我认得你，认得你！你、你在朝鲜战场上是个怕死鬼！没错，我差点没有枪毙！真可惜！真可惜呀！我当年应该果断地毙了你！”
那人怒气未消，又要打，被警卫处处长劝阻下来，并立即下令警卫人员把彭德怀带到预定的休息间--女厕所去。事后，傅崇碧严厉地批评了那位将军。
真实，“文革”中打着冠堂皇号公报私仇者，又何止那个将军一人呢？这些人与虔诚的殉道者一起，成了“文革”中最坚定的“左派”。
8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1959年8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从而在全国掀起了公开批判彭德怀的高潮。大小报刊竞相发表批彭社论和文章。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并转载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宜将剩勇追究寇》。这些社论无一例外地将彭德怀和刘少奇捆在一起批判。
8月17日，《人民日报》突出报道了广大军民欢呼党的八届八中全人决议公开发表的情况，并以《展开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斗争，坚决清算彭德怀及其后台篡党篡军罪行》为题，报道了“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三军驻京机关院校革命派狠揭狠批大野心家彭德怀”的活动，发表了《彻底清算彭德怀篡军反党滔天罪行》一文，从民主革命起系统地对彭德怀进行批判。
8月27日，《人民日报》又借影片《怒潮》大做文章，进一步扩大批判彭德怀的声势。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批斗彭德怀成了一种时髦，许多单位争来抢去。仅在7、8月份，彭德怀就被批斗100余场。他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一次次又站起来；他的头颅一次次被按下去，一次次又昂起来；他的呐喊一次次被截断，一次次又响起来。待到大批斗的局势缓和一些之后，已到残烛年岁的彭德怀，身体已经彻底垮了。
1967年9月下旬，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之后回到北京，准备过国庆节。
在他召集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他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一再表示了他要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愿望：明年春天结束文化大革命，接着开九大。专案要赶快清理，除了有问题的，很好老同志都要参加九大……
“彭德怀专案组”此时已在林彪党羽黄永胜掌管之中。在中央文革和林彪的授意下，专案组开始三番五次地“突击审讯”彭德怀，态度蛮横，并时有打骂现象。
“彭德怀，平江起义不是你的什么功劳，而恰恰证明你又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这一点你承认吗？”
“我不承认，因为这是歪曲！你们这些话和最近报纸上有个别人打着批判《怒潮》的旗帜，说什么‘平江起义彭德怀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是一样的。这不只是侮辱我个人，而是侮辱平江起义，侮辱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这是站在反革命立场，替40年前的反革命分子翻案！这是罪恶！当是我们成立了临时革命法庭，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替革命群众申了冤、出了气、撑了腰，打击了反革命气焰，这是完成应该的！如今，为什么把铁的事实颠倒过来说呢？”
“彭德怀，你在清乡时杀了多少农民？”
“这是屁话！历史文件还在嘛，参加平江起义的也还有人在嘛，你们可以去调查嘛！决不容许无中生有，别有用心地替反革命分子翻案。就是站在宗派主义立场上，也不能容许，应当批判。”
“你在红军北上时，有人因病住在你部，这个人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究竟持什么态度？”
彭德怀立即明白对方是指周恩来，其用心显然是为整周恩来搜集炮弹，便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个人态度很明朗，坚持支持毛主席的意见！”
“好，你先说说，贺龙参加庐山会议，是不是和你一路去的？”
“是的！”
“在路上，他是怎样鼓动你写‘意见书’的？”
“没影的事，没有人鼓动。那封信是我自己在会议后期直接写给毛主席的私人信件。”
“你好好想一想，他跟你都说了些什么？”
“没有就是没有，有什么可想的！”
“在你去‘三线’之前，刘少奇都给你谈了些什么？刘少奇是不是跟你说过，将来还叫你掌管军队？”
“我去‘三线’是毛主席批准的。毛主席请我吃饭，刘少奇和其他同志也参加了。刘少奇根本没有对我说这些。”
“张国焘手下的人现在都在哪里？”
“说起张国焘，这个人该枪毙！可是，和他在过一起的同志，不见得都是坏人。”
“老实告诉你，延安整风时，这些人有的因为伪装巧妙，给漏掉了，你应该协助组织把一些可疑分子清查出来。”
“奇怪，问我？康生是审干办公室的，他应该知道谁是什么人，问他去嘛，问我干什么？”
“彭德怀，你必须把态度放老实，问你什么就老老实实回答什么，要谈清楚，不然新账、老账一起算！”
“算吧，没关系。我老账、新账都不欠！”
就这样，牙对牙，眼对眼，专案组没能从彭德怀嘴里抠出一星半点“罪证”。
但是，专案组没有就此罢手。
1968年3月，林彪、江青制造了所谓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后，彭德怀被迁移到3个监护点--什坊院，过着孤寂的困禁生活，终日里自审自责，除了读书、看报，便是写交代材料和遭受充满敌意的提审。即便境况如此恶劣，彭德怀还是凭着坚强的意志，努力追忆旧事，完成了《彭德怀自述》的抗美缓朝之前的部分，在历史的真实和冷峻的眼光，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反思历史、启迪人生的宝贵遗产。
1969年春，中苏之间爆发了“珍宝岛事件”。彭德怀在报纸上看到消息后，马上伏案疾书，整整熬了两天两夜，谁也不知他在写什么。当他写好后交给哨兵一看，原来是呈送毛泽东的一份作战计划。监护点干部战士听到这件事，无不为这位老元帅的报国热诚感动不已。可在当时的情形下，他的这一举动，又显得多么不合时宜，不自量力啊！作战计划当然没有下落，他反被专案组诬为“贼心不死，妄图趁机逃往国外！”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引人注目、发人深思的是，经过两年多的清洗，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竟达总数的71%。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能参加这些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八届中央修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9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竟有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7%。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就“文化大革命”总是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议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估计要3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
全会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拼凑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一些人彭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未能得逞。
11月2日，中国各主要报纸均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标题刊登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全国各地广播电台也反复播放着同样的内容。就在这一天，病情笃重的刘少奇被破例准许收听广播。“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听着听着，耳畔像有恶魔在咆哮。他痛苦地闭上眼睛，心潮剧烈地翻腾着：为什么事先没有一个人来谈过一句，也没有看过一个有关的字迹？什么时候立的案？找到了什么证据？不允许说明吗？不准申诉吗？不要签字吗？
他浑身颤抖，大汗淋淳，呼吸急迫、频频呕吐，血压陡然升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骤然升到40℃。
他完全明白了，任何辩驳都是徒劳的。从此，他的嘴唇紧闭，没有再说一句话。在他生命的最后27天里，他最为牵挂的也许是他的妻子儿女。然而，这位共和国主席已经毫无能力保护他的亲人了。当然，王光美活下来了，那是因为毛泽东在王光美的“判决书”上写了“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这么几个字。否则，她的生灵早就在“九天”开后不久，随着林彪亲自做出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飘拂到天国去了。
彭德怀自从看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后，情绪突然变得消沉而烦躁。每当专案组人员来提审他时，他就马上愤愤地吼起来：“你们还来逼什么！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们！我有话只给毛主席说，我要见毛主席！不然，你们也把我开除出党吧！拉出去处决了吧！我决不说，决不说！”
此时，专案人员清楚，他更清楚：他彭德怀的命运不会比刘少奇的命运好到哪儿去！
要置他于死地的对手们决没有放慢对他迫害的步伐。在黄永胜控制下的“彭德怀专案组”于1970年9月17日写了一个所谓《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报告中说：“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叛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此件在开头写道：“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何以上报的批示，现整好呈上。请审示。”1970年11月3日，黄永胜大笔一挥“同意”，两个字便将彭德怀定案了。
同对刘少奇定罪一样，对彭德怀的这一判决，未经任何法律程序，没有召开任何会议进行审布，人民不晓得，彭德怀本人至死也没有见到听到判决的一句一字！
这在当今文明社会中，大概是绝无仅有吧？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突出成果，是毛泽东选择了体弱多病的林彪作为接班人，来填补由于刘少奇突然跌落而出现的权力中空状态。这使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便一跃成为中国的第2号人物。他不时地摆动在毛泽东的左右，给人一种毛泽东和林彪形影难分、亲密无间的印象，以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成了中国人最时髦的一种崇拜性语言。
林彪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把人们由于对毛泽东的崇拜而衍变成的迷信推动了人类意识的顶巅，并借此踏着刘少奇的尸骨和一大批毛泽东战友的冤魂，在这座迷信的大山上争得了一个醒目的席位。60年代后期，中国简直成了林彪叱咤风云的时代。但她并不满足，他希望自己在国家职务中取得与他在党内相称的高位，能像刘少奇生前担任的职务一样，既是党的副主席，又担任国家主席。然而，文化大革命的严峻形势和林彪的这种野心，不能不使毛泽东和他“最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之间出现愈来愈大的的裂痕。如果说1959年历史选择庐山作为毛泽东与彭德怀决斗的舞台，是一种偶然的话，那么1970年历史又一次把庐山继续提供给毛泽东与林彪决战，就多少带有一点必然了。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公开化了。毛泽东借批判陈伯达，令林彪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检讨，给了林彪一个严厉的警告。随之而来的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成为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1971年国庆节前夕，卫戍区根本周恩来的指示，通过各“监护”点：在现有条件下尽量过好节目，改善日常生活条件，绝对保证人身安全，一切法西期式的审查方式，应一律废除。
春节前夕，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奉周恩来之命，给每一位被“监护”人送了一份礼品：糕点、罐头。彭德怀从哨兵手里接过礼品时，不禁奇怪地问：“小鬼，这罐头糕点，是你买的？”
“不，是国务院管理局送来的，每人一份。”
“国务院？”
“对！是周总理让送的。”
“总理？啊？总理没有忘记我们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