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无巧不成书，她和苗得雨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也是15岁。说到绣织的柬，这里需要交代几句，那也是个极普通的农村故事。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家里断了炊，邻村一位好心人借四斗小麦救命，为感激救命之恩，做父亲的把小女儿许给人家，对方送了订婚帖子和聘礼。别管绣织多大，也就自然而然，合情合理地成了人家未婚妻，如此而已。
两个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孩子，都在苗家庄。平时绣织最爱跟苗得雨玩，那几天不知为什么小绣织总是躲着他，苗得雨生气啦，改编了那首歌谣，在孩子们中间“出版发行”是谁呀，扎两角，上南园，去摘瓜，一边摘，一边嚓，剩了一个瓜蒂巴，隔墙扔给她二大妈。
孩子们冲着绣织唱呀叫呀，绣织气哭了。
绣织家是翻身户，六个孩子属她小。全家出于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感激之情，热情支持她参加儿童团的活动。她也和苗得雨一块站岗、放哨、查路条，一块唱歌、演戏、扭秧歌。苗得雨当儿童团长，她是识字班学员；苗得雨当团支部书记，她当副书记；再后来苗得雨成了鲁中地区模范人物，她也成了县区的模范人物。在村里写黑板报，一个踩着凳子写，一个在下面举灯照；在业余剧团演戏，一个当丈夫，一个做妻子……就这样耳鬓厮磨，形影相伴。有一次晚上排完戏，一位姑娘对绣织说：“我给你找个婆家吧？”反正是开玩笑，绣织故意板着脸说：“行，你说谁家吧？咱俩也行。”大家一阵哄笑，笑过之后，那姑娘指着苗得雨说：“你俩就是天生一对！”一句话把苗得雨说了个大红脸，绣织抬手打了那姑娘一巴掌跑了。夜色遮盖了两张红扑扑稚气的脸，却遮不住甜丝丝的心。
所以今天苗得雨就不假思索地跑来了，绣织也毫不在意地把男家送来的柬递给了苗得雨，苗得雨就坐那儿认真地研究起来。站在他旁边的绣织也情不自禁地靠在他身边，帮他参谋着怎么写怎么画。苗得雨为自己写了一份很有特色的带着图画的订婚帖，两人都觉得“真好玩”。而订婚对他们也没有任何约束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关系不但没有疏远，反而越来越密切了。
两年后，也就是1948年底的一个晚上，在小学校排完戏，绣织说：“哎呀，今天怎么这么黑，真吓死人！你们谁送我？”顿时，几条手臂一块举起：“我去！”“我去！”这些可爱的自告奋勇者嚷成一团。主要是绣织太美啦，平时她那黑油油的扎着红头绳的大辫子，无意中无论辫梢碰着谁，谁的心都会颤抖。她以种种理由拒绝了这些热情的仰慕者，使局面有点尴尬，这时苗得雨很不自然地提出：“我去送你！”她却欣然应允了。其实苗得雨也怕走夜路，今夜他也不知自己是哪来的胆量，变得具有了骑士风度。
墨黑的夜，天压得很低，乌云在头顶翻滚，凉湿的夜气说明要下雪了。沂河平原的夜很静很深，远处不时会传来几声深夜的鸡鸣，更显出乡村夜的静谧深远。绣织走着走着偎近了苗得雨，乡村隆冬的寒意悄然逝去。苗得雨也觉得自己今夜突然高大了，成熟了。一路上两人都想说点什么，可都找不着话题，只是把脚步放得最慢，最慢，尽管小学校离绣织的家很远，可这天晚上，这路像被人偷去了一大半，不一会儿便到了绣织家门口。她恋恋不舍地说：“天还早呢，咱们在这儿说几句话吧。”苗得雨说：“这里冷，你穿得太薄，咱们再回学校去吧，老师兴许还没睡呢。”
等两人回到学校，学校里已一片漆黑，他俩摸到排戏的教室里，点上豆油灯，面对面地坐在课桌旁，悄悄地却是深情地谈起来，谈呀，谈呀，谈了很久，忘记了困倦和寒冷。突然红红的灯火一跳，渐渐熄灭了。教室里漆黑一片，绣织有些紧张，她紧紧抓住了苗得雨的手，热流通过双手把两颗心紧紧连在一起了。后来，苗得雨在一首诗中写道：有一个调皮的姑娘，调皮得没法办，她一天到晚净想门道，闹得我坐立不安。
爱情在雪夜萌发，两小无猜的童年就此宣告结束。
1949年，苗得雨离开家乡，调到鲁中南报社工作，提出要坚决退掉祖母为他订的婚约。也许正因为那时人们对于离家参加革命并不看好，这门亲事很顺利地就退了。可原来对孙子百依百顺的祖母却坚定不移地相信算命先生的话，她说：“绣织和得雨同岁，同属猴，猴和猴，泪交流，万万不行，两人再好也不行！现在兴自由，他找谁我也不管，只要女的比他大4岁就行！”
绣织的父亲本来很喜欢苗得雨，可他是个忠厚的庄稼人，也说：“当年咱借了人家的救命粮，今天不能忘恩负义，柬已经下了，就不能再反悔，反悔还叫人吗？我不能叫乡亲指我的脊梁骨。绣织的姐姐正好比苗得雨大4岁，只要他愿意，就娶绣织的姐姐吧！”
绣织的父亲和哥哥们也真是喜欢苗得雨，想成全他。不料苗得雨却并不乐意，非娶绣织不行。一天，绣织突然失踪了。家里人吓得六神无主，疑是投了河。街坊邻居、父老乡亲焦急万分，四处寻找，最终还是得到真实情报：苗得雨把绣织也介绍到了报社，当了资料员。绣织爹气哼哼地找到报社驻地，推开门，二话没说拉着绣织的胳膊就往外拽。绣织哭成泪人，回了家，终于拗不过父母之约，和那位她从不相识的小伙子结了婚。
“我叫矫永啊！”
“哪两个字儿？”
“矫正的矫，永远的永。”
“矫正的矫？《百家姓》上没这个姓，大概是孟良、焦赞那个焦吧？”沂蒙山有闻名的孟良崮、焦赞崮，人们对古代大将孟良、焦赞的故事耳熟能详。
“俺不姓那个焦，俺就姓这个矫。”矫永说着大大方方地走到桌前，伸出手指蘸着碗里的水，在桌上工整地写了一个大大的“矫”字。
在以后的三天中，苗得雨以记者身份参加了那个会，与矫永经常见面，了解到矫永这年才17岁，多才多艺，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妇女干部与剧团团长。父亲矫西玉是老党员，东良店村的支部书记。不久苗得雨也到了东良店村，与矫永带领的业余剧团的姑娘们一起交流，教她们唱歌，什么高八度、低八度、四分之四、四分之二，苗得雨在村剧团中早已熟悉掌握，让矫永感觉水平不低。通过一段时间的感情增进，有一天苗得雨对她说：“跟我走吧？去济南念书！”矫永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后来东良店很多人都说，当年身边年轻人追求矫永的有之，提亲的也不少，但矫永好像等的就是苗得雨。
苗得雨带着兴奋的心情离开了，并写信告诉家乡的亲人。没想到家乡祖母、母亲却等不及了，听说苗得雨找了个对象，说不出有多高兴，二话没说，立即让他的大妹妹苗得云一天走了100多里路，步行从苗家庄来到东良店，来接嫂子回家。苗得雨不在家乡，去还是不去？矫永犹豫了，但为了不让老人失望，她收拾了一点简单的衣物，第二天就告别了父母，跟着未来的小姑，来到了苗家庄。苗得雨是苗家庄的骄傲，苗得雨的未婚妻来了，自然轰动全庄，乡亲们拥向苗得雨家，把小院子围得水泄不通。“这闺女真像那个她呀！”人们都这么惊讶地评判着，矫永被人们看得羞红了脸，低着头一言不发……
一直到今天，我母亲矫永70多岁了，我的许多同学和战友见到她都说：“你妈妈很有风度！”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姥爷矫西玉当年很苦，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老姥爷，从胶东挑着担子带着他们两兄弟逃荒到莒南东良店安下家，因此东良店很大一个村子，只有两户矫姓人家。我姥姥是地主家女儿，因为小时候得病发烧，长大后智力不及常人，嫁给我姥爷。但我姥爷年轻时就很能干，个子高高，挑担到东海去贩鱼，在村里也最早加入共产党，为组织做过地下交通员，后来成为村党支部书记，当年很多有名的领导干部都熟悉他。我姥姥虽然智力不好，但她个子很高，家里活都能干，心地也非常善良。我小时候回老家，吃的都是她亲手摊的煎饼、擀的面条。20世纪80年代初，她得了严重胃病，什么活都不能干了，住到济南来。那时“文革”刚结束，家里房子挤，姥姥和我两个妹妹睡在一张床上。大妹现在香港做编辑，小妹在美国读完“博士后”做科研，她们时常想起和姥姥睡一张床的情景。姥姥在济南，牙都掉没了，仍然就是想吃老家的煎饼。她很孤独，常常一个人和家里养的小猫说话，后来这只猫在外边吃了有毒的食物死了，姥姥更孤独。病危时，她躺在省立医院走廊的病床上，我去看她，她很清楚地记得我，我问她：“姥姥，疼吗？”她说：“不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