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陶钝、王安友坐火车，用了一天一夜加一个上午到的上海。其中光在浦口过轮渡，就摆弄了两三个小时。一路上还难喝上几杯水。中午从窗口买点吃的，直到下午4点，我辗转了几个车厢弄了一缸子水。我让陶老先喝，他说：“你们年轻人消耗大，你和安友喝！”安友说：“我只要抽烟，就把渴忘了！”疲惫不堪的陶老笑着说：“战士是冒着炮火打去的上海，我们坐火车去上海，可真是天堂般的舒服了！”
到了上海，是于部长同我们谈工作，安排各方面的事。于老那时叫我“小苗”
“小苗，吃什么灶？”我说：“吃大灶。”于老说：“改了，吃中灶！”在上海，我们从解放区来的同志，熟悉了郑君里、周小燕、陈强、孙道临、李健吾等早已闻名的老文艺工作者。
1952年春节，我和父亲约好一起回家过团圆节。父亲从东北来，我从上海来。在济南火车站候车室，我正等待上车时，广播中呼叫：“苗得雨同志，你父亲在军人候车室等你！”多年已不喊父亲了，他走时我7岁，现在我也长到181米的身材，到候车室见到父亲，发现我们爷儿俩个头差不多，我头一句话竟是：“你找我？”我已记不起一夜火车、又一天汽车，是怎么经过的。第三天早上到的家。一进门，祖母还未起床，父亲喊了一声：“娘！”祖母惊叫一声，便大哭起来：“小婊子儿，你还回来呀？”母亲从北屋出来，没有哭，也没有说什么，即进锅屋烧水做饭。她的泪早哭干了。那天的饭，我也记不得是怎么吃的了。从父亲有了音讯，到回家探望，又是四年时间的等待，而此时等到的父亲，已经另外有了一个家。然而母亲仍然在等他，从那以后，每次父亲回家探亲，母亲总是等不知多少个日夜。直至1981年底去世，是坐在大门口等了一个秋天又一个冬天。
矫永到家里以后，家里有了孙子媳妇，1953年春又有了重孙子长水，祖母不再那么挂念儿子和孙子了。长水周岁学会说话，天天喊：“妈，京京，看爸爸！”矫永抱着他两次去北京，我那时正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1955年学习结束，又回到山东文联，矫永便带着长水从老家来省城济南了。祖母、母亲又天天想了。想我父亲，想我，想我妻子，想长水。大妹得云出嫁在本村，妹夫是转业军人，身体负伤较重，不能干重活。二妹得荣在外上学。两个老人更加孤单。我尽可能结合工作，常回家看看。有时是矫永一个人带孩子回去，虽然那时路上非常辛苦，也让孩子多认识老家。1957年初夏，我的老二长伦已周岁，我和矫永领着两个孩子回家看望。恰好父亲也回家看望。我们全家团聚，是第一次四世同堂，是战争胜利后人数最多的一次幸福团聚。我带了照相机回家，合影时，在外上学的二妹苗得荣回来了，大妹苗得云也领着两个儿子华子和平子来了。43岁的父亲、47岁的母亲，揽着几个孙子、外孙，十分高兴。这一段时光，也是年近70岁的祖母最幸福的时光。
这年底机关动员家属回农村，矫永领着两个孩子回家住了一年多。母亲高兴地对人说：“他奶奶说，孙子疼奶奶，找个对象自己合心意，让家里也合心意！”矫永模样出众，两个男孩子活泼可爱，两位老人整天欢喜得合不拢嘴。不是这个一手领着一个玩，就是那个一手领着一个玩。长水这名就是老奶奶起的，说：“苗家就得有长流水！”矫永给二子取名“平原”。母亲说：“苗子有水，就嫩！”老二大名便叫“长伦（嫩）”了。长水在济南上学前，父亲又领着他回老家住了一段。这一段长水的印象最深。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已开始了。1960年，在老家出生的老三洪峰已两岁半。我们住在济南，矫永教学回来，打的饭中按比例只有一个馒头，便切成四半，让我们爷四个吃。三个男孩都是长身体的时候，能吃，因为长期吃不饱都很瘦，我的脸也瘦得很长，妹妹得荣来了见到都心酸。急得矫永也对得荣叹气：“唉，整天就是为吃犯愁！”在不撑劲时，我和矫永商量把老二送回老家住了一年多。家中还有点老底，即使糠菜，也能对付一下。祖母、母亲都高兴，为不让孩子难为着，10元钱买一斤猪肉也去买（那年代的猪肉平时不到一元钱一斤，10元是黑市高价）。祖母做事周到，弄点好东西，也总想着分一些给大妹得云家的两个外甥。是祖母和母亲又帮我们度过了那最困难的时期。
力量集中到孩子身上，老人在困难中更受“靠”了。祖母是1961年70岁时去世的，还差两天春节，没熬过去，是饿犯了痨，内脏功能衰竭。病情加重时，母亲担心，尽早给奶奶洗脚、擦身、换衣服，换洗被褥，拿一大块棉褥垫在奶奶身子底下，奶奶还说硌得疼。我从济南赶回去，从县医院请了医生来诊治，吃了些中药，可已无回天之力，眼瞅着让老人离去了。祖母的双亲都是近百岁才老的，我的姨奶奶90年代才去世。过多的辛劳、苦难，把祖母的生命早早夺走了。祖母在食水不进十数日时，昏迷中听我告诉：9月添了重孙女，还高兴地为之取名说：“叫贵谝吧！”我的第四个孩子，即大女儿现在的名字是“晓霞”，但我们都深深记住她还有老奶奶取的一个名。“谝”是夸耀显示之意，又加一个“贵”字，含意深长，是老人为后代兴旺而欣喜。在那种困难时期，在生命最后时刻，祖母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欣喜离去的。“贵谝”和妹妹苗慧--雪川，都没见过老奶奶，她俩如今一在香港，一在美国，每当提起沂蒙山的那位慈祥的老奶奶，都很动情。
祖母去世后，家中只母亲一人更孤单。以往母亲总依靠奶奶，遇事奶奶拿主意，婆媳相依为命几十年，那感情胜过生母。奶奶也把母亲当闺女看待。母亲从那以后常常难以入眠，曾深情地对妹妹得荣讲：“以往大梁是你奶奶扛着，我只知道埋头干活，这会儿才知道担子的重量。”有一段时间我领母亲来到济南，想让她久住下去。但她住了一段想家，想那几间老屋，便又一人回家，守着老屋，又守了20年。
1963年，老家中遭龙卷风，刮去房上草，二妹得荣赶回家，与大妹得云一起想法重苦的。1965年我出发去苍山采访，顺便到莒南把在姥姥家住了一段的老三洪峰领回家待了一段。从1966年开始，整个“文革”我被打倒失去了自由，已顾不了老娘。当中一段“解放”，回家看了看，母亲情况很好，已稀疏的头发浓密些了，白了的又黑了些。以后我得到平反复职，就结合深入生活，常回家了。县里的同志，也常对老人的生活做些帮助。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我连续几年跑故乡等县，因为找到了一条从泰安的东都去临沂的路，不停地走山路，从省城乘车，当天就可以到临沂地区任何一个县的路，每个县又都有了吉普车接送。这些年内，母亲坐在大门口，在不经意间往西湾边那条路上了望，时而望到忽然出现的儿子。1980年，我和省文联秘书长夏雨常同志带领一伙诗友去沂蒙山参观访问，中间回去看望，大家给老人捎去了一些礼物，老人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只觉得凄凉孤单的晚年，儿子又高高兴兴回家了，一下子来这么多亲人。但我见她身体却比几年前脆弱多了，她抚摸了一下几年前我给她买的老花镜，说：“唉，针线做不动了！”这次我曾说秋天再回家探望，父亲也说秋天回家探望，都是因为工作忙，一拖再拖。父亲在哈尔滨，路远。我那段机关一些繁重的工作总离不开，我哪想母亲一直在家等啊，天天搬着小板杌坐大门口外边，向村庄西湾边的方向了望。一双流干了眼泪的眼睛，这样度日如年地了望，是比天天哭还难受啊！
就在这次见面第二年深冬，母亲病危。接到电报，已经在军区报社工作的老大长水陪妈妈先坐长途车赶回去。这也是长水在“文革”后第一次回老家。长水一两岁在家里，也跟我小时一样喜欢栽花种树，当然也有奶奶、老奶奶的喜好。他在院子里栽了一棵小榆树，在他上学前两次回家里时，想不到已长成很像样的一棵树了，是两个老人爱护着成长的。祖母说：“要叫它长成一棵大旗杆！”祖母去世后，有人打主意：“长成一棵梁了！”母亲说：“长成三棵梁，俺也看着它长！”长水1970年参军后，省下津贴给奶奶寄过，母亲不断给人念叨：“俺那好孝顺的孙子哟！”
矫永和长水赶到家时，母亲已经服了我一位做中医的本家叔叔的汤药，略见好转。也许是看见了媳妇和孙子都赶到眼前，母亲竟能从床上坐了起来，先拉着长水的手，从窗户上看那棵已长到一抱都抱不过来的榆树。实际上长水从村外往家走的时候，已在妈妈的指引下，早就看见那棵高耸在村庄中的榆树了。因此，这一次回故乡，也唤起他许多关于家乡和童年的美好记忆，为他日后的“沂蒙系列”小说做了奠基礼。他也曾写下一篇散文《我有一棵榆树》，被不少知名杂志转载过。
母亲此时的回光返照，自己感觉也很好，从窗户看看她担心昏迷中无人照管的几只鸡都很欢（实际那几只鸡都由陪在她身边的大妹得云的女儿香莲看护），还对矫永和长水说：“病好了要坐车去济南住住！”矫永和长水赶集去为母亲做了新棉被，买了烧水用的铁壶，还买了肉和鱼。矫永知道母亲喜欢吃点肉。母亲也稀罕那点猪肉，炒菜没用了的，她让用小绳拴着挂到一边留着。长水给奶奶做了红烧鱼，里边放了糖。这时我们也才刚刚随着生活好转，知道做红烧鱼需要放糖。母亲看见长水那么做鱼，还担心“腥气”，做好了尝尝，也说：“嗯，好吃！”
我也赶回去，与矫永和长水住了几天，觉得母亲好多了，就返回了。没想到十多天后，母亲病情再度转重。临终前知道见父亲已不可能，只在用力盼儿子、儿媳和孙子，从下午4点已几次昏迷，又几次醒过来转脸向屋门外。那时车不好，路也不好，我和矫永带了机关一辆老式北京吉普车一早从济南往回急赶，晚上7点赶到家，母亲虽不能睁眼，不能说话，但表情里看出，已知道儿子、儿媳到了，她放心地用力喘了几口气，睡去了……
我久久后悔，为什么当时不早些想法让母亲跟父亲去呢？祖母没人照顾可以来我这里。或想法帮父亲调山东来。祖母怕闻汽油味，那时又总说：“等身体壮壮，上济南看看！”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只是自我安慰，是实现不了的愿望了。祖母和母亲，都是人在家乡，心在四方。我感觉，她们似乎是觉得“家”是离不开“乡”的，一生作为那个年代的沂蒙农村妇女，思想再进步，对于离开家乡，是不愿意“奢望”的事情。我和父亲离开家乡，她们只盼望我们能够迟早回家，没想到我们都是永远不能回去了。她们也许一直这样考虑：若是她们都出来了，在外边的儿女回故乡，不见有亲人，怎么叫回故乡？所以，她们在家守着，守着，也让我们等着，哪怕一两年相聚一次，也是几年都忘不了的愉快。她们是这样安排着自己的命运，也觉得生活在乡间的人，本来就是这样的命运。
父亲说：“我不该撇家，可是在国家那样的情况下，男儿有责，有多少人为革命不但撇了家，有的还付出了家。你奶奶当了大半生的男人，你妈当了几乎整整一生的男人，我一生在外不容易，让我惊叹的是两个女人撑起了一个家，兴旺了一个家。我们这个家，是民族型的、革命型的，又是文化型的。我在家里，不一定能是这样。不是你奶奶由着你，支持你，你也不一定发展成这个样子。你妈也应当说是你身后的无名英雄……”父亲净说的高兴话，从没有一句提过他一生和祖母、母亲分离流过多少泪。
母亲的离去与祖母的离去时光不同。祖母离去时是生活困难中，她是带着饥饿和许多惊恐走的。母亲去世时，我们好一点的生活才刚开始，1982年是我们国家和个人整个上坡路的开头，一天天安定，不再担惊受怕，通往家乡的路也一天天更方便了，母亲却在这时离开了我们，她没享到不久后就会到来的许多幸福，想到这些，我们就揪心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