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长水说--
从这张地图看，过去苗家庄这个村子特别像一座大城市的萌芽。村庄虽不大，却曾有完整的围墙和东南西北四座大门，并且有大、小西门，有“梢门”这样的附属建筑。有炮台、大小菜园、长甫子、团汪子、少王林子、四福子林、赶牛路子的地名，以及各种名称的胡同和大小街道和“大碾”、“大碌碡”、“大屋”、“大园”之“四大”，有大路也有渡口。
我曾经写过一部小说《苗家庄传奇》，记述了我们这个家庭以及苗家庄的历史及革命历史的起源。父亲还专门给我绘制了一张苗家庄地图。
从这张地图看，过去苗家庄这个村子特别像一座大都市的萌芽。村庄虽不大，却曾有完整的围墙和东南西北四座大门，并且有大、小西门，有“梢门”这样的附属建筑。有炮台、大小菜园、长甫子、团汪子、少王林子、四福子林、赶牛路子的地名，以及各种名称的胡同和大小街道和“大碾”、“大碌碡”、“大屋”、“大园”之“四大”，有大路也有渡口。
大路，那就曾是历史上的东南西北通道。如果不是后来在沂河南边修了一座大桥，贯穿东南西北的大路不再从我们村里走过，大路变成了现在那条小小的土路，苗家庄说不定也就成了大城镇。假如苗家庄发展成大城镇，这些地名都不会丧失它原有的光彩。比方说，当铺可能变成为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银匠铺变为黄金首饰店，酒厂变成假日酒店，油坊变成石油提炼工厂，古文化遗址成为现代艺术中心。
我也曾在我的小说《季节桥》中，记述过的村前沂河上的那座季节桥，那是每逢冬季水小时，村里人集资在河中浅水上架起的一座草木沙石结构的小桥。1982年奶奶去世时，我回去还从那座桥上走过，去河对面赶集给奶奶买鱼。桥边地窝子里等着收费的是苗家庄的人，看我穿着军装，以为不是苗家庄的人，收了5分钱过桥费。我曾穿着军大衣躺在桥边的沙丘上，望着童年熟悉的景色，心中跳动着一个系列小说创作的欲望。我在小说中曾说，如今有的冬季，人们连这样一座桥都懒得架了。但是今天，确实根本不用架“季节桥”了，因为临沂市的环绕沂河的旅游路“滨河大道”、和沂南县的东西通衢“澳柯玛大道”，已把苗家庄环绕进一个现代化夹缝中，父亲绘制的地图上那些地点，如今只是一些很难找到的等待最后扒去的土墙残屋。
我父亲画的这份地图凡是标有“自家地”的位置，那就是我们家的那些地了。我家在土地改革时划的成分是中农，据父亲说当时是有地老亩12亩多一点，爷爷参军在外没算人口，家中成员有老奶奶、奶奶、我父亲和他的两个妹妹，5口人，划为中农。
从地图上看，标“自家地”的地方挺多，其实不过是零零散散而已，有的不足一亩，有的一亩多一点，最远的也是最大的一块，在胡家庄庄东，有3亩多。苗家庄三面环河，地是呈扇面形展向西北一边的。
据我母亲说，我家有一场院，场院上有楸十株、枣一株，茔林有高杨二株，大桥地头有柳二株。其中“长甫子”那儿还应该有块“自家地”，还是我母亲1957年回去时，用我父亲的200元稿费买的，有两亩。买这块地主要是我老奶奶的意见，她是为我们几个刚刚诞生和即将诞生的重孙子着想，有了钱就应该先置地。当时我父亲有点稿费，地也便宜，还曾打算把我老爷爷典出去的前面半座院子赎回。我父母都已经知道了要搞合作化的消息，但老奶奶似乎不相信合作化以后地就是公家的了，只是因为在旧大洋和人民币的折算上没取得统一，她才没能最终赎回房屋和再置土地。
这两亩地我们这些重孙子们当然没能种上。但老奶奶老爷爷、老老爷爷和奶奶、爷爷的坟墓埋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
1982年奶奶去世，爷爷退休后曾带着哈尔滨那位奶奶回老家住过一段，把老奶奶存放在一个老式点心盒里的老文书，用硬纸裹着放在梁头上。爷爷回哈尔滨以后，家里老宅托邻居也是本家一位老爷苗广春看管，他年龄大约比我大七八岁，论辈分是我的老爷。不久前在修整老屋时，发现了那包老文书，交还给我父亲。父亲研究了这些文书以后这样记述--
我的曾祖父，就是村中老歌谣第一句说的那位，“进来西门往南望，一望望见苗廷扬”。我1932年出生时，排行老三的高祖父苗文俊已不在，苗文俊的四弟文亮还在，所以我仍被称为“五辈同堂”。苗文俊的大哥苗文元、二哥苗文魁，文魁这一支，即邻居叔叔苗广春家一支。我曾祖父苗廷扬兄弟俩，从高祖父苗文俊那里继承了超过一般中农的土地，兄弟俩分家后一分为二，不再是超中农。苗廷扬这一支，到我为止，一连三代单传，土地基本上保持了原有数目。老文书中有高祖父的父亲苗成新从咸丰五年（1855年）起买的6块，有高祖父苗文俊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起买的4块，曾祖父苗廷扬一代自己买了一块（光绪三十年，1904年），祖父苗秀霖一代买了七分八厘（民国22年，1933年），共老亩15亩。祖父苗秀霖好赌钱，一次次拉下饥荒下东北。父亲苗广顺在我3岁时生了那场伤寒（1935年），吃了一块大洋一服的中药几十服，至此，家中仍然没有卖地。直到我5岁时（1937年）祖父苗秀霖去世，我6岁时（1938年）曾祖父苗廷扬去世，才卖了3亩地，还有12亩。有这样的条件，我才能够在6岁时，每年拿5块大洋上私塾。老亩12亩，解放后变成新亩17亩，一家6口人，是标准的中农。若不是卖了那3亩，这个中农可能“超标”，这是不幸之幸。1947年“三查三整”，我参加选团区委，邻村一位年龄大些的同志说：“他家老爷爷时，比较富裕。”这不假。团区委委员没选上。紧接着报社来信：“你还是我们的通讯员，但不是工农通讯员了。”“三查”查老三辈，比较富裕的老爷爷苗廷扬让我沾了光。但很快纠正了，报社来信说：“事情弄错了，你还是我们的工农通讯员。”其实没弄错，是整个解放区统一的纠偏。后来，有了正式规定，“土改”前三年定成分，老爷爷去世离土改五年，这五年之差，可是“两重天”。
然而，我还得感谢老爷爷。有一年我去哈尔滨与老父亲叙话，我说：“我爷爷能赌钱，你也能赌，咱怎么没卖地？”老父亲说：“你老爷爷苗廷扬，是教书先生，你爷爷苗秀霖，一输钱就到东北来了，你老爷爷教书挣的钱，给他打饥荒，打完了饥荒，你爷爷回家再赌……”是一个教书先生的老爷爷，使我们两代好赌没有赌破产。教书先生，一年若有20个学生，就是约有大洋100块的收入，这个数，顶多少地？从我家买地的老文书上看，买一亩地，大体是在一两到二两银子这个数上。一块大洋顶七钱七厘银子，也就是说，我老爷爷年进银六七十两，虽然不是日进斗金，和一般农民是大不相同。
我当年曾想，“我有个叔叔多好”，又想“我有个弟弟多好”，若真是那样，叔叔和父亲一分家，12亩就各6亩，连吃饱饭都成问题，不可能每年再有5块大洋上私塾，就真给人家当放牛娃了。当然解放了可以再上学，这是另一些人的情况。我却是从抗日小学开始干事情的，这在我家附近，只有我一人有这幸运。若不是有三年私塾底子，不会一转抗日小学就安排在高年级。我此时若没有小学高年级水平，也写不了文艺，就当不了报社模范通讯员，这就是老文书帮我破译的直到今天存在身上的密码。
老父亲曾说：“人说旧年代，只要抓一把小钱（小青铜钱）一扔，扔到哪里，这地就这价了。”这是一种形容。老文书上的地价，我记了几副。光绪二年（1876年），苗文焕、文义卖给苗成新地四分，纹银五钱；光绪六年（1880年）苗良善卖给文元、文魁地一亩一分三厘，银二两；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安平卖给苗文魁地八分，银一两。
卖地文书都写明理由，大多是“因正用不足”，有的写“因粮钱无凑”、“因手困粮乏”、“因无钱使用”，更有的是“度日不过”。卖地户，早年的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的，那都是相当贫穷的户。一些穷户，因为娶不起媳妇，断了后代。小时我见好些中年汉子打着光棍，有两个我叫伯父的，遇上解放翻身，才找到了媳妇。许多户若不是遇上翻身解放，靠在老轨道上走下去，走个什么样子，都可想而知。“土改”改变了大多数人的命运，也使人口由不兴旺到兴旺。三年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有一条，就是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跟着他们反攻倒算的，就喊的是：“谁分了地主家的地，倒回来！谁分了地主家的东西，送回来！”地主是少数人，国民党依靠的是少数人，能不失败吗？
据我父亲回忆，种那12亩地是很累的。收割的季节，到胡家庄东那3亩地去干活，天不亮就起床出去，早饭送过去吃。中午回家来歇晌，下午再出发，在那儿一直干到黑天。因为我爷爷在我父亲7岁那年离家，家里的壮劳力就是奶奶和老奶奶两名妇女，所以我父亲10来岁就已经是好庄户汉了，除了耩地技术略差，其他耕、种、锄、割四样大活儿，都是好手，少年时代的庄稼活，奠定了他身体的好基础。
到胡家庄家东3亩地送粪，我父亲推着小车子，中间要经过“大西汪”边的一座小石桥，“水簸箕”上的一段高坡，那是一段充满惊险的前进道路。那时候地里庄稼当然没有现在产量高，一般是两年三季式耕作，即如果第一年种小麦，第二年收了麦子接着种豆子，收了豆子地就闲着了，来年再种高粱、谷子。
也就是我父亲有稿费的时候，家里还与人合养过一头牛，牛进了公社的饲养棚之后，还很恋家，自己偷着跑回来一趟，让我父亲为它写了一首诗。老家那个院落是一座矮小的土墙土屋的院子，从地图上看，就在苗家庄大西门的跟前，我小时曾经觉得院子很大，因为院子里有堂屋、西屋、锅屋、草屋。苗家庄有首民谣唱的都是村里有影响的人和事。开头便是--
进来西门往南望，
一望望见苗廷扬，
一只胳膊短来，
一只胳膊长。
苗廷修的牛，
角大脖子长。
邱饧三的头，
好像月亮。
苗宪林的磨，
撇光光。
苗廷宝的木匠，
瞎哪当。
瞅瞅子两口子，
叫的辣姜。
刘鸿柱家两口子，
赛鸳鸯。
苗廷宣的豆腐，
雪白大胖胖。
邱树果的门框，
弯弯郎当。
邱树荣的腰肚子，
盛下蓝缸。
苗文章的脾气，
赛阎王。
疤瘌眼子，
是刘鸿祥。
第一句唱的苗廷扬就是我老老爷爷。苗廷扬号漾霄，生有三女一男，男名苗秀霖，即我的老爷爷，他在苗家庄历史上那次抗击土匪刘黑七战斗中胸部负枪伤，44岁即英年早逝。刘黑七横行过北半个中国的11个省，他经过的村庄城镇一般都在劫难逃，但却在苗家庄的围子墙下丢了面子。并不是他不想打，确实没打下来。这场战斗的主战场就在大西门我家门口，这一段史实竟然没有载入有关刘黑七的史料和文学作品，虽说遗憾，实则是幸运。我的一部比较有影响的小说《染坊之子》，写刘黑七洗劫费县一个叫天井汪的村子。村民抗击刘黑七，最后用自己人的尸体和砖石瓦料一起，在破开的口子上又垛起一道围子墙，血水像河水一样在街上流淌。冲破围子的土匪踩在人血中，像踩在下雨天的水里扑哧扑哧响。女人被奸淫了又割掉奶子，男人被从头顶插进木棍，小孩被放到碾槽子里碾，血蹿出老高。村庄化为灰烬。将近100户人家的大村，只活下来70多口人，尸体臭气整整一个夏天没有散去。
苗秀霖妻高氏秀英，生二子，长子即我爷爷苗广顺。爷爷幼时体弱，7虚岁还不会走路。他的小弟弟4个月时正是秋收，他母亲也就是我的老奶奶要去收庄稼，把小弟放在筐子里，搁在他身边，让他看着。但不幸小弟从筐子里爬到地上，他只能看着却不能上前帮助，小弟弟便在地上受了凉，三天后中风而死，他记忆中的小弟长得白胖。
我的爷爷苗广顺1914年阴历八月二十三日生，1930年阴历十月16周岁娶妻胡氏梅兰，即我奶奶。奶奶胡氏和老奶奶高氏我都见过，我的童年有一段时光在她们的养育中成长，我在许多作品中都有记述。听庄里老人讲述苗家庄风情，老人们说：苗家庄有两个名儿起得最好，一个是苗得雨，再一个就是他的儿子苗长水，姓苗的里边没有起得这么好名的。其实这两个名字都与我老奶奶有关，我的名字则是她亲自起的。老奶奶高秀英没上过学，却有一定文化，号称能够难倒村里的秀才。我童年记忆里，老奶奶高大、庄严、慈祥。她生于1891年阴历三月初五，1961年阴历十二月底70周岁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