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毕业后，父亲在1945年又去重庆参加了军委会政治部举办的高级政工人员培训班受训。重庆培训结束后，父亲由第一战区政治部少将督查专员调为九十军任政治部主任，并亲自参加了接受日军木村师团在洛阳的投降。
1945年8月10日上午6时45分，日本外务省正式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决定无条件投降。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读《停战诏书》，中国政府外交部也于同日正式收到日本政府致中、美、英、苏四国的投降电文。
8月22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对中国军队受降情况进行了具体部署，为保证接受工作的有序稳妥，将全国划分为16个受降区域（原为15个，后增加一个台澎区），洛阳是中国战区最初确定的16个受降地点之一。因为第一战区司令部在洛阳，所以，洛阳被定为第十一受降区的受降地点，受降主官为胡宗南。
为了接收洛阳受降事宜，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中将和和父亲所在的严明第90军，就星夜驰骋，于8月12日赶赴洛阳，在洛阳建立了前线指挥所。
指挥所到达后，裴昌会要求第日军110师木村师团从即日起立即执行第一战区的命令，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并向其发出以下指令：“木村师团自接收本命令起，必须执行第一战区一切规定，并指挥所属部队投降；要求其部队及其配属部队，立即向洛阳西工兵营集中；第110师团驻地所有武器、弹药、航空器材、车辆、飞机场、工厂、仓库、物资、军事设施及文献档案，均不得破坏，须保持完好，以候中国军队验收处置”。
日军第110师团当时驻扎地点在西工营房。其配属部队分散驻扎在鲁山、临汝、偃师等地，总兵力约1。08万人。
下面就是父亲就洛阳接受日军投降经过写下的一篇回忆：
《一九四五年参加接受日寇木村师团投降经过》
1945年8月，我由第一战区政治部少将督查专员调为九十军政治部主任。途经西安，先见过胡宗南长官和该部政治部主任顾希平、副主任王超凡后，就由陕西兰田到商洛九十军任职。
该军军长严明，湖南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1945年出任第九十军军长，同年晋升少将。曾任整编第九十师师长，颇受胡宗南信任。
到职后我们在商洛住了约一个月左右，就开拔到商洛以东地区河南卢氏、洛宁一线，向日军外围进行侦察，防止日军扰乱。约在1945年8月初，就听到日寇要投降的消息，我军奉命向洛阳前进。到宜阳以北，又奉令强行军，务于8月12日前赶往洛阳，进行接收。
当时正值秋末时节，部队带着武器，连夜淌着渗骨秋水，全副武装渡过洛水。这时刘茂恩总司令率部在洛宁以北地区驻防，我和严明军长，张先觉参谋长去见他，适逢在阎冯讨蒋时当过二十五路军总指挥的梁冠英亦在座，他们介绍说，日军在洛阳残杀无辜居民数以千计，惨不忍睹。
原来，我军在进入洛阳之前，当地日军就已经接到他们上司命令，要全部就地交械投降。接到命令后，这伙日军陷入疯狂之中，肆无忌惮杀害百姓，驻洛阳新安以南的一连日军还用炸弹集体自杀，可见日本武士道精神残酷狠毒。
待我军赶到洛阳时，戴笠军统系统的忠义救国军杨旭队长率领的四、五百人已在洛阳市区驻扎。
接着胡宗南派遣裴昌会为洛阳前线指挥所主任，负责指挥洛阳部队，接受日军木村师团受降任务。我军进城后，立即命令驻扎在西工营房的日军不许擅自外出行动。实际上，这些日军更本不听指挥，随便上街盗卖军需物资，抢夺金银手饰。而我军上司又迟迟不下达接受日军投降仪式，说是要改在郑州举行总受降。
这一时期，洛阳社会秩序极度混乱，我军只有邓钟梅、邓宏仪、任之勋等三师人，除防备外围日军外，还要维护洛阳城内社会秩序。此时，社会上有土匪乱七八糟冒充****的，有戴笠军统系统杨旭成立的忠义救国军，有汉奸队，还有趁混乱杀人抢劫的土匪流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裴昌会和严明均感到军统系统的五、六百人驻在市区，行凶抢劫，随意杀人，很难对付。但他们又害怕得罪戴笠军统的人，不愿意派部队直接干预，维护社会治安。
经过商量，他们认为我是军委会贺衷寒所领导的复兴社系统政工人员，各方面还要看点关系，又不至于引起大冲突。于是就成立了洛阳军警稽查处，派我为洛阳军警稽查处处长，并派一个步兵团归我直接指挥。同时将洛阳市警察局崔局长所属的全部警察都归到稽查处，也令我统一节制。
我奉令后，自认为虽是临时任务，但也要谨慎从事，勤检查，多报告。凡属比较重大的事情，都必须由军长派的军事法官立案进行审查落实，再报请军指挥所批准执行。
在稽查工作中，军警稽查处每天除派兵在西工日军营房担任警戒外，还日夜在洛阳车站，城郊以及东南复杂村落及城区穿梭加强巡逻。
经过巡查，结果发现有日军盗卖军需用品的，有汉奸队贩卖大烟的，有冒充军人作案抢劫的，也有互相残杀随便打死人的。
特别是忠义救国军队长杨旭，在城郊横行霸道，擅自杀人，在西工、龙门石窟到洛阳路上，常有死尸发现。
后来为了镇压匪徒，安定人心，我下令将一名冒充军统，进行抢劫的罪犯予以枪决，并布告城区。此后，龙门西工地区社会秩序有所好转，但城区秩序依然很乱。
后经我向扬旭等忠义救国军多次劝说，他们才由城内开拔到偃师以东地带驻扎。杨旭率部撤出洛阳时，在他的住处发现他的副队长被人杀死在房中，并将尸首埋在屋内墙角下。三天后，又发现该副队长老婆也被人杀死在西工道旁。其他谋财害命、杀人灭口的事就更是层出不穷。洛阳附近仇杀、群殴事件也常有所闻。
在日军木村师团未离开洛阳去郑州前，木村师团长常到我军指挥部向裴昌会主任汇报情况，此外，洛阳地方行政专员王和甫（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还不顾廉耻，常与木村师团的一些人会面，在一起吃酒、跳舞等。
在1945年8月前后，国防部高参、负责华北军统事务和监督日寇受降事宜的文强，常住来于郑卅、西安之间，在洛阳也有他们的组织。另外，还有军统洛阳地区的负责人庞某也都在洛阳，监督调查日军勾结汉奸倒卖物资、贩卖毒品等情况。
那个时期，常有报告某商人是汉奸，某人是日本洋行买办，某人和日本人勾结，某人盗卖军用物资等告发事件多不胜数，因此当时被抓的有二、三百多人。另外，我政工处派去的一名便衣人员也在黄河渡口贩卖毒品被抓，经查处属实后交由军法处关押处理。
以后，日军木村师团开往郑州后，洛阳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我军又有新任务，就奉命将所押的人犯，查获的弹药装备等物资，除了将日军两部26寸电影放映机留交军部政工队使用外，其他均移交洛阳地方行政专员公署接收。这就是我参加抗日战争最后的一段岁月。
(顾希平：江苏涟水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的堂弟。
1926年春起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少校参谋长。第九军第二师中校副团长、上校团长、副旅长。参加龙潭战役。
1929年初赴法国学习军事。1932年春回国。加入复兴社特务处，任剿匪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党政处处长，中央军校星子特别训练班少将高级教官、副主任。
1935年转任《中国日报》副社长、代理社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第二厅少将副厅长、厅长。
1937年秋授陆军少将，次年春任天水行营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兰州军官训练团教导总队副主任，兰州战时干部训练团教育长，三青团陕西省支团部干事。
1944年春调任第一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兼战区党政军联合特别党部书记长1949年到台湾，续任“国大代表)。
(裴昌会：(1896年-1992年)，字同野，潍坊市潍城区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陆军大学特六期毕业。抗日战争期间于1939年升任为第九军军长。1942年任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期间曾赴陆军大学将官班进修。国共内战时期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洛阳指挥所主任，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职兼兵团司令官。
1949年12月23日在四川德阳率部起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92年3月23日在重庆逝世，终年96岁)。
(严明：（1910-1948)）湖南祁阳人，黄埔四期步兵科毕业。抗战爆发后，多次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战斗表现英勇，1945年起任九十军副军长，1945年6月28日晋升陆军少将，九十军军长，年仅35岁。1946年3月任整编九十师中将师长。1947年3月指挥整编九十师占领延安，1948年3月1日在陕北宜川阵亡。1949年1月19日追赠陆军上将。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给胡宗南的一封信中曾说道:你有严明这样能干的部下，为什么不派往前线与日军作战发挥才能。一时间使严明名声大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