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伏尔泰
记者：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感谢你。
伏尔泰：
从何谈起？
记者：
你的诗写得好，哲学玩得很深沉，思想也很有深度，人们称呼你为“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那是实至名归。我对你心存非同一般的好感，关键是你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抱有一种特殊的好感。
伏尔泰：
公元1732年，我曾经在《迷亮的赞歌》写过一节诗，说的就是你们中国的文人和中国的文化。
记者：
这首诗我看过。
伏尔泰：
不可能吧。
记者：
这首诗包括这样几个诗句：在辽阔无垠的中华帝国，有一个文人荟萃的民族。他们以其天神般的特征，反对罪恶的逆行。啊！你们从我们的半球上，为东方这些徒有虚名的圣贤，带去了永福的火炬。请问，在我们西方的伪君子中，能有更多的正义、坦率和更少的邪恶吗？
伏尔泰：
你还真看过？
记者：
除了那句“为东方这些徒有虚名的圣贤”，其他诗句让我们这些中国人很受用。
伏尔泰：
不过我得如实告诉你：我在1742年修订我的诗集时，我把这首诗删掉了。
记者：
为什么？
伏尔泰：
因为印度。
记者：
印度怎么啦？
伏尔泰：
在我接触印度文明之前，我一直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记者：
我记得，你在《百科全书·历史》中如此写道：“使中国人超过了大地上的所有民族的因素，无论是他们的法律、风俗习惯还是文人在他们之中所讲的语言，在4000年来从未有过变化”；我记得你还说过：“这个民族几乎发明了所有的艺术”；我记得你更是说过：“世界史是从中国开始的”。
伏尔泰：
但在我接触了印度文明后，我感到印度文明要比中国文明雄浑多了，深沉多了。我曾经认真地研究印度婆罗门教的《吠陀经》，也看过他们的《梵文古经》。
记者：
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你能告诉我决定历史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吗？
伏尔泰：
你提的问题太好笑了。人类不要说根本弄不清历史发展的最终推动力是什么，就连历史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也是很难搞得清楚的。历史大多是由那些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编纂而成的，好多事情似乎都是事出有因，而且被描绘得有鼻子有眼。但是这些东西一旦流传下来，就越传越走样，甚至是变得十分荒唐，以至于与原来说的那个样子完全不一样了。
记者：
总之还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是不会变的吧？
伏尔泰：
最终的东西，只有“天”知道，或者说只有鬼才知道。
记者：
人们常把这样的一句话说成是你说的。
伏尔泰：
哪句话？
记者：
这句话就是：“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查遍了你的《哲学辞典》《哲学通讯》，还有《布鲁杜尔》《采尔》《老实人》，甚至还查了你的喜剧《俄狄浦斯》和史诗《昂里埃特》，都没有查到这句话，你到底是在哪本书里说过这句话？
伏尔泰：
其实这句话我从来就没说过，不过我倒特别喜欢这句话。言论自由是人类最神圣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剥夺这种权利。对于一个人来讲，直言不讳地说出其真实的想法，应该是人生最大的安慰。1716年冬天，我写了一首小诗，名字叫《小孩的统治》，让当权者恼羞成怒。
记者：
我知道，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是“法国将要灭亡”。你竟然敢如此放肆，谁当国王也不会放过你的。他们才把你在巴士底狱关了11个月，已经够幸运的了。要是放在东方那些专制国家，早把你毙了。你第二次被关进巴士底狱，是怎么回事？
伏尔泰：
那次是事隔9年之后，即1725年。那是因为我语言冒犯了贵族洛昂骑士。通过这两件事，我彻底明白，法国贵族阶级势力太过强大，我们这些自由主义者没有立锥之地。当然，为了言论自由，我付出这些至今无怨无悔。
记者：
马克思曾经说过：“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而鸦片除了具有一些药物价值以外，实在就是一种垃圾了。
伏尔泰：
你错了，我反对基督教，但绝不反对宗教。当今世界，物欲横流，人心不古，情欲泛滥，恶习弥漫，没有宗教平抑，这个世界将更加糟糕透顶。我主张推翻基督教，并不是不要宗教，即使没有宗教，我们也要创造出一种新的宗教。
记者：
你对基督教是非常反对的，你对基督教的理解也是非一般人可比的。大多人都或许会同意，“原罪”说是基督教义最基础的部分，其他的教条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不知道基督教中“原罪”之说与人们常说的“性恶”之说有什么区别。
伏尔泰：
区别不大，不过人们强调“性恶”论时，侧重于强调不能对恶的东西抱有幻想，而要以遏制恶。而基督教强调“原罪”，则意图以此压制人性之狂傲，以劝诱人们进行自我压制。
记者：
这有什么不对吗？
伏尔泰：
一般来说，可以这么讲。“原罪”说的内容是：人一出生就拥有“原罪”，此学说是公元2世纪古罗马神学家图尔德良最先提出来的，圣·奥古斯图则将其系统化。原罪说原本只是对《圣经》的一种引申解释而已，无可厚非。但是一经过基督教会添油加醋的宣传和强调就变了味，而成为打压人类意志自由的凶残武器了。尤其是当基督教会把自己说成是人类善恶的裁决者，而只有别人存在原罪的问题时，基督教就成为邪恶势力为所欲为、残害自由的工具了。
记者：
你在《哲学辞典》中用了三十多页的篇幅去论述灵魂问题，对这部分我也是看得最透，对于这样一个显然属于玄学的问题，你为何如此津津乐道？
伏尔泰：
是啊。我也纳闷了，对于这一段，绝大多数人都不感兴趣，好多人都不看这一段，为什么你就和别人不一样呢？
记者：
我已经写好了一本书，名字叫《智子假说——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你对灵魂的很多看法与我在本书中研究的东西很有关系。
伏尔泰：
灵魂这个词是所有语言中最混乱、最模糊、最空洞的词汇之一。据我考证，灵魂这个词有上千种含义。
记者：
是不是太夸张了。
伏尔泰：
一点都不是。你看看，在拉丁文中，灵魂与生命是同义词；在希腊文中，灵魂与精神、元气是一个意思。《创世纪》中说：“上帝从亚当的鼻孔里注入了生气，之后他就成了一个有灵魂的活人”，不知道这里的“灵魂”是什么意思。
记者：
有意思。
伏尔泰：
你再看，女仆说“风箱的灵魂爆裂了”，这里的“灵魂”是什么意思？园丁说“植物的灵魂”，乐器制造商说“琴的灵魂”，工人们说“机器的灵魂”，你能告诉我他们说的“灵魂”到底是什么意思？
记者：
不知道。你不是说洛克对灵魂的研究价值不小吗？
伏尔泰：
是的。在洛克看来，物质能够思想，这就意味着在洛克看来，所谓的意识、精神和灵魂，不过是物质的一种机能而已。也正是在洛克思想的影响下，我也把灵魂、思想这类东西归结为某种物质性的实体。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你应该同意这个观点吧？
记者：
未必如此。我在《智子假说》中提出了如下几个观点：其一，灵魂并非仅仅是物质的，也并非仅仅是意识，而是既是物质的，也是意识的。我把这种物质与意识的双重结合体称为“智子”；其二，不存在不是意识的物质，也不存在不是物质的意识；其三，把世界存在区分为物质和意识不过是人类的自我安排，在宏观层面，物质与意识各自呈现不同的特征，而在微观世界层面，这种区别则并不存在。
伏尔泰：
你这些观点也是含糊其辞的，我也不想与你辩论。我只想告诉你，灵魂问题，或者说精神问题，是一个永远也搞不清楚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你我都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无知。我建议我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浪费太多的时间了。
记者：
同意，我之所以迟迟不愿意出版《智子假说》，原因也在这里。这句话是你说的吧？
伏尔泰：
什么话？
记者：
“当庶民都思考时，那一切都完了”。
伏尔泰：
是的。
记者：
什么意思？
伏尔泰：
从自然权利学说来看，人与人从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人与人也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可能平等。因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也是天经地义的。对于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他们不可能拥有智慧，他们只会干活，而不可能有任何思想可言。难道不是这样吗？
记者：
我不以为然，一个社会只有当庶民都能够思想时，这个社会才有希望，才有新生的可能，而不是你说的“完了”。
伏尔泰：
一群无知的庶民，就如同一只巨兽，他们从来就没有方向感，它只能等着精英们去安抚、喂食、讨好，然后被牵着鼻子走。
记者：
你说得太过分了。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感兴趣。
伏尔泰：
什么问题，你就直说吧。
记者：
你是一个标准的文人，每天大脑里关注的都是一些事关天下苍生的事情，不过从你的好多行为来看，你却又不像一个文人，而是一个绝对精明的商人。
伏尔泰：
没错。我跟银行家巴利斯兄弟学习做投机生意，我贩卖过军粮，对美国人通过商，我的皮夹里却是塞满了各种合同、汇票、债券。通过做生意，我成了一个百万富翁。
记者：
做一个文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伏尔泰：
你是明知故问，我看你跟我一模一样，你与温州朋友一起到黄海附近的港口策划种植海产品，租赁闲置厂房搞半是色情半是文化的娱乐场所，你到内蒙古鄂尔多斯、河北秦皇岛和北京搞建筑，搞信用评估，搞风险调查，倒卖企业工商数据，贩卖煤炭、石油焦……
记者：
没想到你对我也挺了解。
伏尔泰：
我听说，你还曾经筹划到上海经营黄金制品，与朋友到海南岛买地种植香蕉，还计划把河北的钢材倒买到南方，甚至想到要回苏北老家圈占农村土地，我也听说过你一直想参与图书出版，并企图推出几本畅销书，也曾经想组建律师事务所，雇佣律师打官司，你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钱？好像不是，我看你的每一分钟都用于思考和写作了，赚来的钱，好多用于开国际研讨会，用于出版你的著作，用于设立一些奖学金，我问你这是为了什么？
记者：
一种追求，一种自由。唯有拥有物质上的自由，才会有精神上的自由。你不也说过：“拥有财富可以使人力量倍增”。不知是谁说过，当小老板就是当几个人的孙子；当中不流老板，是要当好多人的孙子；而要当一个大老板，就得可能当所有人的孙子。为了赚钱，我也不得不到处跟人家说好听的话，偶尔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请那些平时我连多看两眼都觉得恶心的人吃饭、喝酒。不过我不后悔这样做，人无物质上的自由，就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你看看，好多人恰如被阉割的太监，眼皮一天到晚耷拉着，每说一句话都要东南西北侦查好长时间，等到他们觉得平安无事的时候，连自己想要表达什么都忘记干净了。究其原因，他们之所以沦落到这步田地，说到底就是没有物质上的自由。在这个俗不可耐的世界上，强权和暴政，如一只巨爪，掐住人们的喉咙，让人们说不出话来。你要击败他们，唯有依靠物质才能实现。物质的敌人只有依靠物质的武器才能予以摧毁。马克思如此告诉我们。
伏尔泰：
在你们东方，最俗不可耐的一种文化就是“官本位”文化，在这种变态的文化下，再小的官员也是一个政治家；而再大的企业家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土财主。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商人，真是难于上青天。你得必须把那些混蛋当上帝一样供着，否则你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赚钱更是不可能了。
记者：
君子所见略同。我坚信，学说能锻炼思维，信仰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神性和方向感。但是，离开物质与财富的支撑，一切都是零，所有都是虚无。你记不记得在你上中学时，你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人，有一次，你的老师，好像是一位神甫，他被你的疯言疯语气得差点背过气去，他跳上讲台，一把抓住你的衣领大声训斥你说：“坏东西，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法国自然神论的宣传者！”在你的眼中，自然就是一位至高无上的神，你为什么要把大自然看做神呢？这点与基督教的理论似乎不一致？好像你专门与基督教作对似的？
伏尔泰：
没想到你对我如此了解，连童年时期的一些小故事你都记忆犹新。我与基督教作对，不是似的，而是就是。这点我在别的地方早就与你说过。《圣经》说，包括人在内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创造的，人充其量就是上帝的管家，帮助上帝来料理这个世界。既然一切都是来自于上帝，那么上帝就自然享有对万事万物，自然包括人的生杀予夺大权。而我主张大自然就是神，自然就取得与上帝同样的位置。我就从根本上抽掉了基督教得以立论的基础。
记者：
我明白，原来如此。通过看你的历史资料。我感觉德·夏德莱夫人对你一生的学术生活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伏尔泰：
你说的没错，我们法国人生性比较浪漫，不像你们中国人那么死板。不过，我从来没有把夏德莱侯爵夫人看成一个普通的情人，她是我的思想上的战友和同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十五年，一起搞科学实验，共同研读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她是把牛顿的《原理》从拉丁文翻译成为法文的第一人。尤其是我最佩服的是她的先生——夏德莱侯爵，当我因为出版《哲学通讯》差一点遭到逮捕的时候，他还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帮我在瑞士和法国交界之处弄到一套别墅，让我进可攻退可守，最终逃避了政府的追捕。想想我做过的那些事，我还真是感到惭愧得很呢。
记者：
或许应该吧。
记者：
你最喜欢什么样的政府形式?
伏尔泰：
我对任何一种政府形式都抱有怀疑态度。共和制听起来很好听，但是共和制存在很大的缺陷。
记者：
什么缺陷？
伏尔泰：
共和制允许存在各种坚持不同主张的派别，而允许存在派别，即使不一定会引起内战，起码也会导致民族出现分裂。从适用范围来看，共和制只适用于那些受地理环境保护、不曾为财富所污染和破坏的小国。共和国从文化上来源于家庭的联合，因此充其量只能作为一种暂时的政治过渡形式，它是社会组织的初期形式，是一种低级政治形式。
记者：
君主制如何?
伏尔泰：
君主制最让人生厌，把一个国家交给一个痴意妄为的独裁者，想想都是可怕的。
记者：
贵族制如何？
伏尔泰：
只有有钱人才会喜欢这种体制。
记者：
那你到底喜欢哪种体制？
伏尔泰：
这个问题已经被颠来倒去问了几千遍了，我也说不清到底哪种好。穷人说共和制好，有钱人则喜欢贵族制，而对于君主们来说，君主制则是天下最好的制度。到底哪一种好，我建议你去问那些脖子上挂着铃铛的老鼠吧。
记者：
原来如此。
附：伏尔泰简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小说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伏尔泰才思敏捷，嬉笑怒骂，皆成诗文。他的第一部主要哲学著作《哲学通信》，通常称为《论英人书简》，发表于1734年，标志着法国启蒙运动的真正开始。写了许多政治小册子，抨击宗教上不容异说的言行。喜欢在他的每封亲笔信上用“Erasez Iinfame”作为结束语，意思是消灭臭名昭著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