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的互联网“仇富”一词绝对是热门标签，使用的频率之高能与“美女”等词并论。“仇富”一词，不光是草跟在评说，一些专家，名人也来赶热闹，有分析原因的，有充当弱势代言人的，有社会学家“正确引导”的，最著名的是郎咸平的大论，也有搜狐张朝阳的演讲。更有学术专家徐友渔的的揭露式的“剥皮”。
时下之中国，已经分化成几个阶层。各种富人俱乐部在每个大中城市很吊眼球，中国方兴未艾的富人俱乐部不知道是谈怎样聚钱？还是大谈社会责任？反正，穷人是没有俱乐部的，要发言，就在互联网上泄泄火吧，“仇富”只能是一时之痛快。
这几年暴露出的刑事大案有些的确把“仇富”一词付之实施。进入2000年以来，我国有数位富豪倒在血泊中：山西亿万富翁李海仓被杀；浙江温州富豪周祖豹被杀；甘肃地产大亨刘恩谦被杀；四川明达公司董事长葛君明被杀……这是一个长长的滴血名单。随着名单的不断加长，关于“富人原罪”和“第一桶金的罪与罚”的争论便愈演愈烈。
有评论家指出中国目前的富人不厚道，守着财富不抱恩，没有社会责任感等等……其实，原因并不是想象的简单。中国富人的自私还在于财富就是他（她）努力的结果，而不在意国家的大政策，手下人的奉献。全然不知财富的积累掠夺了多数人的血汗。CCTV年年都在倡导富人回馈社会，慈善晚会搞了若干，并没有看见几个富人主动站出来成立一个什么样的慈善圈子，协会的，反而是一些并不是富人的名人在呐喊高呼，弄点慈善款也要产生轰动才行，挤点富人的银子还要用“文化古玩”作交换。
世上的富人并不都是坏人，世上的坏人也并不都是富人。但社会发展的逻辑往往是：每逢社会矛盾激化和不满意度的增加，富人往往这时就成了人们发泄不满的直接对象，成了人们发泄不满的替代品，问题就是谁叫富人那么有钱有财。富人的财富这时也就成了扫帚星，破财免灾也就成了一种客观需要。所以，若社会发生不稳定和危机，不仅对穷人不好，而且对富人也不好。对富人而言，弄不好，就会人财两空。
郎咸平说得好：一个正常的社会，没有理由盲目仇富，而是应该理直气壮地“仇腐”。中国社会在进步，经济增长，合法致富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好事。因此，社会心态要对富人保持客观的评价。但是，对腐败势力，我们则应该与之坚决斗争，而且人人有责。
徐友渔说到：民众对腐败和不公正不满，要求实现社会公正，清除腐败，这当然是对的。真正的解决办法还是要切实地清除腐败，实现社会公正。
张朝阳演讲到：中国人不是仇富，而是仇腐。中国人表面上看好象是仇富实际上不是仇富。中国人是在仇恶！但是由于现阶段富人和恶人有一个比较大的重叠。并且恶（大恶，影响范围较大的）主要集中在富人区。所以仇恶看上去就好象在仇富了。
宋圭武教授明确指出，仇富不是解决问题的合理手段。富人中有合理致富的，也有不合理致富的，对富人也要区别看待，不能一概而论，一概仇之。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应立足于综合治理和制度创新，让大家都有一个合理和公平的致富机会，而不仅仅是只有一小部分人有，而大部分人没有或者很少有。
宽容、理性、秩序等观念是解决富人不合理致富和人们不理性仇富的基本人文要素。对此，要加大精神层面的开放力度。改革开放不能仅停留在经济层面，物质建设与人文精神是密切相关的，二者构成一个互动的有机体系。要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的东西。要在精神领域为仇富心理提供一个转换和消解的平台。
枷锁20、法不责众——从众误区极易助长“群起而闹之”的歪风
在国人的法意识中，自古就有刑不上大夫和法不责众的偏见。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刑不上大夫的现象已大大改现，但法不贵众的现象依然普遭，如全国许多地方的“禁炮令”难以落实等，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依法治国目标的进程，具有相当大的危害性。
“法不责众”的逻辑是，对个别人违法容易追究，若违法的人多起来，就难以追究以致不再追究，放任自流了。
电视剧《新大秦帝国》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是商鞅变法时规定秦人不可私下斗殴，但是那些士族贵族觉得变法不利于自己，老想要阻止法度的实施，于是策动了一场大规模斗殴。结果当时情节严重的构成死罪的有700多人，商鞅全部将其处死。当时看商鞅在处理这件事上觉得其挺不通人情，这么多人竟然全部处死，当时秦国总人口也就一二百万人而已，这么杀不是更是大伤元气吗？
但是转念一想，却觉得商鞅这种做法是对的。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是特别看重人情的，所以，在执法之时如果涉案人数过多，怕引起社会动荡，怕别人说太残酷，由于有“法不责众”的思想，于是总是说：“下不为例。”但是当这些人的行为并没有被法律所约束时，法律的威信已经荡然无存，也没有人再害怕这些惩罚的条律了。而如果又有人触犯条律而获罪时，他不会觉得是自己的行为不对，而是会认为法律不公。
在学校中也是如此，学校的纪律应该人人都遵守，但如果人犯错之后受不到应有的惩罚，那么也就没有学生害怕学校的规定了。如此长期下去，学校的风气也就越来越败坏，而这样的学生到了社会上，也会以同样的原则办事，那么这样整个社会也就没救了。所以说，一旦法令制定了出来，就必须遵守，触犯法令，也必须按律受罚，不能再用任何的借口来推脱罪责，但是中国现在往往做不到这点。
但是，新近披露的广东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给了持“法不责众”这种观点的人一服清醒剂。这起案件的特点就是人多势众：走私分子上下勾结，内外勾结，而且与腐败密切相关。此案涉案人员达300多人，其中有市委书记、副市长、海关关长、港务局长、边防局长等头面人物。就是这样人多势众的案件，照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难逃法律的制裁。
所谓的“法不责众”，似乎意味着只要“犯事”的人多了，政府的执法机构就无计可施，难以下手进行处理，因为不可能将所有与事件有关的人都处以法律的制裁。
于是乎，在这种流传多年的说道影响下，有人就以为一些平时不能干、不敢干的事，只要“别人干了我也能干，众人干了我更能干”，“不干白不干，干了也白干”。反正有众人在我头上“遮着、扛着”，就是触及法律，就是违法犯罪，到时候也要考虑“法不责众”，不会只追究我一个。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法律认识上的极大误区，特别是在当前社会变革转型期间，加上不同层面族群中的“集体焦虑”现象比较突出，这种法律意识上的“从众”误区极易助长“群起而闹之”的歪风，对社会整体稳定的危害不容忽视。
由于这一问题的形成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原因，也掺杂有大量现实社会的其他影响，不能仅依靠简单的行政强制手段予以解决，需要通过广泛地宣传法律知识，有效地改善法治环境，不断地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才能逐渐改变人们原有的传统观念，消除认识上的误区。
客观地说，“法不责众”的做法，在特殊事件的具体处理上的确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而拿到法理上去论证推敲却又是站不住脚的。要解决好这个矛盾，其中也有个“度”的把握问题。一方面人们对于基层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执法部门的工作难度应该给予足够的理解，不要一味责怪；另一方面这些部门和有关人员对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和头脑中的认识误区也应该给予客观的正视，不能遮遮掩掩。有理由相信，“法不责众”的认识误区是能够得到纠正和消除的。
枷锁21、亲疏有别——小圈子，害死人
在西方，与他人关系的“远近”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对待陌生人也很坦诚，但我们对朋友、家人和客人的态度跟中国人没法比。一句话，西方人看重人人平等，中国人讲究亲疏有别。
案例一：李校长是我朋友，一次偶然机会听他校里的老师说他的“不是”，反映他和教师们相处时搞“亲疏”。比如有外出研讨学习的机会，多数会安排小王、小周几位老师去；论文评比若限数量，他总是指定几位老师参评：年终评优及平时的一些荣誉，总被那几位老师“抢去”，连一些想评职称的同志弄个“市局嘉奖”都很困难。对此，老师们颇有微词，可敢怒不敢言，私下里议论纷纷。
案例二：刘丹是资深销售人员。比较务实的他是在与客户的接触中，被一个客户，也就是一家私企的老板挖过来的。当时对刘丹最具诱惑力的莫过于老板承诺的提成点数和报销福利等优厚的待遇。
来了以后他才发现，这里的骨干人员几乎都是老板的亲戚同学，自己作为外来人，似乎很难成为老板的心腹。就拿报销来说吧，用于与客户的交际费老板给他的报销额度是每个月不超过2000元。头一个月刘丹的费用是1800多元。刘丹觉得自己在必要的交际花费上始终奉行着为公司省钱的原则。因为他知道，老板能够做到今天的规模，也都是一分一分积攒下来的血汗钱，作为下属，为公司、为知人善任的老板尽可能地节约花销，自己责无旁贷。
可等到刘丹月末拿着老板签过字的票据到财务部报销时，首先看到的是财务经理的那张苦瓜脸。财务经理是老板的亲戚，对刘丹的每一张发票的具体用途都不厌其烦地刨根问底，那口吻跟审讯似的，好像非要从中发现刘丹违规报销的线索似的。当然他最后什么也没问出来，也只好悻悻地把报销款交给了刘丹。
在以后的通讯费、交通费报销的时候，刘丹也只能硬着头皮去面对“苦瓜脸”，好像刘丹每报销一分钱都像从“苦瓜脸”身上揪心拽肺似的。可老板的亲信报销时，都是实报实销，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到了刘丹这儿就要受到百般盘问，这不是不信任、不是亲疏有别又是什么呢？
在企业中，享受福利的多寡并不是员工工作动力的决定要素，关键是看其是否体现出公正来，这种“差别对待”正是刘丹郁闷的来源。
郁闷又有什么用，这就是中国的人重视“人情味”的现状。
很多领导者为了自己的权威或某种私利，喜欢培植亲信，以人划线，亲一批，疏一批，拉一批，压一批，自以为高明。其实，这是一个单位人际关系恶化的重要起点。
因为，这种培植的举动，亲疏有别的表现，人人可以看到。亲信之所以成为亲信一定时时有所动作，处处有所炫示。亲信一旦产生，又会渐渐扩大为圈子，圈内圈外会有磨擦，不同的亲信间也会争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领导者利用团团伙伙搞平衡，利用摩擦和争宠来办事，那么整个单位已经不可收拾。
一个单位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如果靠培植亲信来控制局面，只能维持一时，不能维持长久，终究要垮台。在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国家里，人与人之间相处，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之间，要和谐相处，靠得是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责任，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共同感情。
社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文明时代，文明的领导者既不要再搞培植亲信的老一套，也没有必要表现出一付装腔作势的深刻、故意营造的玄奥和卖弄痛快的武断了。还是老老实实地听大家意见，有事多和大家商量着办。单位靠领导者的民主作风和个人的人格魅力，国家靠民主的制度和社会道德。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枷锁22、软弱可欺——别不把自己当人看
数年前，美国旧金山警方破获了一个专门入户抢劫、杀人的犯罪团伙。该团伙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即其受害人无一例外地全都是华人。在种族关系高度敏感的美国，人们立刻怀疑罪犯是否有种族主义的动机。
调查的结果却发现，这批罪犯根本与种族主义无涉，他们之所以锁定华人作案，其原因只有一个，而且特别简单，那就是：没有反抗、没有后果。据罪犯供述，华人在遇袭时反应最温顺：乖乖就缚、忍痛交出钱财、默默忍受侵犯；而且事后不报警，警方调查时也不提供证词，更不用说出庭作证了。其结果就是罪犯得以逍遥法外，继续为害。据报载，类似的悲剧在美国其他地方、在法国、俄国、日本、澳大利亚……都在不断重演。
中国人到底招谁惹谁了，竟遭此厄运？答案是，不是因为中国人招谁惹谁了，而是因为中国人谁都不招不惹，连欺负自己、虐待自己的恶人都不敢招不敢惹，结果就招来天下人都来欺负中国人。
一个多甲子以前，在迅速发钝的屠刀下，中国人与猪狗何异？我们可以大骂政府昏庸、要员无能，百姓受愚、病夫中毒。那时的中国男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姐妹、女儿惨遭令人发指的肆虐，那时的中国男人真是彻彻底底的劣等男人。
那时，中国人彻底地没有丝毫尊严。
这两年，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再起，“钓鱼岛”强行插上膏药旗，要员大放厥词要把台湾海峡包含在防卫区内。全副武装的大日本帝国军舰撞击载着手无寸铁、却牢牢握住五星红旗的人们的船只，于是曾有碧海葬英魂，又有“钓鱼台”号被生生撞沉。
这几个月，又有了美化头号战犯东条英机的影片“自尊”，影片中印度人在新德里欢迎日本人进入首都的镜头历历在目，大东亚共荣圈的军功章里原来还有印度人的一小半。紧接着，印度大肆进行核试验，新闻发言的诡辩中矛头直指中国。中国人的尊严又在被赤裸裸地挑衅。
“中国人”从来就不应该是一个怯懦的民族，舍身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丈夫气节自古有之。“中国人，站起来！”一个在特殊的年月中喊得太多太熟悉的口号。
不要给世人留下一个中国人软弱可欺、胆小怕事、忍气吞声，钩心斗角、不团结对外的印象，不然的话，中华民族离劣等民族的日子真的不远了！
不要再冷漠，不要再不问国事，不要再无颜面对那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人向以中华文明中的圣贤之道自傲于世，但中国的先贤圣哲却从未把这一生死存亡之道教会国人，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国运式微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传统价值观把“和”作为追求的最高境界：“万事和为贵”，而为了“和”，就必须遵循“温良恭俭让”的行为准则，不独不能主动争斗，即使被动地反抗侵害也在禁忌之列，而须代之以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的恕道。这种处世哲学和行为准则在大家都信奉同样理念的文化圈内倒未必行不通，但当它一旦遭遇信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以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规范的近代国际社会，便立即显出其软弱无能的劣势败下阵来。
中国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彻底屏弃软弱无能的处世哲学―体现在外交上就是外交哲学。否则，如果继续一味以“和道”、“恕道”同异族打交道，中华民族恐怕无法改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