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说的是法家之法，儒家之法虽不像法家之法那样露骨，其实质并无改变。汉代盛行的“经义决狱”就很有意味，判案不依法律，而是依据“经典文件”和“上级指示”，其做法也是“流泽深远”的。
所谓“经义决狱”，就是以礼人法，根据《春秋》及其他经典上的韩非合法、术、势三家为一体，是集大成的法家。他认为人们只对法律畏惧，根本无“仁爱”之心，主张“以法为教”，厉行赏罚。韩非的思想虽在表面上为历代统治者所拒斥，但实际却被接受和采用。所谓“外儒内法”，正是传统政治的最好描述。
有关记载、论述甚至是只言片语来处理诉讼案件。据说，这种情况开始于董仲舒。当时有这样一件疑案交到董仲舒的手里：甲没有儿子，在道路的旁边拾到了弃儿乙，乙长大后杀了人，并把杀人的情况告诉了甲。甲不仅没有告官，还把乙藏匿了起来。按当时的法律，当按连坐之法处死这对父子。
董仲舒在分析了案情以后说：“甲没有儿子，但他把乙养大了，虽然不是他所生的，但谁又能把他夺去呢？《诗经》上说：‘螟蛉有子，自己不养活，另一种叫做蜾赢的昆虫把它当作自己的孩子养大，也就算是自己的孩子了。按照《春秋》大义，父亲是可以为儿子隐匿罪过的（按：《论语》中有“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话，意思是说，儿子帮父亲隐藏赃物和罪过，就已经表现了儿子的正直了）。
皇帝听了董仲舒的话，就下了一道诏令，说甲可以不受连坐的处分。董仲舒还处理过一起夫死再嫁的案子：甲的丈夫乘船出海，遇风暴覆船而亡，但因找不到尸首，所以过了四个月也没有举行葬礼。后来，甲的母亲就把甲嫁给了别人，被原夫家告发了。依当时法律，夫死未葬，不得再嫁，否则弃市。董仲舒按照《春秋》解释说：“《春秋》上记载，有夫人嫁到了齐国，丈夫死了以后，没有儿子，可以再嫁。夫人是没有自己行动的权力的，只有听从尊者的话。她的母亲把她嫁了出去，不是自己有淫荡之心，不是私为人妻。都不应当受法律制裁。”此案也终未处理。
如果说上面的案例还都是处理很具体的案件的话，那么，下面这个例子就不仅仅是个“民事案件”了，它实际上更接近于政治问题，对这样的问题，汉代也是根据《春秋》来“决狱”的。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一男子来到未央宫北阙，自称是卫太子刘据。刘据已于征和二年（前91年）因别人诬陷，受巫蛊之案的牵连，被迫造反。失败后逃跑，后传说自缢身死。辅政大将军霍光闻报后大惊，传令众臣前往北阙，因来人相貌言行均像卫太子，众人一时难辨真假，不知所措。此时京兆尹隽不疑闻讯到来，不由分说，便令从吏拿下。有人怕他惹祸，对隽不疑说：“真假尚未分出，是否从缓擒拿？”隽不疑道：“就是真是卫太子也没什么可怕的。春秋战国时期，卫公子蒯聩得罪卫灵公，出奔晋国。及灵公殁后，蒯聩的儿子陬继位，蒯聩要欲返卫国，陬不让他回去，此事《春秋》不以为非。那时，儿子当了国君尚且可以不让自己的父亲回来，何况现在呢？”众人认为此话很有道理，霍光听说后，十分感叹地赞道：“公卿大臣，不可不通经致用！”
智慧金言
由此看来，学习法律，实在不如领会“经典”、“政策”重要，政、法之一体，可谓源远流长！令人感到滑稽的是，经义不仅可以决狱，还可以解梦。据说，从前有一个读书人将要赴京应试，他梦见自己首先进入了试场，醒来后，他非常兴奋地告诉妻子说：“这个梦预示着我一定会夺得第一名。”妻子说：“不对，你没记着《论语》里写的是‘先进第十一’吗？”后来他丈夫被录取，果然名列第十一。经义不仅可以取代法律，甚至已渗透到人们的潜意识中，中国人对经义的依赖，真是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司马迁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这虽然有进行“普法教育”的合理性，却也使传统法律成为礼教的依附物。当我们钟情于温情脉脉的法律的时候，哪里还有真正的法律呢？
刺客与侠客：两种人材的生命情调
为正义而孤身奋斗，是侠客；为一己之私而孤身犯险，则是刺客。其实，侠客是一群富有理想的生命情调的人，在他们所激起的刀光剑影的背后，你会看到青春、理想、纯真与热情。
中国古代的侠客，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客，是一群具有强烈浪漫气息的人。在礼崩乐坏、道德沦落、人心不古的乱世，他们背负着传统的理想，幻想用自己的手中之剑来拯救现实，在他们的身上，闪烁着耀眼的个性人格的光彩和理想的光芒。他们是一群纵横于现实之中，而又超脱于现实之外的人，他们身上的许多特点，是今人所缺少并且渴望得到的。
荆轲刺秦王在中国历史上是家喻户晓的，其影响之大，甚至塑造了我们民族性格的某些侧面。荆轲是卫国人，后来迁居燕国，燕人都给他叫荆卿。荆轲其人好读书击剑，曾经上书卫君谈论治国之术，也曾经遨游过许多国家，并经常与人论剑斗剑，但一直未遇知己。荆轲来到燕国，与一位叫高渐离的人结为知己，高渐离是一位杀狗之徒，善于敲击一种叫筑的乐器。两个人经常在市肆之中饮酒，饮酒之时，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歌罢又相对而哭，旁若无人。荆轲虽然游于酒徒市肆之中，但其人深沉好书，所结交者，都是贤能豪迈之辈。当时的人对他们都不理解，等他到了燕国，燕国的处土田光是个极有眼光的人，他待荆轲非常好，因为田光知道荆轲是一位胸怀远大抱负的人。
不久，燕太子丹从秦国逃回燕国。原来，秦王赢政生于赵国，与太子丹十分友好，后来赢政（即以后的秦始皇）回到秦国，太子丹便到秦国去做人质，以表示秦、赵两国交好。但赢政被立为秦王后，却对太子丹很不好，太子丹十分气愤，伺机逃回了燕国。接着，秦国又攻下了燕国西部邻国的许多城池，直接威胁到燕国。太子丹想报仇，但国小势弱，无能为力。这时，秦国的大将樊於期在秦国犯罪，逃到了燕国，秦王赢政就杀了他一家老小，并发了悬赏文书，追捕樊於期。太子丹收留并善待樊於期，太傅鞠武认为很危险，因为秦国早就想攻打燕国而找不到借口，一旦得知樊於期在燕，立刻就会加兵于燕。于是，鞠武建议把樊於期送到匈奴去。但太子丹认为樊於期困窘来投，决不能让他毙命，坚持把他留在燕国，使得樊於期十分感动。鞠武见太子丹不肯赶走樊於期，就对太子丹说：“燕国有一位壮士，叫做田光，十分深沉多智，何不让他想想办法呢？”太子丹就要鞠武把田光介绍给他。太子丹以晚辈和学生的礼节接待了田光。田光听完太子丹介绍的情况，说：“您只听说了我壮年时候的声名，却不知我现在已经老迈无用了。不过，我还是可以想想办法，把您的事托付给荆卿。”太子丹在送田光出门时小声说：“我告诉您的事，您给我谈的话，都是国家机密，还望先生不要泄露，”田光听了笑一笑，俯身答道：“好吧！”田光见了荆轲，对他说了太子丹的事，并希望他能去拜望太子丹。然后又对荆轲说：“我听说，长者做事不应使人怀疑，现在太子丹说‘还望先生不要泄露’，那是怀疑我了。做事使人怀疑，非节侠也。”说完，他想以自杀来激荆轲，说：“希望你能马上去拜访太子丹，说我已经死了，好让他知道我不会泄露秘密了。”说完自刎而死。
荆轲马上晋见太子丹，说了田光死的情形，太子丹大哭。两人商议来商议去，觉得燕国根本不可能阻挡秦国的进攻，而现在秦国的大将王翦正在邻国攻城掠地，当今之计，似乎惟有刺杀秦王方可保住燕国，于是，荆轲答应了太子丹，愿往刺杀秦王。
太子丹给荆轲以优厚的待遇。太子每天都到荆轲那里拜望，并不断送以金钱美女给他，但过了一段，还不见荆轲有动身的意思，就问荆轲说：“现在秦将王翦马上就要渡过易水了，那时就是我想长期侍奉您，也做不到了。”荆轲说：“就是您不说，我也正想找您呢。我这样空手而去，秦王必不相信，如果能带着樊於期的人头和燕国最肥沃的督亢之地的地图献给秦王，他必定相信，我就可以趁机刺杀秦王了。”太子丹认为杀樊於期不义，不愿照办。
荆轲就私自来见樊於期说：“秦王杀了您的全家，并悬以千金和万户侯的赏格悬赏您的头颅。我有一计，可为你报仇，就是借您的人头一用，骗取秦王的信任，然后趁机刺杀他。”樊於期听后，就自刎而死。
太子丹闻讯，驰往大哭，但樊於期已死，也只好把他的头颅用匣子封好，又准备好了督亢之地的地图，交给荆轲。
于是，荆轲就让太子丹访求天下最为锋利的匕首，用百金买到了赵人徐夫人的匕首，让工匠在匕首上淬上毒药，用之试人，只要见血，人就立刻倒毙。荆轲又让秦舞阳当副手，秦舞阳是燕国的勇士，十三岁就杀过人，燕人都不敢正视。这样，一切准备齐全，可以出发了。
荆轲想同一个人一起赴秦，但那人住得很远，一时未能赶到，故误了行期。太子丹以为荆轲变了主意，就对他说：“日子不多了，荆卿还有意入秦吗？请让我先把秦舞阳派去吧！”荆轲大怒道：“你催什么！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我所以停留几天的缘故，是想等一个人一同赴秦。今太子以为我走得太迟了，那马上就辞别吧！”于是出发。
太子以及宾客凡是知道此事的人，都穿上白衣服，来到易水边送行。祭祀送行完毕，取道上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高亢悲壮之音，送行的士人尽皆流泪。荆轲又上前高歌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罢，高渐离击筑又为羽声，声调慷慨。
于是，荆轲上路，不再回头。
荆轲来到秦国，把匕首卷在地图之中，进入宫中。他因献上了樊於期的头而得到了秦王的信任，荆轲就借秦王展看地图之机从地图中取出匕首，抓住秦王的袖子，欲刺秦王。秦王起身而逃，绕柱而走，最终拔出剑来，砍断了荆轲的腿。荆轲见追不上秦王，便以匕首投掷，匕首撞在铜柱上，掉在地下。荆轲的身上被砍了八剑，自知不能成事了，便倚着柱子笑道：“我所以没能刺杀秦王，是因为我想劫持秦王，想拿到秦王的契约以还报太子丹的缘故！”
荆轲刺秦王的行动本身是失败了，在今天看来这一行动也不一定具有进步的意义，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正义的行动，尤其是荆轲重承诺、图报答和以死酬知己的精神，更为后人称赞不已。
专诸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刺客之一。当时，吴国的公子光想刺杀吴王僚，理由是什么呢？原来，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二弟余祭，三弟夷眯，四弟季子札。诸樊知道季子札很贤能，就想把王位传给他，没有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公子光立为太子。
侠客是背负着理想人格，生长在社会夹缝里的一丛绿草，是“不轨于正义”的一群，为正统社会所不容。然而，侠客最可敬，因为他们以自己的生命熔铸正义之剑；侠客也最可用，因为他们“一诺千金”的生命品格奠定了无与伦比的信誉；侠客也最可爱，因为他们是芸芸众生中最具有真情的一群人。俱往矣，侠风消歇，难以复炽！不过，哪怕沾上一点侠客的英风豪气，也足以令人心向往之了。
诸樊死后，就传位给了余祭，余祭死后又传位给了夷眯，夷眯死后，当把王位传给季子札，但季子札不愿当国王，逃到外地去了。于是，吴人就立夷眯之子僚为吴王。
这在当时看来于情理是不通的，若说传位季子札是诸樊之愿的话，传位于僚就不合理了，应当把王位再还给诸樊之子公子光。因此，公子光心怀怨恨，想刺杀吴王僚。
公子光从大将伍子胥那里结交了专诸，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勇武而又极讲道义的人，就对他礼敬有加，还善待他的母亲。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考验，专诸发现公子光对自己一如既往，深为感激，觉得自己这样一个普通人能受到公子光的如此尊重，深感荣幸。后来，专诸问公子光何由厚待自己，公子光在说了一通敬仰专诸的话之后才提起了失位之恨，并一再申明自己想夺取王位属于正义的行为。专诸听了，表示愿意替他去刺杀吴王僚。公子光当然感激不尽，并表示，专诸的身体就是自己的身体，专诸的子女就是自己的子女。如果专诸身亡，自己会常加祭祀。
过了几年，吴王僚出兵攻打楚国，国内空虚，朝政混乱，公子光打算刺杀吴王僚。他请吴王僚到自己家里饮酒，先把甲兵埋伏在侧室之内。吴王僚对公子光也十分小心，他的卫队一直从王宫排到公子光的家门口，门口站立的也全是吴王僚的亲戚。
酒至半酣之时，公子光假称足疾，趋入侧室换鞋，便命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肚之内，借送鱼而刺吴王僚。于是，专诸把鱼送到吴王僚的面前，剖开鱼腹，以匕首刺死了吴王僚。吴王僚倒下之时，他的卫士也一起扑上前去，杀死了专诸。
公子光指挥埋伏的甲士冲了出来，杀死了吴王僚的卫士及亲属，登上了王位，并封专诸的儿子做了大官。
《战国策》上关于聂政的详细记载，更能使我们看到聂政是怎样被严仲子所尊重、感动和结纳使用的。
聂政，轵邑深井里人，因为杀了人，就与母亲和姐姐一起逃亡到齐国以躲避仇人，以屠宰牲畜为业。
过了很久，汉阳严仲子事奉韩哀侯，与韩国宰相侠累有怨仇遭到了侠累的无理迫害，被逼逃亡。他周游列国，想物色一个能够为他报仇的人。当他到了齐国，齐国有人告诉他聂政是个勇士，为避仇而隐姓埋名在屠夫之中。严仲子听到这个情况，就到聂政家登门拜访，来回往返几次，然后他备好酒食，亲自奉送到聂政的母亲跟前。等大家喝得酣畅的时候，严仲子捧出黄金百镒，上前献给聂政的母亲，为她祝寿。聂政对他如此厚赠感到很奇怪，坚决谢绝了严仲子。严仲子执意进献，聂政便婉言推辞说：“我幸有老母健在，家境贫寒，客游他乡，以屠狗为业，早晚也可买些脆甜的食物孝桁老母，实在不敢再接受仲子的厚赠。”严仲子避开别人，对聂政说，“我有仇要报，为此我周游列国已有多年，这次来到齐国，私下听说足下行侠仗义，所以送上百镒黄金，作为你老母的粗饭开支，以此来与足下交朋友，哪敢因此而有其它的奢望！”聂政说：“我所以要降志辱身，与屠夫为伍，只是为了借此来奉养我的老母。只要老母还在人世，我就不敢答应为别人牺牲生命。”严仲子再三谦让，聂政始终不肯接受。严仲子在尽了宾主之礼之后，才离开聂政家。
严仲子可谓善于知人了，替聂政的母亲祝寿，这是“曲线救国”，比对聂政本人的尊重要有效十倍，因而，聂政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只要聂政还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人。怎能不图报答呢？再看聂政在母亲死后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