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事情上，温州的农民当然不会落后。在俄罗斯远东的犹太自治州，温州农民承包经营耕地1000多亩发展养殖业。在美国的旧金山市，几位温州农民投资175万元建立了相当规模的花木基地。浙江省的农民把地种到了国外去不仅具有战略的眼光，也成了一种比出国打工还要有前途的明智选择。因为在浙江省，人均耕地只有0.53亩，人均粮地只有0.34亩，要是不走出去“外拓农业”，光靠在本省的土地上找活路，这些农民永远也不会有富裕的机会，而只要一走向世界，他们的聪明才智，就有无限宽广的用武之地了。
我的故乡浙江省湖州市，下属三个县，分别为长兴、安吉、德清。这个德清县，就是当年的武康，也是唐朝中期一位诗人孟郊的家乡。
孟郊留传下来的诗有400多首，惟独那道《游子吟》，老少咸宜、人人会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读了真让人有些戚戚然。料想这位古吟诗人当年也是个家境贫寒的饱学少年，要到长安那么远的地方去赶考，又见慈母在夜晚的灯下为他赶制新衣，才有感而发，写得如此真挚动人。今天，在德清县，就有一个春晖广场，让大家去回味母爱与家乡的爱。不过今人的观念早已改变，那种孔子的“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已经涤荡无存。湖州是个长江三角洲的富饶地区，他们一般不会到浙江的其他地方去打工，要去，就到能够挣到大钱的国外去。
长兴县民工输出的方向是日本，不过它不叫民工，而称为研修生，比一般的劳务输出要高一个层次。这是得到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认可的，由日方社团、企业组织，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材，回国后可以学以致用的一种合作方式。长兴县1993年开始起步，至今已历11年的时间，全县输出约有800余人，形成了一个远去东瀛的小气候。
周建琴，是个腼腆、善良、勤奋而聪敏的长兴姑娘，在村里开一家服装店，生意清淡，过着清贫的生活。1998年，她的舅舅“先斩后奏”，替她在县外贸局报名赴日研修。她是被动地走上这一条道路的。
说实在的，这些农村姑娘出这样的远门，要不是政府性的行为，她们想都不敢想，怕受骗上当的戒备心理，是中国农民最传统的心理负担之一。
1998年，周建琴、李惠鹤、丁金妹等一行6人来到了日本的四国香川县Y.K.S株式会社研修服装加工。由于周建琴以前就掌握了一定的服装加工技术，加上她的刻苦努力，很快得到了该会社社长的器重。
在与楠井芳社长的一次闲谈中，社长问周建琴：“你回家后打算干什么？是继续搞服装还是改行？”周建琴顺口说道：“还想做服装，但我本钱不够，如果楠社长到我们长兴去办厂，我就继续帮你干。”
对周建琴而言，讲过了也就算了，要一个日本老板到她的家乡去办厂，哪能像她说话这般随意。岂知，这个楠井芳女士还真的听进去了。
2000年下半年，楠井芳趁着到苏州分公司出差的机会，走访了长兴6位研修生的家。集天目山余脉的雄峻和太湖碧波之柔和于一身的长兴，引起了日本客人极大的兴趣。楠井芳决定在长兴开办她的分厂，她看中的当然还不仅仅是这里的投资政策、投资环境，和这里天生就是丝绸的产地，还有那6个她培养考察过的研修生，这些人不仅学习了日本的技术、日本的管理，还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是她信得过的。
于是，2002年6月，投资1000多万元人民币，占地16亩的日商独资企业长兴惠凯丝服装有限公司在长兴白岘乡动工了。2002年12月26日，该公司投入试生产。而周建琴，也实践诺言，成了该厂的生产课长，那个随同周建琴去日本的李惠鹤，自然而然成了该厂的总务课长。
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招收了100多个民工，还准备再上两条生产线，到时候还会增招80个工人，其时，年出口创汇就可达到200万美元。
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外经贸科的科长刘桂英，由于她把这盘蛋糕做大，功不可没；也由于政府与企业脱离，她开始着手成立一家经贸公司。刘经理告诉笔者：“开始这项工作做得很艰难，人们不相信也不愿离开家，东动员西动员，好歹凑了10个人，临了有一个女孩子被她妈拉下了车，只去了9人。现在了不得了。除了周建琴，还有罗叶平，他已经成了湖州市政协委员。陶爱辉，1999年到日本研修服装，2001年回来后与姐妹们共同创业，在五山岗村塘互坪和邻近的长桥租用了270亩水面，投资近30万元，开发了优质珍珠养殖。目前第一批珍珠已出售，获净利12万元。富了生活也富了头脑的陶爱辉尝到了甜头，现在把她丈夫也闹出去了……”刘桂英愈说愈兴奋，她还告诉笔者：“他（她）们不仅带回了钱，有了创业的资本，主要是各个方面的修炼成熟了。那个叫张莉的小姑娘，出去前什么都不会干，从小娇生惯养。研修3年，回来后非常老练能干，在日本交了一个同是中国研修生的男朋友，两人一起创业，在宜兴搞了一个股份制公司，是一个高科技公司，她是研发部经理，这种产品能够出口日本。还有曾庆伟和王锦春在日本茨城县农协研修了1年，学习了日本的温室暖棚栽培技术和农业管理经验。回国后，两人都开始用温室技术搞日本美隆甜瓜、优质无籽西瓜及优质蔬菜的育苗种植和开发。现在，曾庆伟和新台农业公司生产的甜瓜、西瓜在江、浙、沪一带已经颇有名气，很多大超市都为其产品开设了专柜。不久前，他又与一位台商合作，租赁了650亩土地，由他提供技术培训和种子、肥料、农资器材，让当地农民负责种植，公司销售产品，带动大家一齐富起来。现在，长兴在日本已经小有名气，当然他们不说长兴，只说在上海附近，有一个小镇，那里的中国人都会说日本话。就这一点，日本人非常感兴趣，常常到咱们这里来旅游、考察，还愿意到这里来投资办厂。”
我问道：“难道他们研修一二年就能学好日语？”“不错，他们知道机会难得，人人都很刻苦。3年回来，一般都能达到日语的三级水平，很多人都达到了二级（相当于英语6级），还有比较优秀的人能达到日语的一级（相当于英语8级），他们的日语就讲得非常溜儿了。你想，我们一个县，就有那么七八百人会讲日本话，日本客人无论走到哪里，那里就有人出来自动作翻译，他们看了会有什么感觉，这里简直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了。”
中国的农民工仿佛是一排排浪潮，第二线省份的湖南、湖北、安徽、河南人走向了沿海的省份和城市，在内地的西部省份的民工们则进入中部地区或沿海地区。而沿海省区的农民们，如福建、浙江、山东（青岛、烟台）、辽宁（大连）等地的人，则表现出空前的大胆，他们像是被后浪所推似地，渡过大海大洋，到世界各地去打工了。
然而，我们仍然抱着一种喜中见忧的态度说，在中国有黑心老板和恶劣工作状况，在其他国家也有，例如那个邻国日本，今天又传来了老板偷窥女工洗澡、中国实习生抗议日本公司拖欠工资的消息。
据日本共同社近期报道，在日本北海道室兰市，有一家名为1OOKRUN的制衣公司，雇用了11名来自山东省日照市的中国实习生，这些实习生从一两年前开始在这家公司工作，但从2004年6月起，公司就再也没有向她们支付过工资，每人拖欠的金额也超过20万日元，11名中国实习生进行了抗议，从8月上旬起她们就拒绝上班了。
经了解，这些中国实习生被克扣的工资和加班费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其中预定实习时间为三年的5个人每人平均被克扣了152万日元，预定时间为两年的6个人每人平均被克扣了近27万日元。此外，这家公司还严重侵犯中国实习生的人权，11名中国实习生在日本工作期间，公司老板木山奉正和其他日本人经常对她们拍桌子摔板凳，大声训斥。
这家公司对中国实习生的歧视现象也很严重。按规定，午饭时间是从12点到12点45分，可中国实习生只能休息到12点30分。公司还违反《劳动基准法》，随意延长工作时间。公司本来有60名工人，由于不景气现在只有40人左右，但工作量并没有减少，而且花样设计不断创新，工艺复杂。老板规定每天的工作量不管多大，必须当天完成，因此工人经常需要加班。
更为严重的是，老板木山奉正等人私闯中国实习生的宿舍。2004年2月2日，11名实习生加班到凌晨3点钟才回宿舍休息，不到10点钟，木山奉正就带领一帮人用钥匙把门打开，闯进门后大喊大叫，用脚踢实习生的被子，使实习生心惊肉跳。7月30日，因工作难度大，工艺复杂，老板在统计工作量时发现大家做得不够多，便又对她们进行辱骂，赶她们走。实习生忍无可忍，逃到了室兰市役所。现在，11名实习薹蒌篓生因领不到工资已经不在这家公司工作，住在室兰市役所安排工的房子里虽然出国打工看起来是令人向往的，但真正做起来，仍是工千苦万难，屈辱与艰辛不断，想要从贫穷的底层翻过身来的中国农民们，注定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更多的辛劳、汗水甚至鲜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