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销售人员多，获得的信息快，了解到外面缺什么就生产什么，所以高沟的产品往往是零库存，也没有三角债。这里的农民工每年收入7000~10000元不等，技术员1万或者更多一点。这比他们在地里种田要好了不知多少倍。
迎进来与走出去的浙江。
浙江省属于沿海诸省之一，也是民工输入的大省。这个省在输人民工的同时，也有大量的民工外出打工，显现了既进又出--双重现象。
2002年，这个省全省劳动力资源为2282.76万人，从业人员2185.97万人，占了全省农业人口的76.47%。从事第一产业的即农、林、牧、渔业的农村劳动力为925.58万人，占全省从业人员的32.38%，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仅占26.48%。第一产业富余的近1000万劳动力大部分已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剩余劳动力主要指这样两部分：一是近年来大量出现的被征了地的农民，据不完全统计，有105万人以上；二是由于经济和劳动力素质等制约，劳动时间、收入水平处于一定标准之下，并有从事更多劳动愿望的农村劳动力，约有200万人。两项相加，估计浙江全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有300万人。
在“九五”期间，全省每年有230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和经商，平均每年以5%以上的’速度递增。2000年达到367.51万人，比1995年增加60.61%。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特别是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现在，从大江南北到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到处都活跃着浙江籍能工巧匠辛勤劳作的身影。还有一些是已经迈出了国门，到国外去务工经商。
浙江人的头脑聪明，并不在无为县人之下。他们开始出去从事打工活动的，到了今天，已经向经商办企业、从事商业、餐饮服务等第二、第三产业方向发展。温州市每年劳动力流量是“进出一百万”，外出劳动力大多从事经营和创办中小企业，其中不乏科技含量较高，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兴行业。浙江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是相当发达的，它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截止2002年，全省有乡镇企业107.32万家，年末职工人数为99364万人，总产值18319.03亿元。乡镇、个体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劳动力的就地就近转移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改变了过去以北京、上海、广东及省内杭、甬、温等沿海大中城市为主要流向的状况。当前，跨省零星外出打工的人数在不断减少。从“九五”时期开始，本省已逐步成了全国主要劳动力输入地之一。
2000年前后，浙江省先后取消了对农村劳动力进人城镇就业的各种限制性政策和行政性收费。农村就业逐步纳入了一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衢州、丽水等一些欠发达地区市县把多渠道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劳务输出作为农民致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和引导农村劳动力有组织、有规模地转移。衢州区形成了“保姆村”、“电子村”等专业化、产业化的劳务输出基地，磐安县形成了农村劳动力“三三制就业”的格局。
2001年起，全省开展了城乡统筹就业的试点工作。目前，试点范围已扩大到了长兴、义乌、慈溪、绍兴、德清、秀洲、永康、温岭、龙泉、普陀等10个县。一些试点地区的党委、政府，纷纷出台了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的文件和政策措施，劳动保障工作向农村的延伸步伐不断加快。
让我们还是把温州市当成一个例子来看一看中国的民工潮发展情况吧！
这个较早被确定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地方，管辖着二市、六县共750万的人工：工，其中农村劳动力有345.6万人，占全部人口的46.08%。
从建国以后一直到1978年，温州地处国防前线，温州外面的一个洞头岛上就有一个全国著名的“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这个连因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及电影《海霞》而誉满中国。因此也可看出在那个时候，这一带的形势是何等的紧张。紧张的两岸形势使得中国的经济建设受到了莫大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温州迎来了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从1978年到2001年，全市GDP由13.31亿元增加至933.2亿元，工业总产值由11.12亿元增加到近2000亿元，财政收入由1.35亿元增至96.1亿元，这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均翻了6至7番。
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打工潮时兴的结果。温州是一个劳动力永不枯竭的市场。它常年拥有150万的外来劳动力，它本市的人有130万人外出打工或创业，还有100万的本地农村劳动力在温州市场上流动。据初步统计，现在温州市提供的社会就业岗位总数在250万个以上，这还不包括温州人在外创业创造的就业岗位。
正是温州的老板到外面去挣到了大钱，而外地的民工在温州打工又获得了双赢的结果，才使温州有了今天的繁荣昌盛。
遍布世界的中国劳工。
据商务部下属的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提供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派出的劳务人员为5.2万人，在外人数5.7万人；到了2003年，派出劳务人员增加到21万人，在外人数高达52.5万人，相当于十几年前的10倍。截止到现在，我国共派出了劳务人员294.4万人。
中国输出的劳工分布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较集中的是亚洲，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老挝、柬埔寨、约旦、以色列、蒙口和文莱等。另外，欧洲和非洲也有一些我国输出的劳务人员，像俄罗斯、德国、毛里求斯、莱索托和马达加斯加等。从市场规律来看，韩国和日本及中东地区是经常输出劳务的地方，其中，输出到韩国的劳务人员增加得最快。
商会劳务部主任王禾女士这样介绍说：过去输出的劳务基本上是跟着我们的援外工程项目走，因此建筑工人和制造业工人占了很大的比例。但随着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输出人员的工种逐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包括服装加工、医护人员、厨师和软件工程师等。
近几年，输出劳务的技术含量在不断增加，从中国输往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的软件编程人员和计算机维护人员也在增加。向外输出的海员，一般都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
不过，王禾承认，高技术高素质的人员仍然很少，所占的比例也不大，它在劳务输出总量中只占10%。这是因为中国整个打工人员的整体素质都不太高，技术“障碍”限制了民工在这个领域的发展。王禾说：欧美国家都非常需要医护人员，但是因为担心中国劳务人员的非法滞留，它们在引进中国劳务人员时非常谨慎。但从目前来看，国际上的劳务需求依然很大，建筑、缝纫、服务等领域的劳务市场仍然是中国劳务输出的优势。中国建筑工人、缝纫工人的技术在国际上享有很好的口碑，因此，我们也绝对不会放弃这个市场。
目前，中国的劳务输出统一由商务部管理，商务部下辖1700多家劳务输出公司，这是一条惟一的输出劳务人员的渠道。
但是，在社会上还是出现了许多的“特殊的渠道”。一种是由蛇头非法运送劳工；另一种是留学中介和旅游公司，它们利用办证的渠道，向外输送“黑工”。近来马来西亚严格限制中国旅游者入境，就是因为少数人拿着旅游签证，非法打工或滞留。因为没有后续管理，这些渠道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打工者的形象，也影响了劳务市场的健康发展。
王禾主任提到了马来西亚，就是因为一起人数众多的非法打工事件，没有拿到工资的民工在那里进行了一次抗议活动，致使马来西亚当局大为头痛。
这个事件的缘起是这样的。
有108名中国工人，分别来自广东、福建、黑龙江、天津、山东和江苏等省份，其中还有15名妇女。他们都在国内所谓“劳务输出代理人”那里办理了出境打工的手续，随后便怀着憧憬前往马来西亚打工，开始了他们的“淘金”生涯。按照“代理人”和中介机构的说法，这些工人在马来西亚的日薪至少有200林吉特（约合500~600元人民币），如果加班加点的话，还可获得更多。他们被告知，马来西亚是赚钱的天堂，只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就可以使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富裕起来。在中介机构的“良言”诱惑下，这些来自于不同省份的中国劳工无不对美好前景深信不疑，因此每人都向中介公司交付了3万~4万元的“介绍费”和“手续费”。他们天真地相信，从此就拥有了合法的工作准证，可以光明正大地在马来西亚打工了。
哪知道，一旦踏上异国的土地，完全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在中介方介绍的地点打工，有的人辛苦几个月也没有拿到一分钱。这时他们才意识到掉在“陷阱”里了。小方今年35岁，来自广东省，是这些员工中的一个。他诉说，他已经在马来西亚打工数月，收入很不稳定，有时拿到少量薪水，有时什么也没拿到。后来，他发现连中介给的工作准证都是假的，这时才傻了眼。
不仅干活拿不到钱，工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异常恶劣，有时雇主连一顿午餐都不供应，由于工作准证是假的，他们无法告状。于是，小方和许多像他一样的“黑工”开始逃离打工地，一起来到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寻求帮助。然而，小方等人身无分文，在马来西亚又无依无靠，在等待大使馆为他们协调办理出境许可证的过程中，只得露宿街头。于是，100多名中国工人住在了吉隆坡安邦路的中国银行大厦的通道里，每天睡在塑料布或草席子上，日晒雨淋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由于人数众多，久聚不散，惊动了马来西亚的警察，到场来维持秩序。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王春贵5月12日表示，这批劳工是由非法中介介绍来的，要送他们回国不难，但要帮他们讨到工资，这需要马来西亚方面配合，不然，什么也拿不到了。
2004年的4月，马来西亚内政部副部长陈财和曾向媒体透露，根据马来西亚2002、2003年的出入境资料，有18.5万的中国人滞留马来西亚。而每年赴马旅游的中国人超过50万人，滞留不归的人数的确“非常惊人”。过去三年中，共有12888名外国女子因逾期逗留被送迸扣留营，仅2002年，从扣留营遣送回国的就有5000人，其中1230名是中国女子。这些女子大都是被骗出国的，到了那里打黑工，一般都是在饭馆及娱乐场所，最后常常沦落到卖淫度日。2003年9月，42名因逾期被扣的中国女子，曾通过一名前往探亲的同乡交出一封血书。后来，当地一家媒体进行了报道，这些中国女子因逾期未归，被判入狱3至7个月。在监狱服刑后，又被送到士毛月扣留营，她们担心回国遥遥无期，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我们惟一的企盼就是马来西亚政府能尽快批准我们回家，我们真的好想家……”
根据马来西亚的法律，非法打工和逾期滞留的外国人都要被送到扣留营，等待遣返回国。在士毛月这个地方，扣留营共有5座建筑，每座可容纳350~400人。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专门负责处理劳工事务的官员说，扣留营里被扣的数目一般都在1500人以上，处于“满员”状态。据了解，2004年的1月至6月，有近600名中国人从该扣留营回国，2003年，由当地警方遣返回国的中国人超过1500人。
光说这些非法打工而受骗上当的事情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也影响中国民工的打工信心。那么，让我们还是说些令人兴奋的消息吧！有-则消息说，由正规劳务输出的中国海员，在欧洲越来越受到了雇用海事组织的欢迎。
按照新的规定，从2005年元旦开始，国际海员的月工资将提高100美元，其最低工资将提高到500美元。据统计，中国每年外派的海员人数达3万多人次，其中很大一部分在欧洲。一位在德国住了60多年的老海员告诉中国驻德记者青木说：中国海员在德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放前，那时中国海员干的都是别人不愿干的苦活，甚至被派到德国舰队上去当劳工；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那时中国海员的待遇有所提高，所从事的工种也多了起来；第三个阶段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海运人才素质的提高，很多人进入了高级海员的行列。
中国海员的勤劳和敬业在欧洲船运公司有口皆碑。船上发生纠纷很少跟中国海员有关；中国海员也从来不像欧洲海员那样，有事没事经常请假。所以，欧洲很喜欢雇用中国的海员，要说中国海员的劣势，那就是英语往往不过关，不过新一代中国海员的情况正在逐渐改变。
中国海员是按照传统的外派方式进行的，那就是集体外派，但是国外老板不可能在合作之初就把整条船交给中国海员，他们怕一旦闹起事来船员拧成一股绳不好办，因此单个外派反倒是一个办法。来自大连的李达已经成了一名高级海员。他1999年从一所海洋学院毕业后，通过劳务培训，来到德国一条集装箱船舶上工作。经过几年“单打独斗”，他的年薪已经达到10万美元以上，另外每年还有半年的长假，等于是普通船员的10倍。据了解，欧洲目前大约缺高级海员1万名，而普通海员已经过剩，因此，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提高中国海员的文化与技术素质势在必行。
在记者采访中，还了解到一个新的消息，过去不让女子上船的“禁令”，在欧洲早就没有了，而且在国际海员队伍中女子越来越吃香。目前，全世界有125万名海员，女性占1%~2%。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驾驶轮船越来越容易。借助卫星导航系统的指引和各种先进仪器的帮助，一个力气不大的小姑娘也能控制、调动万吨巨轮。现在，在轮船上的各项日常事务中，无论是驾驶，还是嘹望，几乎没有特别需要花费力气的了。于是，女船长、女轮机长逐渐多了起来，有了女船员在船上，反而增加了男员工的稳定情绪。所以，在劳务输出方面，中国女性也可适当考虑到欧洲当一名国际海员。
总之，中国的农民在今天都行动起来了，这股民工潮比毛泽东那时所说的“湖南农民运动”规模要大出几倍十几倍，这是一次全国性的运动，从中国的中部、西南部、西北部直到边远的省区都在行动，几乎没有“盲区”，没有“死角”，它惠及城市、惠及农村，惠及打工的农民，也惠及国家的经济，在中国每年增长的GDP8%~9%的数值中，至少占据了2%~3%的功劳。正是这种全民化的劳务活动，使得中国贫困的农村走上了小康生活的道路。“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最为重大也最为头痛的问题，没有亿万农民的一致努力，几乎谁也解不开这个贫穷之“结”。现在农民自己来解开了，让我们也像毛泽东当年那样，呼喊一声“好得很”。这一声呐喊喊给农村，喊给中国，也喊给未来，中国崛起希望有日，承担这次希望重任的，正是农民那坚实的肩膀、粗糙的双手，他们也已成为中华民族挺起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