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问题已成为首要问题。
在目前的中国国内，亿万农民工外出打工产生了许许多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签订劳务合同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子女上学的问题、春节返乡的问题、社会治安的问题，以及工；资兑现的问题。在这诸多的问题中，重中之重、大中之大的"是工资问题。
2003年年初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蓬勃的生机。投资活跃，消费升级，出口猛增，尽管在这一年里受到“非典”的响，但经济列车仍在开足马力向前奔跑。
然而，潜藏在这背后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也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据统计，2001年年底，全国累计拖欠工程款2787亿元，比1986年翻了一番还多。2002年年底又急剧攀升至3365亿元，相当于当年建筑和房地产业增加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工程款拖欠了三年以上。
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还有一些是统计不上来的，以及他领域里的欠款，有人估计不少于4000多亿元。不少投资项目在没有资金保障的情况下匆忙上马，助长了一些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和“过热”增长现象。不少建筑企业因此陷入了困境，许多农民工辛苦一年甚至数溱年，却拿不到应有的工资，即使有的拿到了，也是克扣再三的少量的工钱。
一个最出名的例子是：温家宝总理到三峡库区考察，‘特别了解了那里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情况，当一位农家妇女熊德明当着总理的面，说她的爱人李建明2000多元的工资已经拖欠了一年，影响了他们娃儿交学费的时候，总理神情严峻。他说：我今天要亲自为农民工追讨工资，“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
温总理帮农民讨要工资成了一时的美谈，也引起了政府各个部门尤其是劳动、建设部门对于讨要工资的重视。不过，这个真实的故事背后还有不少耐人寻味的细节，而且这个故事也衍生出另外的故事来了。
当时，总理在与乡亲们攀谈时，村干部却在背后向村民们交待“不要乱说话”，意在让群众封口。因此，当总理问起在外面打工有无欠薪现象的时候，在场的乡亲中不止一家被欠，却都保持了沉默，“封口令”产生了效果。熊德明当然知道背后的这个封口令，她也犹豫再三，才斗胆说出了她家的情况。事后，她哭了，丈夫也十分担心，怕因此“闯了祸”。总理指示之后，村干部当夜就送来了钱，但同时又嘱咐她要保密，因为还有其他人家的工资仍拖欠着。
农妇熊德明，一时间成了中国今天的知名人士，她还获得了央视年度社会公益奖。
这个名人是非常难当的，因为自从2003年10月她在电视上频频露面之后，她在民工的心目中成了“讨债高手”。据报社记者称，平均每天有5个来自于当地及邻省的民工请她帮忙要工钱。
“从去年10月份电视播出了我的节目之后到前天为止，我至少接待了600多个民工，就在前天，我还接待了12个。”说这话时是2004年3月9日晚上6点，从云阳县城参加完三八妇女节座谈会的熊德明回来，家门口已聚集了一大堆的人。这些人一见她回来，就喊道：“我们等你一天了，你终于回来了。”说着，便上前去把她团团围住，一张张纸条几乎要将她的脸挡住了。
“你们的欠条，一定要收好，不要弄丢了。”熊德明一边说一边分开人群进入家门。“一个个说，一个个说。”熊德明给他们一人安排了一个椅子，开始听他们倾诉自己讨要工钱的艰辛和愤怒，直到8点多，12个无奈的民工才终于陈述完毕。
熊德明站起来搓着手说：“其实我就是一个煮饭喂猪的，我没有能力帮你们去要工钱。”此话一出，这12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没有了声响。停了一会儿突然又爆发出一连片的声音：“不可能，不可能，你还能要不来钱--”熊德明连忙站起来，脸都红了，不停地说：“真的呀，我不骗你们。”一个操着陕西口音的大叔拉着熊德明的手说“大妹子，你给温总理打个电话不就中了。”“是呀，是呀，恁个大的官你都认得到，肯定有办法。”陕西大叔的话让大家看到了希望，都附和起来。
随后，熊德明用了整整两个小时来解释，才让他们半信半疑地相信她确实没有能力帮他们要账。这时已经晚上的10点钟了。熊德明一问，这12个人中最远的来自陕西汉中，最近的也是从巫山来的，熊德明只好打起精神安排他们的食宿。家里只有2斤面条了，熊德明只好到三个邻居家共借了5斤面条，下了满满两大锅。在来访者吃面时，熊德明摸黑跑了一里多路，在8个乡亲家，借来了10床棉被。当她扛着棉被回到家时，汗水早已打湿了衣衫。熊德明又马不停蹄地在两问房子里打好6个地铺，才将他们安顿好。
“12个还不算多，最多一天来了19个。”多费点口舌倒没什么，最让熊德明过意不去的是她根本帮不上忙，“那些没有工钱的人，本来就没有钱，花了路费来找我，我又的确帮不上忙，总觉得别人花了钱没办到事，心里不是个滋味。2004年的春节后，来访者所来的区域渐渐扩大到三峡库区，甚至是邻近的湖北、陕西等地，这让熊德明倍感压力。当然，经济上她更不轻松，丈夫每月寄回来的700元钱全花在这上面还不够，熊德明时常得去向邻居借钱。”
3月10日，熊德明刚送走了12个来访者，当他们的背影还没有消失的时候，一个背着铺盖卷的人又上门来了。这个人来自巫山庙禹镇，他是听说熊德明在中央有关系，特地来请她上北京的。熊德明花了一个上午时间，才好言好语将他打发走。熊德明说：“当时我想哭”。“出去打工，像丈夫和儿子一样离开这里”的想法一下子在她头脑里清晰起来。熊德明转身进屋胡乱收拾了几件衣服，将家门一锁，离开了云阳县龙泉村。
10日下午，熊德明到了云阳县城，她选择了路费最低的重庆作为打工的目的地，至于要干什么活，她没有想好，熊德明说：“走出去再说吧。”熊德明已承受不了这么多民工的来访。面对着这样一些无助的民工，她无能为力，只好躲开。这是一出喜剧之后的悲剧，一个民工工资要到了，还有千千万万民工的工资讨要无门。
猴年之始的攻坚战。
但是，没有关系，正是像熊德明这样的妇女敢于在温家宝总理面前说真话，才引起了总理和各级政府的重视，一场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攻坚战就此展开了。
2003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
12月2日，建设部等六部委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贯彻国办通知精神。
2004年1月2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清理拖欠工程款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一定要在节前抓紧兑付2003年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隆冬时节，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亲自带队来到陕西、河北、北京等地，深入施工现场、宿舍饭堂、民工家庭，检查各地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兑付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当了解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党政办公大楼拖欠工程款，造成部分农民工工资无法兑现，生活陷入困境时，立即要求政府带头偿还拖欠工程款，无论如何要让这些农民工有钱回家过年。呼和浩特市政府很快拿出了解决的办法。
2004年的猴年春节，成为清欠工资的一个聚焦点，“春节前要把2003年的工资交到农民工手中”，成为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
1月4日至8日，建设部等七部委联合组成多个督查组，分赴天津、重庆、黑龙江、江苏、湖北、广东、四川、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督促指导清欠工作。新闻媒体也跟踪采访，以多种形式报道清欠工作的进展情况，曝光拖欠民工工资的政府工程企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
在这种压力下，各级政府都行动起来了。普遍成立了专门的清欠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制定了明确的清欠计划和工作职责。北京市建委与市司法局联合建立了“外地来京施工人员法律援助站”，重庆市组织开展了“百日追薪”活动。欠款企业大都能积极响应政府号召，采取措施，克服困难，首先偿付农民工的工资。
每天的清欠进度都要源源不断地报到建设部来，汇总后报国务院办公室，同时编发简报通报全国。对于一些清欠进度缓慢的地方，建设部领导及时与地方负责人沟通，进行督促。山东省政府拿出8600万元用于解决政府工程拖欠的工程款；扬州市政府筹集了1.2亿元偿还市政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工程的工程款；湖南省54个省重点工程项目拖欠的工程款已基本兑付到位；乌鲁木齐市政府安排了6500万元的资金解决部分行政事业单位拖欠的工程款；重庆市拨付1644万元发放城建资金项目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延安市政府一次拿出5000万元，解决政府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政府征地、盖房，这只是整个建筑工程款中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是不法企业、投机企业，总想先不付费用，等盖了楼盘后出售。拿到钱后再支付有关的开支，更有甚者即使他们拿到了那些款子后，还不肯付农民工的工资，对于这样一些企业，如果不采取严厉的制裁手段，是无法根绝拖欠现象的。不错，这次大规模的清欠行动，温家宝总理帮助民工讨要工资可以说是点燃了一根导火索，一个“风起于青萍之末”的起点。继后发生的如北京市农民工讨要工资之“战”，那才“热闹非凡”。
2002年10月28日，安徽马鞍山三建的盛立权经理与北京巨安金润房地产开发公司签署完最后一份工程结算单，结算后就可以给500多名农民工发工资了，但这笔款项却迟迟不能到账。2003年春节前后，要债无门的民工们找到“外地施工人员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站一边平息民工情绪，一边向北京市司法局申请了法律援助，由熟悉建筑行业的律师代理诉讼。2003年4月8日，马鞍山三建作为500名民工的集体代表，把巨安金润公司和总承包商告上法庭；7月31日，北京市二中院判决巨安金润公司支付马鞍山三建劳务费503万元及14万元滞纳金；11月17日，北京市高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据统计，截止到2004年的大年三十，“外地施工人员法律援助工作站”共接到10150个求助电话，接待了不下于4230人次，符合受理条件的289例已经协调解决完毕，为9500多名农民工解决了635万多元拖欠的工资。
“办实事，件件合民意；做清官，实实表党心，廉政做官、不计民利，俯首为民、甘当公仆。”--这是一幅金字大匾上的话，不工整、不对仗恰恰说明了那些民工的文化水平不高，却又都是实心实意的。这是来自河南外装施工队的民工们送给北京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一块金字大匾。
和上面所说的“法律援助工作站”一样，西城区劳动局的干部在2003年里也一直工作到大年三十。北京全市18个区县的劳动监察机构也都和西城区劳动局一样，愈到年底愈加忙碌，他们马不停蹄地为着农民工的工资而奔波。
西城区劳动局副局长丁军对记者说道：就在2003年12月31日的下午，在容丰2008工地上打工一年多的60多名民工尚未领到22万元的血汗钱，而劳务方与上级承包方之间争执不下，经过多次协调都没有达成协议。最后，经过西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及市建委等工作人员共同协商，修改了4份协议之后，最后在执法人员监察下，22万元才一份份发到了这些民工手中。
当晚10点钟，终于领到工资的民工们群情激动，当场拍着胸脯表示要请劳动局的人吃饭，“怎么能让民工花他们的血汗钱呢？”丁军他们拒绝了，民工因为无法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便制作了一块长2米、宽1米，颇具“民工特色”的大匾送到西城区劳动局。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监察处副处长付向东介绍：像这样为民工追讨拖欠工资的场面屡见不鲜。据统计，北京市从2003年11月初开始到2004年1月12日，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机构累计查处建筑业企业6201家，涉及41.87万名民工；纠正存在拖欠工资违法行为的单位833家，其中查处涉及“人以上的群体性突发事件356起，对762家违法单位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统计来看，已经累计为4.85万名民工追回拖欠的工资1.24亿元。对于那些不法企业，恶意拖欠民工工资的企业，将它们捅上黑名单，或者开除出建筑行业，不失为一个办法。2003年年底，在北京的一家湖北建筑企业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不仅欠付的工资被追回，而且这家企业还被清理出北京建筑市场。乌鲁木齐市对28家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建设单位给予了相应的处罚。这个市的公安部门逮捕了4名拿到工程款后不支付农民工资，还组织农民工到建设单位寻衅滋事的包工头，有力地震慑了那些有恶意拖欠行为的单位和个人。”
一笔笔拖欠的工程款开始认真结清，一笔笔拖欠的工资交到了农民工的手里。一些农民工拿到拖欠了多年的工资后激动得热泪盈眶。哈尔滨市拿到工资的农民工给清欠办公室送去了一面锦旗，上面绣着“12年的血汗钱今日拿到”。这句话十分朴实，却又饱含着深意，没有感激的感激之情深藏于其内。截止到2004年的1月18日，据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报的数据汇总，共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316.3亿元，已偿还228.9亿元，清欠率为72.33%，其中2003年拖欠160.2亿元，已偿付148.4亿元，清欠率为92.63%。大多数的农民工拿到了去年的工资，能够回家过一个好年了。
没有从中央到各级政府的强制的大力的行动，农民工的这个猴年就很难过了，他们的灶头上就会缺少热气，孩子们的身上就会缺乏新衣，老人们的酒杯里就没有了祝福的酒，整个村子里也便锐减了许多的欢笑。政府，在这一个时问里，的确帮农民工打了一场好仗、胜仗，做了一个政府部门应当做的好事。
工资问题关乎社会稳定。
尽管国家下达命令，规定死了时间，为民工讨回血汗钱。规定了时间表，甚至像北京市出台了不少新规则，如不给民工预留工资不准施工，民工应当按月发放工资、包工头不准代民工领工资等等，但是拖欠工资的现象仍然司空见惯。
让我们看一看这个时期民工讨要工资的“万花筒”。
一、民工偷回被欠的工资，有罪无罪法庭辩论。
被告人蒋某是江西人，2001年底在广州海珠区一工厂打工。2002年1月，在该厂拖欠他一个半月工资款4500元不发，又不予解决6000元住院费用的情况下，蒋某采取了一个自认为“合理”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