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民工大县。
四川省仁寿县，是当地闻名的“民工大县”，全县有160万人口，常年在外打工的有33.18万人，占全县人口的1/5，占青壮劳动力的一多半。
在2004年的元月10日，也就是春节前夕，四川新闻媒体的侯大伟、江毅两位记者来到这个县，调查民工外出和他们的家庭情况。
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所见所闻：方加镇是仁寿县出外民工人数最多的乡镇之一，全镇1.2万农业劳动力人口中有8000人常年在外务工。斑竹村又是方加镇外出务工人数较多的村社之一。据斑竹村文书刘茂成的介绍，全村有300多人在外务工，占了村里劳动力人数的一半。该村的收入中几乎有一半来自于外务工，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民工村。
下午两点左右，记者沿着一条两米宽的水泥道进入这个“民工村”，尽管年关将至，但在这里丝毫看不出农村腊月杀猪宰羊置办年货的迎新年景象。一些人家大门紧闭，偶有些敞开大门的农家院落里，只有些小孩在游戏，如果没有这些小孩子的吵闹，这里真是一片寂静。在村子里碰到几个成年人，也多是一些妇女和老人，他们坐在自己家院门口的石头上和邻居聊天。村子的前后就是大片大片的农田，农田里也看不到什么人。
刘茂成：村子里的人大多都出去务工去了，留下的只是些小孩老人。这些外出务工的人如果要回家过年的话，可能要到腊月29号左右才能陆续回来。如果回来太早了，邻居们会觉得你在外边混得不怎么样。
刘茂成：有时也觉得挺孤独的，大家都外出务工赚钱去了，我在家里一个人，喝酒、打麻将都难。赵学明（仁寿县方加镇副书记）：过去，腊月正是农村最热闹的时候，家家都风风火火地置办年货，县上的戏班子也轮番地在各个村演出。现在大家都想在外多赚些钱，直到临近春节才回来，有的甚至几年都不回来过春节。
赵学明：方加镇2003年农业收入只有2885万元，而当年外出劳务收入却高达1454万元。
记者在刘茂成家中见到他时，他穿的是一套灰色西装，锃亮的皮鞋。他的住宅是一栋两层小楼，紧挨着水泥路村道：家中的电器虽然不是高档货，但也是一应俱全。
刘茂成是因为身兼公务所以成为留在村子里不多的成年男子之一，大多数朋友和年轻的邻居都在外务工。他的妻子一直在广州一家纺织厂务工，他对记者说，不出去打工就靠着一亩三分地一辈子也别想熬成现在这个样子。
在刘茂成的村子里，比他的生活条件好的家庭有很多。记者看到这个村子里像这样的两层小楼房不少，而且一户比一户漂亮。有的房前甚至还有一个精致的小花园。
尽管“民工经济”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不少地方政府官员也都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如何进一步培育壮大“民工经济”规模、提升“民工经济”水平的层次，还没有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深入思考的问题。在“民工大县”仁寿县采访期间，记者甚至经常碰到对“本辖区”的“民工经济”一问三不知的基层干部。记者到仁寿县的时候是周末，记者没有和当地相关部门联系就直接来到龙正镇上，在一位当地人引领下先来到镇政府。在镇政府大院里，碰到一位手提黑色公文包的中年男子。引记者来的当地人悄悄告诉说：他就是镇长。
于是记者就直接上前去出示相关证件说明情况，请他简单介绍一下龙正镇劳务输出的整体情况，下面是记者与他简短的对话：
记者：请问龙正镇总人口是多少？2003年外出务工人数是多少？
镇长：嗯……这要查一下具体的数据，龙正镇外出务工人数好像不多。记者：你们哪个村外出打工的人数稍多一些？
镇长：都差不多，嗯……好像都不太多。
记者：不多有多少？有具体的数据吗？
镇长：没有，你还是到别的镇子去看看吧！无奈之下，记者只好又来到仁寿县的方加镇。在方加镇采访，当地干部对情况基本都很熟悉，也都很愿意介绍情况，但总是不停地向记者诉说，不少农民外出打工，不愿意交各种税费，他们没有具体的办法来制裁这些没有交农村税费的外出务工农民。相反，对于如何进一步增加“民工经济”规模、提升“民工经济”水平和层次、帮助在外务工农民排难解纷问题却没有只字片语，除了说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外就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了。
周涛琼（金堂县竹篙镇汤家村了队农民，在广州务工近10年）：政府组织我们外出务工时加强培训是对的，但是培训的内容要实用，有针对性。1994年我刚出去务工的时候，县里有关部门对我们一起外出务工的人员进行了培训，但培训的内容竟然是“向左转、向右转”。
刘淑仙（仁寿县方加镇斑竹村农民，在上海一家木材厂打工）：我们夫妻两个都在外面打工，两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我们在外面最放不下的就是家里的孩子和老人，一旦他们生病或家中有什么事，我们就得想办法回来，否则没有人管。在外面找个工作很不容易，这样来来去去的不仅耽误时间，原来的工作也可能就被别人抢了。
余长清（仁寿县龙马镇农民，长年在深圳务工）：今年3000元工资没拿到，2000年做装修的3万元工程款也没拿到。我心里很难受，辛辛苦苦做了一年，到头来却两手空空。真想跟欠我钱的人拼了，那可是我们的血汗钱啊。如果家乡政府部门能出面，完全有可能帮我追回一部分欠款。但家乡的“靠山”靠不住，很多干部拿劳务输出表功，没心思为我们服务。记者是在仁寿县龙马镇永红村的一座布满裂痕的土砖房前见到39岁的余长清的。他刚刚从深圳打工回来，快过年了，他身上还是一件沾满灰尘的夹克，眉头紧锁，嘴角紧闭。
余长清的弟弟余绪清就站在哥哥身后，他本来和哥哥一起在深圳做装修，三年前得了支气管扩张，吐血，做不了工，只能回家养病。三年来，为了治病，他不仅花光了以前打工的积蓄，还欠了1万多元的债。
记者问他，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准备好了吗？余绪清低着头不停地搓手，半晌才说：“家里只有两袋谷子，哪有什么年货？”当记者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余绪清胸口起伏着，喉结抖动，仿佛有什么东西郁结在心中，半晌他才挤出一句：“算了，不说了，太寒酸了。”
传媒记者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民工大县”在年关时节的风情画，当我们读到这幅画之后，有一种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一齐涌上心头的感觉。那村中的新房、道路让我们愉悦，那年关的冷清让我们凄楚；大量青年壮丁的外出务工让人们充满了希望，那乡镇干部漫不经心的回答又让我们担忧……还有那荒芜的田野，快倒塌的旧房，讨不到工钱的心中酸苦，以及对老人孩子生老病死的顾虑。仿佛随着大量农民的外出，给这些村寨抛下了一大堆的难题，让人们思索，也让那些干部去关心并加以解决。但这些又如何能一下子解决得了呢？农民工的前瞻之忧和后顾之忧都同时存在着，只因为田地已不再能够养活他们及他们的子女，他们只好不顾一切地盲目外出，去到那陌生的城市之中，作生存的一搏。但是，他们的结果依然如他们在种植自己的田地，是在靠“天”吃饭。是拿到工资并保持着健康的身体衣锦回乡，还是“颗粒无收”地一筹莫展，抑或是带着治不好的职业伤害遗祸终生，就全靠他们的“运气”来决定了。而这种运气的背后，是政府对农民工问题的监管力度，以及打工者老板的道德良心。
民工大县的特殊景观。
当我采访湖南的民工大县，以及他们所在家乡的村寨时，发现比上面的描写要好一些，或者说好了许多。
同样，那里的村庄也被称之为“613899部队”，即儿童、妇女、老人主宰着村庄，惟独缺少了“五四”青年的力量。有不少村庄也是如此地荒芜，不少的家门都是铁锁长锁，但是，有两样的景象让我们看到了民工外出打工的烂漫。一是他们的打工形成了“气候”，在春节回家的时候，已经可以炫耀性地“夸富”了。其二是那些在外面挣了钱的民工们，已开始注意到家里的荒山野岭，并且准备“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了。
让我们先拍摄湖南省中的几个“夸富”的特写镜头。镜头之一，攸县“的哥”行天下：攸县是湖南省的一个边远小县，这个小县今天所以闻名天下，那是因为这个县外出打工的人大都开出租汽车，他们那浓重的乡音，他们的口头宣传的“广告”效应，不由得不让我们认识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特色“品牌”。
镜头一：深圳市大望、皇岗、八卦岭等8个攸县的“的士”村。每天傍晚，正是白班、晚班出租司机换班的时候，上千辆“的士”齐聚“的士”村，场面蔚为壮观。有的是妻子送丈夫出车，有的是妈妈带着小孩等父亲收车。在嘈杂忙乱而亲情洋溢的场景里，响亮着的是外地人难以听懂的一种湖南方言--攸县话。镜头二：乌鲁木齐某小区街道。
这是一个独特的大排档，老板和食客都操攸县口音。米是攸县运来的，辣椒是有名的攸县皇椒，还有熏得微黄的攸县火焙鱼。如果是初来乍到，不经意间看到这里大排档的架势，再闻一下满大街飘溢的辣椒味，听着灌满耳朵的攸县话，你还以为是走在攸县县城的小街上呢。
攸县籍的出租司机可以说是遍天下，从中国东部的深圳、广州、厦门，到中原腹地郑州、焦作，从大西北的乌鲁木齐、东北的佳木斯，直到“世界屋脊”的拉萨。都活跃着攸县出租车司机的身影。（《攸县“的哥”行天下》《湖南日报》记者陶海音通讯员王万里邓超）。
攸县有人口76万，总劳动力39万，常年有13万人在外务工，占青壮年劳动力的1/3。
在这支劳务大军中，“的哥”大约有3.6万人，攸县外出打工者中每10个人中便有3个司机。在广东出租车行业中，攸县的“的哥”更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深圳有8600多辆“的士”，其中5000多辆归攸县人所有；广州1.6万台“的士”，其中1/4强是攸县人在当老板。仅对广州而言，攸县“的哥”每年至少为广州出租行业贡献10个亿。
如果攸县的“的哥”按每年人均净赚5万元计算，每年就给全县带来了15亿元的纯收入。据攸县有关部门统计，这些收入的97%的资金回流到了攸县，其中至少有8亿多元在家乡投入了再生产，兴办大小企业3700多家，每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县GDP的比重在40%以上。
历史与经济学家都知道这样一个现象，无论是移民还是外出打工者，都有“扎堆”现象，构成了他们自己的“小生态群落”，就像19世纪40年代上海开埠，苏北的扬州人去开理发店、澡堂，山东人去当巡警，广东人去做生意，各把持着一个行业一个场面。攸县的“的哥”也是这样起家的。
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38个攸县人被县劳动部门送到深圳市公交公司，开起了公交车。不到两年的时问，这些精明的攸县人就开起了自己的出租车，成为第一代攸县“的哥”。到现在，这几位“的哥”都成了百万富翁，其中六七个人的资产在千万元以上。这38条汉子就像是“晶种”、“酵母”，带起了第二代“的哥”，第三代“的哥”。就这样。一个人带一家，一家带一族，一族带一村，攸县的“的哥”像滚雪球似地壮大起来了。1998年，桃水镇桃水村还只有周书生一个人在深圳承租“的士”。在他的带领下，2002年底，该村已有400多人到了深圳，包租了300多台车。
2001年，广州有关部门出台了一项规定：凡是在广州各’计程车公司服务的司机都要考英语、历史、数理化，不合格者将被辞退。此举一出，最受震撼的是攸县司机，反应最快的却是攸县政府。攸县县政府认为，广州方面的这个决定，是为了保护广州本地“的士”司机就业，而对外地出租司机的一种歧视行为，是变相垄断不符合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行为。通过多方协调、努力，最后问题得以解决。有政府撑腰的攸县“的哥”们在广东的街道上跑得更欢了。
攸县政府的支持，还表现在资金扶持上。10年前，在广州出租车行业大发展之初，攸县就统一了思想，出台了政策，鼓励全县的金融部门向信誉好的司机提供低息贷款，每个人20万元的贷款。10多年来，该县共投入铺底资金5.5个亿，帮助攸县“的哥”在全国各地包租“的士”。攸县“的哥”在供车时财大气粗，让许多广州、深圳、珠海等地的司机也自愧不如。《羊城晚报》记者在透析攸县“的哥”现象时曾这样写道：连并不富裕的攸县政府都能这样支持自己的司机，广州方面为什么不可以？
随着攸县“的哥”的越来越走俏，攸县县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加大了驾驶员培训力度。2001年10月，随着原在长沙的平安驾校整体搬迁到攸县，小小的攸县县里已经有了平安、四平、天鹰、交通技校等4所驾校。这4所驾校以每年“生产”4000多名司机的速度，源源不断地为全国各地输送着攸县的“的哥”，为做强做大全国第一“的士”大县做出了贡献。
镜头之二，百台轿车回故里：2003年2月17日，快过春节的时候，湖南平江县委、平江县政府准备召开一个民营企业主代表的新年茶话会，内容当然是鼓励这些企业家在外面好好干，并且不忘记回家乡投资和创业等等的过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