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长篇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一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尽管发展的主题仍然是经济，但他们已开始提出在重视与自然界和谐的同时，重视社会关系的改善，重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解决，提出了政治改革与社会参与的建议，甚至初步提出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是对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单一衡量指标的发展观的一种扬弃。它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适度”发展，即人口的适度增长、生产的适度进步以及生活上的适度消费。通过适度发展，以保护资源环境，使资源环境得以永续利用，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都发表一份不同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对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人类带着潜在的能力来到这个世界上。发展的目的就在于创造出一种环境，在这一环境中，所有的人都能施展他们的能力，不仅为这一代，而且也能为下一代提供发展机会。”根据这一发展观，联合国确立了一种新的度量发展的标准一人类发展指数HDI，它包括三个基本指标：寿命、知识和生活水平。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指出：社会发展要“以人为中心”；“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这些观点既是对可持续发展观和综合发展观的肯定，也是对可持续发展观和综合发展观的突破，真正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以平均超过9%的年增长率高速增长，国力日渐强盛，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中国经济“奇迹”为世人瞩目。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同样付出了现在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曾付出过的惨重的资源、环境等成本代价。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即便是经济高速发展，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增长方式，使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日趋恶化、社会矛盾日渐凸显，这样的发展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远悖于和谐社会的理想。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指导思想是在认真分析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科学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表明我们党对于发展的认识日趋全面、成熟。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告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主要是指人的各种能力和潜能充分发挥，人的多样性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人的社会关系日益丰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的自由个性充分发展。未来和谐社会的核心就是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这里的“人”既是指社会中的每个人，也是指社会全体成员。所谓“自由”，主要是指人们将摆脱那种终身固定于某种职业分工、使人的才能受到束缚抑制的桎梏，每个人都可以结合社会的需要和自己的兴趣、特长，自由地选择和变换工作，全面地发挥自身的能力，既为社会作出最大的贡献，又使自己成为真正全面发展的新人。所谓“全面”，主要是指人的各项素质和能力的全面养成和提高。他们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包括两层含义：个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类整体的全面发展的和谐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自由发展的和谐统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就是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人自身的和谐发展是个理想目标，是人的充分发展、最大限度的发展，是人发展的一种最理想的状态。完全达到这个状态需要经过一个不断提高、不断完善的渐进过程。只有实现共产主义，为人的发展创造充分必要的条件，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仅重申了《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科学理念的回归，而且将我们党所追求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和现阶段关于人的发展目标作了区分，即目前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将来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断奋斗。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坚持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又进一步明确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每个人的发展和一切人的发展的关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群众的具体利益的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语的重要创新，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社会未来的发展模式、发展思路，对于全体人民在财富之路上更加和谐、更加稳健地前进，无疑具有根本性的变革意义。
四、共同富裕一和谐地共享财富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本质和归宿，也是财富的本质所在、意义所在和价值所在。在影响社会和谐的众多因素之中，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不高和共同富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无疑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走共同富裕之路，使全体人民和谐地分享财富，是以人为本财富观的集中体现，也是当代中国实现经济和谐、财富和谐、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
共同富裕的思想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语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1857年-1858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指出：在未来社会，当生产力的增长不再受到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工人群众占有自己劳动的时候，社会生产力将得到迅速发展，以至“尽管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会增加”。1876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语》中进一步指出：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富裕和贫穷有着深刻的感性体验，对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对待贫富问题，却长期陷入迷茫。新中国成立后，受“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左”的思潮的干扰，逐渐形成忌富、怕富、谈“富”色变的社会意识和观念。进入新时期以后，邓小平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全面、科学地论语述了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提高到新的境界，对中国人的财富观念进行了拨乱反正。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的富裕”，“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关于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讲：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发展快的地区和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帮助和带动发展慢的地区和个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以此为指导，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体制被打破。新时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GDP总量增长了十倍，平均发展速度为9.4%，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到20世纪末，全国的GDP总量突破11万亿人民币，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基本摆脱了贫困状态，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达到了总体小康水平，并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我国的改革开放之路越走越宽。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也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语源泉。
新时期既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时期，也是我国社会转型最剧烈的时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财富的整体增长，我国社会收入差异也逐渐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低、中、高三类社会收入群体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结构：低收入群体所占比例太大，高收入群体也有扩大的趋势，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相对较小。研究表明，世界上收入分配的阶层结构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哑铃形”结构，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出现了暴富与贫困并存的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二是“金字塔形”结构，即高收入阶层所占比重最小，中等收入阶层次之，低收入阶层所占比重最大，这是许多落后国家较普遍的一种收入分配结构。三是“倒金字塔形”结构，即高收入阶层所占比重最大，中等收入阶层次之，低收入阶层所占比重最小。四是“橄榄球形”结构，即中等收入阶层成为收入分配结构中的主体，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所占比重都较小。根据国际经验，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橄榄球形”结构的形成是社会经济发展进入良好状态的重要标志。在我国总消费中，最富的1/5人口占了50%，最穷的1/5人口只占4.7%。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2004年有60%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占城镇居民财产总额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所占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如果按农民人均年收入865元的“低收入人口”标准计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9000万，占农村总人口的10%。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据全球顶级资产管理公司美林集团《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裕人士约有23.6万人，他们的资产总额超过9690亿美元，而同年的中国GDP总额为14000亿美元。根据2005年《胡润百富榜》的数据，在其榜上有名、个人资产在五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我国富豪有400位。这400个人在全国人口中仅占千万分之三，但他们拥有的财富却相当于2004年全国GDP总额的6%。这400位富豪中的前100位富豪的平均财产，从2004年的24亿元上升至2005年的35亿元，一年之间就增长了45.83%。名列榜首的富豪，拥有资产高达140亿元。从地区差距来看，尽管国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但东中西部的相对差距仍呈扩大趋势，中国东部最富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人均GDP差距已扩大至十多倍。同时，利益调整不当的问题日渐突出。一些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作出的贡献与应得到的补偿不对等，这些群体主要指农民和工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广大农民为中国工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民的收入状况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是到目前为止，农民的人均收入还很低，负担还很重。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成果，农民并没有充分分享。据资料统计，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1：1.8，20世纪90年代扩大到1：2.5，而到目前，城乡差距已经扩大到1：3.2，超过了三倍。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城乡差距可能在六倍以上。由于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国民经济作出战略性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国企改制、搞活，致使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产业工人和无地农民、失地农民获得的补偿显然是不对等的。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加之利益调整不当，目前我国各社会阶层之间、社会阶层内部，地区之间、地区内部，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等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利益矛盾。这些矛盾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纵横交织，盘根错节，复杂异常。事实表明，贫富分化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直接危及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政治稳定。邓小平曾讲：“少数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在2005年3月14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有关“三农”问题时说：“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叫舒尔茨的经济学家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主要的原理。”温总理引用的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1979年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演讲中的一句话，“穷人的经济学”说明，决策层已经意识到，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到了非正视不可的地步，显示了中国政府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决心。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一五”规划确立了中国未来五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之前的十个五年计划相比，体现出诸多亮点，而“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更是各方强烈关注与热议的话题。规划从多个角度论语证了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特别强调了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性，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规划指出：要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使人民群众享受基本的经济公平。特别要高度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这些论语点集中反映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人们更加认同“共同富裕”的价值观提供了启示。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二十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一“先富论语”，将在“十一五”规划中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但“共同富裕”并不是对“先富论语”的否定。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从一开始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手段。邓小平指出，如果出现贫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抑制，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这种手段转变成了目的，转向一种难以逆转的结果，那么，这个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现在，中央政府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对邓小平理论语的一种实践与完善。“共同富裕”也绝非要回到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老路上去，历史早已证明，此路不通。市场经济社会必然要有竞争，但必须保持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与和谐统一，以前一直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将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非只是一种理想，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缩小贫富差距，让穷人们感到他们不是越来越穷，而是与多数人一样正一步步走向富裕，经济和谐、财富和谐就能早曰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