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中，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并形成了丰厚的财富文化，钱币文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方孔圆钱是中国古代钱币最常见的一种。秦以后两千多年间的钱币，除王莽一度行刀布币外，中间都有一方孔，所以民间俗称“方孔钱”。方孔圆钱是由圜钱演变而来的。自前338年秦惠文王二年“秦半两”开始，至1916年元旦，袁世凯宣布将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铸造“洪宪通宝”止，我国的方孔圆形铸币流通了长达2200多年。方孔钱之所以能够成为历朝历代的首选货币，受到人们的喜爱，除容易铸造、打磨，便于携带等原因外，人们所普遍认同的天圆地方理念是其重要原因。方孔圆钱外圆内方的稳定造型是世界货币史上独一无二的形式，这种造型蕴涵着华夏民族关于天地和自我、社会、艺术、生活同构的奥秘。方孔圆钱的构图借鉴阴阳家的宇宙图式——天圆地方。《周髀算经》所谓：“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淮南子》说：“天圆地方，道在中央。”都是很好的例证。秦统一以前，圜钱的孔并不统一，有圆孔也有方孔。秦半两则固定为方孔。魏晋时期，鲁褒在《钱神论语》一文中曾经这样形容：“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圆形方孔钱反映了古人对宇宙次序的基本认识，包含着丰富的道家辩证法思想，以有形的圆，弥补无形的天；以无内容的“虚方”，对有形的“实地”，突出反映了道家所主张的有无、虚实相对的理论语。在“天”、“地”之间饰以铭文，又是“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天、地、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外儒内法”是自秦以来的宗法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学重仁政，讲究以伦理劝导实施统治；而法家则讲法治，重在政治功利。这两种思想在秦汉时即彼此糅杂，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外儒，要求封建统治者以仁德的面目出现，行仁政，提倡纲常道德，以此来作为积极的诱导。在为人处世上，儒家倡导的温、良、恭、俭、让，既要中庸、圆滑，又不能失正气、骨气和品德，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有独立的个性。可以说，圆形方孔钱是刚与柔、中庸圆滑与正气品德对立的和谐统一体，是二者完美而又巧妙的结合。外圆内方体现了和谐的思想和观念，成为古人做人的标准，这也正是历朝历代将方孔圆钱作为首选货币形式并深受人们喜爱的原因所在。秦朝确立的方孔圆钱形制，以后历朝都加以仿效。后来人们常常根据铜钱的这一形制特点戏称它为“孔方兄”。“孔方兄”最早出自鲁褒的《钱神论语》：“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北齐时山东临沂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也说：“道钱则孔方。”可见人们已经习惯作这种比喻了。到了宋代，黄庭坚在文章中也拿“孔方兄”来作比喻：“孔方兄有绝交书。”清代则把它写进了启蒙课本《幼学琼林》中：“曰孔方，曰家兄，俱为钱字。”可见圆形方孔钱形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四、西方的和谐思想同样源远流长
古希腊最早明确提出和谐思想的是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在数学研究中，毕达哥拉斯认为，整个世界是由“数”组成的，世界的统一就是万物之间数量关系的和谐比例，和谐产生了秩序，万事万物都表现为和谐，从而提出了数的和谐的观点。从数的和谐的观点出发，他最早发现音调和琴弦的长度间存在数的比例关系，在他看来，上帝是伟大的工程师，自然界是被数学的和谐法则所控制的：“什么最聪慧？数字。什么最美？和谐。”他认为和谐是数，音乐里有数，所以音乐是和谐的；宇宙里有数，所以宇宙是和谐的。他把“和谐就是美”这一发现推广到绘画、建筑、雕刻等艺术，认为它们的和谐都在于“各部分之间的对称”和“适当的比例”，进而发现了被后人称为“神赐比例”的“黄金分割率”，成为造型艺术的最基本原则。继毕达哥拉斯之后，赫拉克利特继承和发展了毕达哥拉斯的和谐思想，提出了辩证的和谐观。赫拉克利特首先非常明确地肯定了和谐即对立面的统一，并且认为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普遍现象。他认为和谐是由于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他说：“对立造成和谐。”又说，“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赫拉克利特从自然界说到生物，以至艺术，又从社会现象说到神，以证明他的这一思想。他说：“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从对立的东西中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中产生和谐。例如自然便是将雌和雄配合起来，而不是将雌配雌，将雄配雄。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象。音乐混合不同音调的高音和低音、长音和短音，从而造成和谐的曲调。书法混合着元音和辅音，从而构成整个这种艺术。”至于社会现象，诸如善与恶、战争与和平、好与坏、正义与邪恶等等，他都认为是对立统一的。就连神也如此。他说：“神是日又是夜，是冬又是夏，是战又是和，是不多又是多余。”可见，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和谐并不是对立面的消除，恰恰相反，和谐正是以承认对立并保持对立为基础的，是对立的产物。没有对立的结合，就没有和谐和统一。“和谐即对立面的统一”，对立统一是客观普遍的。从以上论语述可以看出，赫拉克利特的认识较之毕达哥拉斯的思想更为丰富、更为深刻。同时，赫拉克利特还认识到了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转化。赫拉克利特认为“相反者相成”。他说：“疾病使健康成为愉快，坏事使好事成为愉快，饿使饱成为愉快，疲劳使安息成为愉快。”“如果没有不义，人们也就不知道正义的名字。”他还说，“我们身上的生和死、醒和梦、少和老始终是同一的。前者转化，就成为后者；后者转化，就成为前者。”“不死者有死，有死者不死；后者死则前者生，前者死则后者生。”从这里可以看出，赫拉克利特克服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僵死的、绝对的、静止的和谐观点，而把和谐看做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而且发生转化，充满着生机和活力，这比毕达哥拉斯的认识无疑具有更丰富的真理性。此外，赫拉克利特还认为和谐是相对的、暂时的和有条件的，而只有对立面的斗争才是普遍的、绝对的和无条件的。赫拉克利特在欧洲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斗争”这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并把它看成是万物生成、变化的力量和源泉。他说：“应当知道，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在“和谐”与“斗争”的关系上，主张，“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在赫拉克利特看来，正是对立双方的斗争，才促成矛盾双方的转化，旧的统一体的瓦解。由此，他批评了毕达哥拉斯等人否定对立和斗争，片面地强调统一、和谐的主张。他指出：“他们不了解如何相反者相成：对立的统一，如弓和竖琴。”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和谐，万物“既是和谐的，又是不和谐的”，而和谐倒是由于对立和斗争造成的。这一思想，同毕达哥拉斯学派“美德乃是一种和谐”的命题是直接对立的，克服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谐观中的形而上学因素，达到了辩证法的高度。
古希腊早期的和谐思想，启发了西方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不断探究。柏拉图认为，和谐是协调和一致，协调是一种互相融合，两种因素如果相反，就不可能相互融合，相反的因素在还没有相互融合的时候也就不可能有和谐。亚里士多德把和谐看成是整体的统一性和完美性，是多样性的统一。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把“和谐”理念引入政治和社会领域。柏拉图描绘的“理想的”或是“第一等好的国家”，归结点是“公正”，公正是维系社会的纽带。他阐述了“公正即和谐”的观点，提出统治者、军人和劳动者三个等级应各司其职、互不干扰、都有节制，这就是“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开宗明义表明国家必须追求“最高度的善”。我们可以把他所指的善理解为外物诸善、身体诸善和灵魂诸善三者的和谐，是人类优良生活各个方面的和谐的体现。亚里士多德和谐社会思想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一种理想的“优良城邦”的设想中。“优良城邦”就是“优良生活、优良政体、优良品德”三位一体的理想的和谐社会。
继古希腊之后，还有一些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谈到过和谐。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和谐是向完善的运动。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和谐的本质在于现象合乎规律地实现它的全部内在可能性。黑格尔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和谐关系的理论语。他在其《美学》一书中明确指出：“比单纯的符合规律更高一级的是和谐。和谐是从质上见出的差异面的一种关系，而且是这些差异面的一种整体，它是在事物本质中找到它的根据的。”“和谐”是“各因素之中的”“协调一致”。他又说，“和谐一方面见出本质上的差异面的整体，另一方面也消除了这些差异面的纯然对立，因此它们的互相依存和内在联系就显现为它们的统一。”黑格尔把和谐看做是事物差异面的统一，多样性的统一，即事物之质的对立统一，并把和谐提高到规律的高度来看待，这无疑是极其深刻的。以上这些见解，尽管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其中不乏合理内容，而且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古希腊和谐思想的影响。这些哲学家和古希腊早期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一样，普遍地把和谐看做是反映事物协调、适中、完美的存在状态的范畴。
空想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对和谐思想也进行了阐述。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最早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他针对16世纪初期欧洲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建立“最完美最和谐的社会制度”的“乌托邦”理想。1803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发表了《全世界的和谐》，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提出了“和谐制度”与“和谐社会”的构想。他还设计了一个和谐制度的基层社会组织——“法朗吉”。“法朗吉”由人们通过自愿投资入股的方式组成，是一个包括工业、农业、商业、家务、教育、科学、艺术这七种“劳动”在内的协作社，每个“法朗吉”中的劳动者都自由而和谐地共同建设新生活。另一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也曾试图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工作与生活和谐的社会。1824年，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就是以“新和谐公社”命名的。1842年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也明确提出了“和谐社会”思想。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指出新社会的“和谐”是“全体和谐”。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和福利以及全体人的和谐必须得到保证。”“人类每一代的能力的总和与它的需要的总和永远是一致的。如何使这种总的一致和每一个个人的能力与欲望的不相等互相和谐，这就必须是社会的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有关主张给予了肯定，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这些思想的同时，也构思了未来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和实现途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人联合体”或者“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是高层次的和谐社会，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理论语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