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气致祥，乖气致异。——《汉书·楚元王传》
商人、企业家是以做生意、置产业为职业的人，从社会分工看，这是一类特定的群体。但除职业之外，商人、企业家与其他人并无本质的区别。做事先做人，商道即人道，经商、做生意的道理和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修身治财，实现美德与财富的和谐，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和持久的发展。
一、淡泊平和，宁静致远
有一种说法：商场如战场，淡泊宁静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商战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最近，因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清史而蜚声海内外的清史学家阎崇年教授提出一个“四合”理论语，他认为：明代和清代有传记的人数以十万计。其中，一些人之所以成功，或之所以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有共性，这个共性就是两个字，即“四合”。同样，历史上失败者或者没有完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者，也各有各的原因，但他们也有一个共性，就是“四不合”。所谓“四合”，是指“天合、“地合”、“人合”、“己合”。他说，“天合、地合、人合”，与孟子所言的“天时、地利、人和”基本相同，而“己合”，则是他独创的名词，是“四合”的核心。“己合”，简单地说就是自己与自己相合。它包括三个“平衡”，首先是心理平衡，即在顺境和逆境中，都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人的心理经常不平衡，所以有烦恼、有苦闷。一定要经常调整自己，想法使自己心理平衡。第二个“平衡”是生理平衡。人的生理不平衡，会经常生病。一个人有多么强健的生理机能，就能支持他成就多大的事业。也就是说，要想做大事业，没有好的身体支撑是不可能的。伦理平衡是第三个“平衡”，就是要修身，要淡泊名利。朱熹注《大学》中儒学三纲八目的追求，可以说是读书人的最高追求。三纲是明德、新民、至善。八目是格物、知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四条：格物、知至、诚意、正心，都是为了修身，修身是为了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核心是修身，就是个人的修养。心理平衡、生理平衡、伦理平衡的重要一条就是在顺境时要谦、慎；在逆境时要韧、奋。“四合”之中，“己合”是核心，最重要，因为没有“己合”，就没有“天合”、“地合”、“人合”。“四合”是过程，没有终点。到呼吸停止的时候，这“四合”也就算结束了。谁“四合”处理得比较好，比较完善，谁就能比较充分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己合”确是阎教授的独创，但从他的表述中不难看出，“己合”的内涵源自儒家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人历来重视修身，即道德修养，提出了诸多著名的命题，如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提出：“途之人可以为禹。、只要主观努力，常人完全可以通过“修身”实现道德上的超越，成为圣人。北宋名臣司马光曾说过一段名言：“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菜根谭》中说：“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栋宇坚久者。”可见，古人把做人必须修身立德作为成功的基础，如同建筑高楼大厦一样，道德基础不牢，事业肯定不能稳固和长久。
淡泊宁静是中国古人追求的道德修养的崇高境界。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六章论语及“静”和“躁”之间的关系时深刻地指出，“静为躁君”、“躁则失君”。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心灵的平静是人生的智慧源泉、幸福源泉。人生在世不可能不重视名与利，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的一段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但名利又是一把双刃剑，既可满足一时之需，又往往成为人生的枷锁，过于追逐名利，只会平添人生的烦恼与羁绊。
范蠡和文种都是辅佐越王勾践的功臣，勾践灭吴称霸后，两人都被重用，但范蠡居安思危，悄然离开了越国。离开前他提醒文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是可以共患难的人，但不是可以同享受的。”可是文种不听，最后遭越王勾践猜疑而被逼自杀。范蠡则泛舟过海来到齐国，并通过经商成为巨富。范蠡的成功，其实是做人的成功，得益于他对人对事，对人生得失、宦海沉浮的极其深刻的体悟。正如对人生、官场的认知一样，他对于财富的认识也远远超出一般人，他曾说：“居家富有千金，居官位至卿相，这是常人所达到的最高地位了，久享此盛名，乃是不祥之兆。”他经商近二十年，先后三次赚得千金财富，但他处之淡然，多次散财，将财产分给亲朋好友以及周围的百姓。
文种自杀前才觉醒过来，后悔自己贪恋功名，没有听从范蠡的金玉良言。而历史上与文种命运相似者史不绝书。李斯是战国末期的楚国上蔡人，少年时跟随大儒荀子学治国之道，学成后分析天下情势，到秦国做客卿。他曾给秦王羸政上奏《谏逐客书》，以秦国的历史事实说明容纳和重用各国人才是富国强兵、成就帝业的基础，而驱逐宾客，使天下才能之士畏怯不敢入秦，实际上是在资助敌国、削弱秦国。羸政被他的劝谏所动，取消逐客令，并任其为廷尉（最高司法长官），加以重用。秦统一后，李斯继续担任廷尉，后又升任丞相。他主张明法度、定律令、同文书，反对王绾、淳于越的“分封论语”，对此后的古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秦始皇死后，在宦官赵高的引诱和威逼下，李斯与赵高合谋废公子扶苏，立皇庶子胡亥为二世。胡亥上台后，一切政事都由赵高决断，政局日益混乱，李斯多次找机会进谏，却被二世责备，赵高趁机诬其谋反，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八月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并夷灭三族。在临死之前，李斯翻然悔悟，他对被一同处斩的儿子说，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牵着黄狗在上蔡东门外游玩了。
因为显露、炫耀财富而遭致灾祸的例子古往今来也在不断上演。西晋时权臣石崇与贵戚王恺斗富，王恺用麦芽糖洗锅，石崇以蜡烛代替柴草来煮饭；王恺用紫色的蚕丝做路两旁的屏幕，长达四十里，石崇就用锦做屏幕，长五十里；王恺用赤石脂当涂料，石崇用香料和成泥来刷墙。有一次，王恺把晋武帝所赐的珊瑚树拿出来当众炫耀，高两尺多，堪称稀世珍宝。石崇当场用铁如意将其击碎，然后取出他所藏的六七株珊瑚树，每株高达三四尺，光彩耀目，让王恺随意挑选。后来，石崇为他的骄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失宠后锒铛入狱，最终人头落地，关于他斗富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人唾骂。
古代另一位巨富沈万三的命运与范蠡形成鲜明对比。沈万三原名沈富，元代中期随其父由浙江湖州迁至江苏周庄。周庄北端白蚬江（古称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北经浏河出海，是理想的天然水上通道。沈万三以躬耕起家，后凭借周庄特有的地理优势，进行海外贸易。不久，沈万三迅速成为“资产巨万、田产遍天下”的江南首富。与范蠡不同，沈万三热衷于参与政治，巴结权贵，最终落得人财两空。元代末年，群雄并起。1353年江苏泰州人张士诚起兵反元，后渡江南下，定都平江（今苏州），改平江府为隆平府，自称吴王。沈万三为求得庇护，献金输粮，帮助张士诚解决巨大的军费开支，以示拥戴。为巩固与张士诚的联盟，他还将女儿嫁给张士诚，张士诚则给了沈万三许多敛财的特权。这为后来沈万三与朱元璋交恶埋下了伏笔。1368年，经过数年的征战，朱元璋消灭了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的势力，登基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朱元璋称帝后，极度憎恨为张士诚出力的江南富豪，对江南一带格外加重了税赋，每亩税粮定成了七斗五升。沈万三见风使舵，率领江浙大户向朱元璋的军队缴纳了税粮万石，主动向朱元璋表示效忠，想以此换得太平。不久，他发现朱元璋虽定都南京，但建造城墙却面临着严重的资金不足。于是，他上书自请“助筑都城三之一”，并倾尽全力提前完成工程。当他听到朱元璋要犒赏三军时，便主动提出，由他来出巨款代为劳军。朱元璋问他：“我有一百万军队，你能犒劳得起吗？”沈万三回答：“每人一两银子，一共一百万两，小人能犒劳得起。、朱元璋听后勃然大怒，当即要杀沈万三。后因皇后求情，朱元璋才免了他的死罪，将其全家发配到了云南。不久，沈万三病亡，富可敌国的沈氏家族从此无声无息。
再看“红顶商人”胡雪岩。太平天国后期，左宗棠率军进剿浙江，胡雪岩通过关系谋得一个拜见左宗棠的机会，他带去的见面礼便是十万两现银。后左宗棠新疆平乱时期因军饷不继，委托胡雪岩在上海为他筹借洋款，购买军械，胡经手六笔，借款总额一千七百万两，利息累计达八百万两，仅此一事，他个人就从中净赚约二百万两银子。因资助收复新疆有功，左宗棠亲自向朝廷保荐胡雪岩，赏穿黄马褂、赐红顶戴。按清朝惯例，只有乾隆年间的盐商有过戴红顶子的。而戴红顶又穿黄马褂者历史上则仅有胡雪岩一人，故他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然而，左宗棠的政敌李鸿章对胡雪岩却很不满意。由于得到李鸿章支持，另一位大官商盛宣怀对胡雪岩大肆倾轧，设计谋挤兑垮胡雪岩的钱庄，又使他的生丝生意破产。破产后的胡雪岩被查抄革职，失去红顶，很快忧愤而死。
今天的一些富豪们仍在为浮躁、骄纵、守富无道付出代价。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志出版的《财富命案》一书，对近年来发生的十多起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财富命案进行了深度剖析和思考，指出为富不察、守富无道是一些富豪的致祸之源。在序言中，他颇有感触地说：“其实，财富本无罪，仇富、羡富，为富不察、守富无道才是致祸之源。人类的进步，所赖有两条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同步前行，人间方可和谐富足，过分地强调金钱财富，必然导致精神世界的失衡，但是眼下的潮流所向和时尚所指，无不在强化这样的一个认同概念，似乎只有财富量的多少才是一个人社会角色成功与否的绝对标准，每天充斥于耳、纷乱于眼、焦躁于心的，不是身家数亿的知识新贵极具现代感的消费体验，就是出手阔绰的本土富豪近乎挥金如土般的奢靡享受，更有几多神话似的极速致富奇迹，这一切都在激化着为数众多的不富者脆弱的内心，不惜铤而走险，用非常的手段去追求单一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为富者又不能清醒地认识财聚财散的意义，把加于自己的这种角色地位看得过重，极易张狂忘本，动辄暴力相向。就这样，忽略了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游戏规则——生命存在，许多的惨剧上演了！、近年来，媒体频频报道海外发生的留学生遇害事件，有评论语认为，“留学阔少”、阔少生活是危险的根源。20世纪80年代时出国留学的大都是开拓型、创业型留学生，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自费出国留学的学生日益增多，许多学生有着优越的家庭背景。把送子女到国外学习，然后秘密地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到国外，甚至成为一些贪官逃避国家法律制裁的手段。“留学阔少”们一到海外，往往挥金如土，极易成为海外犯罪分子和犯罪集团的目标。
在英文里“财富”有两个词，即fortune和wealth。wealth更大程度上是指财产本身，fortune则有所不同，有“好运”的意思，获得巨大财产是要有运气的，换句话说就是财富不是谁都能得到的。中文里，“财富”由两个汉字组成：“财”和“富、“财”意为财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富”意为富有，带有自我感受的意味。这说明，古代中国人早已明白，有财不一定富有，而富有也不一定非得有大笔的财产。财富既是可见可触的物质形态，也是一种精神的感受，俗语讲“知足常乐”，不知足，即使财富再多也不会有幸福感。范蠡在财富问题上体现出的淡泊宁静，折射的是一种超凡的心态与智慧，这也许正是他千百年来被中国人奉为“财神”、立为楷模的原因吧。
二、做人忠诚，经商守信
诚信是自古以来就备受中华民族推崇的一种人格境界。它要求人们真实无妄、诚实无欺。一个人只有内心诚实，才能善待父母，善待朋友，进而整个社会才会和睦。因此，诚信既是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存之基。
古人特别崇尚诚信，认为诚信在人际交往和国家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说文解字》将信和诚互为解释：“信，诚也。”信即诚，诚即信。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轻诺而寡信”，意思是轻易向别人承诺的人一定很少讲信用。老子这句话旨在强调说话要谨慎，处理大事更要认真。有些人不经过深思熟虑，轻易答应别人的要求，事后却做不到甚至忘得一干二净，这样的人怎么能有信用呢？所以对别人承诺时，一定要慎重斟酌，量力而行。答应了别人的事就要说到做到，一诺千金。
孔子多次谈到诚信问题。“信”是儒家推崇的五种基本道德之一，儒家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孔子在他的教育生涯中，始终用“文、行、忠、信”四个方面的内容来教育他的学生。孔子认为，“信”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一种德行，孔子的学生子张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时，孔子回答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子张进一步请教具体内容，孔子解答说：“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他还认为，诚信就能得到任用，“信则人任焉”。孔子提倡“谨而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是无法在世上生活的，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譬如牛车没有套牛的横木，马车没有套马的横木，车子怎么可以行走呢？孔子把那些不讲信用的人称之为小人，是不与他们交往的，“狂而不直，侗而不愿，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论语泰伯》）。
儒家认为，诚信不仅是个人修养的要求，也是为政者、国家管理者取信于民的前提，“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治理一个有千乘兵车的大国，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要信实无欺。要使“民信之”（《论语颜渊》），“不信民不从也”
（《左传·昭公七年》）。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
（《论语子张》）管理者必须先取得百姓的信任，然后再去号召百姓，不然百姓会认为你在折磨他们。孔子还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管理者讲信用，你所管理的人没有敢不说真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