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丝绸之路”从关中的长安开始，穿过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跨越帕米尔高原，然后经过中亚各国，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直达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全长7000多公里。不仅商人沿着这条“丝路”做丝、绢贸易，朝廷也常常以中国的锦、绣、绮等赠予外国的君王和使节，它在历史上促进了亚、非、欧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增进了经济文化交流。以后的佛教及佛教文化也是经过这条道路传入东土，对中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名家回眸
当代对丝绸之路的起点的争议：韩国磐先生在《古都洛阳与丝绸之路》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往往就是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因此。作为政治中心的洛阳，也就成为当时商业交通的中心，成为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王育民先生在《论历史时期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一文中也作了阐述。但是历史学家许倬云称西安理所当然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他的这一说法学术界一般认可，洛阳是不是起点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所以整个丝绸之路是这样的：起自中国古都长安（今西安），横贯中国和中亚，直达西亚与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是联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
巫蛊祸起，诏悔征伐
汉武帝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分散在关东地区，尤其黄河下游的受灾地区，农民的反抗斗争更加激烈。如东郡，“军旅数发，年岁不熟，多盗贼”。
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与东郡接连的泰山、琅琊两郡，又爆发徐勃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利用险要的地势，攻取城邑，阻截交通，控制周围大部分地区。
此外，在大江南北，还有数支农民军同时举义。如南阳郡（郡治今河南南阳），有梅免和百政领导的起义军；在楚（今湖北一带），有段中及杜少领导的起义军；在燕赵（今河北一带），有坚卢与范主领导的起义军。这些农民起义队伍，大的数千人，小的几百人，都有各自的旗号。他们攻打城邑，夺取粮仓，占领兵器库，释放在押的犯人，捕杀地方长吏，惩治县乡官员。
各地的农民起义震撼了汉王朝，汉廷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进行镇压，对郡县严加督察。又派光禄大夫范昆、诸部都尉及原九卿张德等，以虎符发兵围剿。这些钦差大臣，持节杖斧，拥有特殊的权力。他们所到之处，处死剿杀不力的刺史和地方官吏，屠杀成千上万的起义军，甚至供应起义军饮食的群众，也大批被杀害。尽管汉廷动用大量兵力，费时数年之久，但是仍无法将起义镇压下去。为了扑灭起义的火种，汉廷制定苛严的“沉命法”，规定凡不能及时发现起义军，或者发现而捕剿不力，2000石以下至一般小吏，都要被处死。汉廷还诏令关都尉，加强检查关卡出入，切断义军与各地的联系。虽然汉朝采取各种残酷镇压的措施，但是由于起义军不畏强暴，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加上地方官吏腐败，他们唯恐遭遇杀身之祸，往往不上报起义军的情况，使各地的起义军迅速发展。
各地农民起义尚未平息，汉廷内部的相互残杀又起。这就是汉武帝晚年宫闱内部的斗争，史称“巫蛊之祸”。
所谓“巫蛊”，指巫师使用巫术诅咒而嫁祸于人，是古代一种迷信活动。汉武帝晚年，许多方士、神巫聚于京师，以邪道惑众。女巫往来宫中，教宫人埋木人祭祀，以除邪免灾，即所谓“度厄”。结果不仅没有逃过灾难，反而引来不幸。从此巫蛊事起，死于巫蛊的宫人数以百计。汉武帝一生迷信方士，晚年更加荒唐，终于演成一场巫蛊大祸。史称“巫蛊之祸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汉书·江充传》），其间涉及汉廷内部的权力之争。
事情是这样的：汉武帝早年无子，元朔元年（前128年），卫子夫生子刘据，遂立为皇后。七年后，又立刘据为太子。从此，卫氏日益显贵，她的弟弟卫青，一家四人封侯。卫氏的旁亲支属，也有五人封侯。卫子夫的姐夫公孙贺因此而得宠，并以车骑将军封侯。但是到汉武帝晚年，卫皇后失宠，受到了冷遇，她的子女及亲属也遭贬斥或杀戮。公孙贺由中朝武将被迫改任外朝的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因擅用北军军费，被下狱治罪。当时因汉廷正在追捕阳陵大侠朱安世，公孙贺便自请逐捕朱安世以赎儿子之罪。朱安世被捕之后，在狱中上书告发公孙敬声与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并以巫蛊诅咒汉武帝。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公孙贺父子被定死罪，贺家遭遇族灭，还连及阳石公主等人。四个月之后，卫皇后的女儿诸邑公主、她的内侄卫伉（卫青之子）以及阳石公主等人以巫蛊诅咒武帝的罪名，遭到杀身之祸。巫蛊之祸从此开始。这场意外的灾难，其实并非意外。宫闱内部的残杀，不过是权力之争的先声。它既是汉武帝极权政治的产物，又是汉廷皇位继承问题的斗争。如果说公孙贺父子被杀，在皇位继承问题上表现尚不明朗的话，那么刘据之死则表现得很明显了。
刘据是汉武帝的长子，自从立为太子之后，深得汉武帝的宠爱。汉武帝为他立了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汉书·戾太子传》）。看来刘据的思想性格，与汉武帝迥然不同。随着卫皇后的宠衰，刘据的处境更加困厄。武帝太始三年（前94年），赵婕妤生皇子刘弗陵。她居住的钩弋宫之门，汉武帝改为“尧母门”，表明他对少子奇爱无比。既然赵婕妤可与帝尧母相比，刘弗陵自然将成为当今的“帝尧”了。后来，汉武帝甚至多次表示，弗陵“类我”，“心欲立焉”
（《汉书·外戚传》）。汉武帝废嫡立庶之意逐渐明朗化，皇后及太子的地位发生动摇。当时汉武帝的近臣江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便利用汉武帝奇爱少子之心，对刘据设谋加害了。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原是赵敬肃王的门客。因为同赵太子丹不和，江充逃到长安，告发太子丹的阴私。后来，汉武帝以江充为谒者，又拜为直指绣衣使者，使督察三辅治安，以及贵戚近臣逾侈者，颇得宠于汉武帝。
有一次，江充跟随汉武帝去甘泉宫，发现太子的家吏行于驰道中，当即扣下他们的车马。刘据派人向他求情，江充不听，还上奏汉武帝。因此，江充更加得到汉武帝的信任，威震京师。
但是，汉武帝晚年多病，江充唯恐武帝死后，遭到太子诛杀，因而就施巫蛊故伎。江充奏称汉武帝患病，祸根在于巫蛊作祟。汉武帝派他治巫蛊，前后死在他手里的吏民有数万人。
接着，江充把巫蛊之祸引入后宫。那时候，汉武帝年事已高，怀疑有人用巫蛊诅咒他。于是，江充声称宫中有“蛊气”，又在后宫掘地搜寻木偶人。他诬称在太子宫中，掘得桐木人，准备上奏汉武帝。刘据蒙受不白之冤，便与少傅石德商量对策。石德鉴于公孙贺父子的教训，主张先逮捕江充，追查他阴谋诬陷的罪行。江充逼人太紧，刘据走投无路，只好按石德的主意办。他派人收捕江充，亲临斩杀这个祸国殃民的乱臣。同时，又派人连夜通报皇后，发车马装运武库的兵器，调集长乐宫的卫士，以防不测。
江充被杀后，他的党徒逃归甘泉宫，诬称太子叛乱。汉武帝诏令丞相刘屈氂，发兵捕杀反叛者；又从甘泉宫回到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之兵围捕。双方在长安城中混战五天，死亡数万人，最后刘据兵败逃出长安城。
汉武帝下令收皇后玺绶，卫子夫被迫自杀。
刘据逃到湖县（今河南灵宝县西），躲在泉鸠里（今河南阳平西）。
不久，刘据的下落被发觉，新安令史李寿、山阳人张富昌围捕太子，刘据自杀。
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经过官府调查，巫蛊事件多不实。当时，壶关三老令狐茂、高寝郎官田千秋，先后上书为刘据申冤。汉武帝终于感悟，乃拜田千秋为大鸿胪，诏令夷灭江充三族，其党徒苏文在渭桥被烧死。在泉鸠里捕杀太子，曾封侯升官的人，后来也都族灭。
汉武帝以内臣近侍与闻政事，集汉廷权力于一身，不料他的“圣意”
终究被利用，也成为近臣谋私的工具，演变成诬陷无辜乃至杀害子孙的大祸。从当时关东农民揭起反抗的义旗，到汉廷内部的互相残杀，不仅削弱了汉家的皇权，也预示着汉武帝无法统治下去了。历史无情地嘲弄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迫使他不得不改弦更张，使汉朝的政策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汉武帝“悔征伐之事”（《汉书·食货志》），晚年转向重视农业生产。征和四年（前89年）三月，汉武帝效法祖辈，亲耕巨定（今山东广饶北），以示劝农。
同年，汉武帝以田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借此“以明休息，思富养民”（《汉书·西域传》）。他下诏说：“方今之务，在于力农”
（《汉书·食货志》），他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当时的大政方针。与此同时，又对桑弘羊等人建议派屯田卒开垦轮台一事，汉武帝下诏“深陈既往之悔”，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汉书·西域传》）。这就是后人所称“罪己诏”。从此汉朝统治方针发生根本转变，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但是，汉廷统治方针刚刚改变，汉武帝即病死于五柞宫。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汉武帝病重之时，下诏立最小的儿子弗陵为皇太子。当时弗陵年仅8岁，不得不以老臣辅政。因此，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少主。
汉武帝在位54年，把汉朝推向鼎盛的时期，成为名垂史册的汉家天子。他内改制度，既承袭秦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又不断变革和加强这种制度，并发动大规模还击匈奴的战争，积极开发我国边远地区，进一步巩固统一的多民族的汉王朝的统治；他外通西域，重视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开辟联系中外的海陆通道，与许多国家发展政治经济诸关系，促进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使汉朝成为蜚声中外的东方文明强国。汉武帝的内外政策，确实无愧“雄才大略”四字。
然而，汉武帝一生穷奢极欲，繁刑重敛，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又与秦始皇极为相似。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秦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脉络，尤其突出体现在思想统治不断加强，从而完成从草创到巩固的过程。前者崇拜暴力的威慑力量，后者则用暴力加上封建神学的统治。这正是汉武帝“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卷二十二）的原因之一。汉武帝从变更汉初的统治方针开始，又以变更自己的统治方针告终。他是一位富于进取的帝王，又是一位勇于退守的强者。
他晚年面对现实，悔过罪己，改变自己的统治方针。这对于一位封建帝王来说，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体现了他施政的灵活性，也是秦始皇治政所缺乏的。虽然汉武帝在变更统治方针不久即死去，没有实施更多具体的政策，但是这一方针后来为昭帝、宣帝所继承，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没有造成西汉王朝迅速败亡的结局。这正是汉武帝“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又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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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在位54年，战争持续了40年；他一生挥霍无度，奢侈荒诞日甚一日。仅仅这两项的费用支出，几乎使汉廷财政陷入崩溃的境地。于是，竭天下之资财以奉汉室，百姓为之疲敝。为了保证汉王朝的赋役来源，汉武帝试图抑制豪强地主的发展，但是土地兼并始终没有停止，以至流民数量急剧增加，促成西汉社会矛盾的激化。广大贫苦农民不堪汉王朝、豪强地主双重的奴役，终于在汉家立国100年后，以武装起义打破了“西汉盛世”的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