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
原文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
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译文
子厚，名宗元。他的七世祖柳庆，担任过北魏的侍中，封为济阴公。曾伯祖柳奭，做过唐朝的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一同得罪了皇后武则天，而死于唐高宗之时。已故的父亲名柳镇，为了奉养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职务，请求到东南去做县令。以后又因为不能谄媚权贵，被免去殿中侍御史之职。直到权贵之人死了，才再次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人们称赞他刚毅正直，和他交游的朋友都是当时知名的人物。
子厚年少时就十分聪明，学业事理没有不通晓的。当他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虽年纪很轻，却已独立成材，能够考取进士，显露其出众的才华。大家都说柳家有个好儿子。这以后他又通过博学宏词科考试，被任命为集贤殿正字、兰田县县尉。他才能出众、正直勇敢，发表议论以古今事理为依据，引证经传史籍、诸子百家的观点，常常使在座的人心悦诚服。由此而名声大振，一时之间人们都希望和他交游。那些达官权贵，争着想使他成为自己的门下，异口同声地赞誉推荐他。
贞元十九年，他由兰田县尉提升为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做皇帝后，又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这时遇上当权的人犯了罪而受到株连。按规定他被贬为刺史。还没有到任，又被贬为永州司马。处于闲散的职位上，他更加刻苦地督责自己，努力读书写作，写的文章犹如江河泛滥、湖海蓄存，奔放恣肆、博大精深没有止境。但他只能肆意寄情于山水之间罢了。
元和年间，他和同时被贬的人曾依例被召到京都，又一起被派到外地做刺史。子厚派往的任所是柳州。到任之后，他叹息说：“这里难道不能够很好地治理吗？”于是，便依照当地风俗，为它制定了教令和禁令，柳州的人民都信服遵从。当地风俗常以子女做为抵押来借钱，约定期限若不能按时归还，利息和本钱相等时，就将所抵押的人口充当奴婢。子厚替借债的人想了个办法，让他们都能把人赎回家。那些特别贫苦实在无力办到的，便命令债权人记下被抵押为奴的人当佣工所应得的工钱，等到与借的钱数相等时，就叫债权人归还人质。观察使将他的这个措施推广到其它各州，刚过一年，免为奴婢而回到家中的就有近千人。衡山、湘水以南应进士考试的人，都把子厚当做老师，那些经过子厚指教的士子，文章的章法技巧都有法度可观。
当子厚被召到京都又被派为刺史的时候，中山人刘禹锡也在被派遣的人员之中，应当前往播州就任。子厚流着泪说：“播州不适于人居住，而梦得家中又有老母，我不忍心看到梦得处境困窘，以至于没有办法去禀告宽慰老人。况且无论怎么说也没有母子一块被贬到荒远之地去的道理。”他准备到朝廷上为梦得请求，并且准备给天子上疏，愿意用柳州刺史之职去换梦得播州刺史之职，即使因此而再次获罪，也死而无怨。这时恰好遇上有人将梦得的情况禀奏皇帝，梦得便因此而被改任为连州刺史。啊！士人在困境中才会表现出高尚的气节道义。现今那些平素相处时互相爱慕喜悦，宴饮游乐争着相互邀请，讨好取媚强做笑语装出谦和的样子，手握着手倾吐肺腑之言，指着苍天白日痛哭流涕，发誓无论生死互不背叛负心，似乎像真的一样可以信赖。然而，一旦遇到很小的利害，那怕仅仅与毛发一般细微，也立即反目相向，犹如互不相识；朋友掉到陷井里，不仅不伸手去救援，反而趁势推挤他，甚至往井里扔石头，前面说的都是这种人。这种行为是禽兽和夷狄之人都不忍心去做的，而他们却自以为得意。这些人若听到子厚的品德作为，也应该稍微感到羞愧吧！
子厚过去年轻，勇于帮助别人，不珍重爱惜自己，认为功业可以马上取得，结果反而遭到牵连而致贬黜。被贬之后，又没有有权有势知己加以援引提拔，故此终于死在荒远的边地，才能不为当世所用，道义不能于当时施行。假使子厚在御史台、尚书省任职时，能够谨慎持身，就象他后来做司马、刺史的时候一样，也就自然不会遭到贬斥；遭到贬斥之后，如果能有知己的人大力提拔他，也必然会再被不断地任用。然而子厚被贬斥的时间若不长，困穷若不到极点，即使会出人头地，他的文章学识、诗辞歌赋，一定不能象现在一样，通过自己刻苦努力而达到必然能流传于后世的境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使让子厚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一个时期内担任将相的要职，用文学上的成就来换取功名富贵，得失如何，一定有人能加以分辨的。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去世，年仅四十七岁；元和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在万年先人的坟墓之旁。子厚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周六，刚四岁；小的叫周七，子厚死后才诞生。女儿两个，都还很小。他得以回乡安葬，费用都是由观察使河东裴行立君供给的。裴行立有节操气慨，重信义，守承诺，与子厚结交为友；子厚对他也竭诚相待，没想到终究是仰仗了他的力量来出资料理后事。将子厚安葬在万年的坟墓中的人，是其表弟卢遵。卢遵，涿州人，性格谨慎，学习从来不知疲倦和厌烦。自从子厚被贬斥之后，卢遵就跟他住在一起，一直到他死后也未曾离去。既前去安葬了子厚，又准备料理子厚的家务，可算个有始有终的人了。
铭文是：这就是子厚的墓室，又牢固又安稳，而必将有利于他的后嗣！
解读
柳宗元字子厚，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友谊颇为深笃。韩愈为他写的墓志铭，曾被誉为“昌黎墓志第一，亦古今墓志第一”（清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文中突出表彰柳宗元的政治才能以及他在柳州的政绩，特书其帮助奴婢解放之举，反映出作者的仁道精神，韩愈自己在袁州也采取过同样措施。他对柳氏的长期被贬官既深表同情，又极力推崇他由此而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对柳的重友谊、尚节操的热烈歌颂则更是韩愈对其自身处世准则的阐说。由此可见韩柳的生死情谊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的。但两人的政治见解并不相同，柳宗元早年曾参加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革新，后该集团被唐宪宗明令定罪，韩愈本人也是不赞成柳宗元在这件事上的做法的，然而韩文中对柳氏却处处回护。如说柳“遇用事得罪”，即认为他本人无辜；又说柳“少年勇于为人”云云，说明他为建功立业而奋不顾身，志亦可原，只是对政途艰险缺乏审慎而已；最后慨叹柳的“材而世不用，道而不行于时”，更表现出作者对当时压抑贤才的不满和对柳的“材”与“道”的肯定。本文作于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去世前后，韩愈正被贬官为袁州刺史，而能为柳树碑立传，何其难能可贵。
活学活用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作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