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职业习惯塑造出来的特殊举止和品质，有时是可以脱离习惯而具有适当的独立性。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当事人所处的具体环境时，就必须对这种特殊的举止和品质表示钦佩了。我们说一个人的行为是恰当的，并非仅仅因为他的行为只适合他所处的某一环境，而是适应了所有环境。如果他完全被一种环境所束缚，而不能恰当地适应其他环境，我们就无法完全赞同他了。如果我们周围环境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就不必太过强求他。
日常生活中，一位父亲失去独生子后表现出的悲伤和脆弱是完全正常的。但如果作为军队统帅的将领，公众的安全和荣誉正需要他倾尽全力时，表现出这种情感就是不可原谅了。因为正常情况下，不同职业的人们面对的是不同的事物，因而产生的也是不同的情感。我们应当设身处地地从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
作为一个传播天国福音的信使，轻率和冷漠都不适合这一职业使命。即使生活得轻松放荡的人们也会认为，牧师的心灵应该充满着庄严肃穆的情绪，而不是各种鸡毛蒜皮的琐事。这样，牧师职业行为的合宜性就不以他个人的习惯为转移，而长年累月形成的行为习惯已与他的本职特点完全融为一体了。
对于其他职业所应具有的品质的看法，就没牧师那么简单明了。我们对于它们的评判往往是出于所理解对方应有的习惯。比如在想到士兵的时候，我们会立刻联想起寻欢作乐和轻浮放荡。如果认真考虑这种职业最适合的品质，就会觉得随时都面临着死亡威胁的人，最好应当是老谋深算。但是为了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只能沉湎于酒色。士兵大都是坚毅果敢的，但长期生活在战斗的阴影中，是非常沉重的，几乎无人能够负担，他们的内心已经无法享受快乐。对于沉溺于声色中的人来说，是无法体会到的。
长久的和平容易让军人的个性泯灭，也会让卫戍一个城市的军官和普通百姓一样具有精明而吝啬的性格。大多数城市里的士兵都轻率且放荡，如果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显得拘谨严肃，就会遭到同伴的嘲弄，因为他和别的士兵太不一样了。
如果一位大人物的举止很好很高雅，那么我们的印象中就会对他形成一个固定的概念，那就是他所属的阶层与举止都应该是对应的，甚至以后我们能再次见到那个阶层的人时，也期望出现和我们预期想象中的举止，一旦没有，我们就会感到非常遗憾。
同样，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人们，也会形成各种不同的性格，所以，人们对各种品质的评价标准，也总是随着国度和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在俄罗斯被看作女人气的诌媚，在法国宫廷则可能被认为是粗俗的举止；波兰贵族中节约的习俗，到了阿姆斯特丹公民身上就变成了极大的奢侈浪费。几乎每个时代和国家，都会把上层人常有的品质说成是美德，并且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作相应的调整。
在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度里，更注重培养的是关于人道的美德，对自我克制和激情的约束就要相对少得多。而野蛮未开化国家的教育状况则相反，自我克制处于比人道更重要的地位。文明时代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使人们缺少了对艰难困苦和危险的忍耐能力，脱贫致富也谈不上美德，因为一切显得太容易了。很少有人再强调节制欲望的必要性，于是纵欲的趋势开始在各个领域迅速蔓延。
野蛮人和未开化民族的情况完全相同。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生活在危险中，经常因挨饿受冻而处于死亡线上。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每个人就像是受到了斯巴达式的坚韧训练一样，习惯和接受了各种痛苦，同时也养成了不会向任何困难低头的作风。
我们能同情别人的前提是自己必须生活在更为舒适安闲的水平上。如果我们都自顾不暇，又怎么能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野蛮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有野蛮人都在为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劳苦奔波，根本不会有时间顾及别人的痛苦。所以，无论一个野蛮人遇到什么危难，都不会指望从别人那里得到同情和帮助。他不愿因为一点小小的困难而声名扫地。他绝不允许自己的情绪影响神情和行为的镇定，不管那种情绪是多么的强烈。
北美的野蛮人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会表现出一种满不在乎的架势。他们觉得如果流露出了爱欲、痛苦或者愤怒等情感，将会颜面尽失。这种出奇的自我克制和高尚举止大大出乎欧洲人的想象。如果一个国度里所有人的地位和财产都差不多，我们会猜测男女应该能够不受拘束地自由恋爱，并且纵情欢爱。但正是在这种国家，父母决定了所有的婚配，他们的青年会觉得，要是自己对某个女子情有独钟，或者过分关注自己将与谁订婚，那是被人一辈子都瞧不起的事情。
男女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在富有教养和人性的时代是被普遍接受的，但是野蛮人则将其视为绝不能原谅的女人气的行为。即使结婚以后，他们也仍然保持着对两性激情的漠然态度。他们似乎为如此卑鄙的结合方式蒙羞。因此，他们无法共同生活，只能住在父母家里，找机会偷偷相约。其他所有国家都被认可的两性公开同居，在这里被视为最无耻的淫乱。
野蛮人不仅在这种本性上具有巨大的自我控制能力，就算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别人的侮辱和责骂，他们也能完全忍受。如果一个野蛮人被他的对手俘虏，并按惯例处死时，他们仍然会不动声色，哪怕是受到了最可怕的拷打也不会叫喊。唯一的表现就是向他的对手表示蔑视，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当对手慢慢点起篝火烧烤他时，他只会嘲弄行刑的家伙，大声威胁他们。如果他的对手中的任何一个落在他手里，那他则会采取比这个更残酷、更精妙的办法来处置这个人。有时，为了加强受刑者的痛苦感，在经过几个小时的烧烤、戳划他身上最敏感、最柔软的所有部位之后，就要把他从火堆上放下来一会。在这个时候，他仍会说起各种与自己无关的琐事和天下大事。而其他围观的野蛮人同样麻木不仁，他们吸着烟叶，开着玩笑，除了进行处罚的时候，几乎都不会看那个受刑的家伙，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
其实，野蛮人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将来可能会面临的命运。为此他们专门创作了一种所谓“死亡之歌”。当他成为敌人的俘虏并要被折磨死时，他会唱起这首包含了对敌人、对死亡与痛苦的极端蔑视的歌；当他将要投入战争与敌人交手或者任何重大场合，他又会心硬如铁地唱起这首歌。
如上所述，野蛮民族的公民必备的那种百折不挠的坚忍，在文明社会的人身上难得一见。所以当“文明人”总是怨恨痛苦，哀叹贫穷，或被爱情、愤怒折磨得发疯时，他们也很容易得到别人的谅解；哪怕有时表情夸张或者装腔作势，只要不做出破坏正义或人道原则的事情，他也就不会因此被彻底否定。
大多数人在朋友面前都要比在陌生人面前更放得开，那是因为前者对我们更熟悉也更宽容大度。同理，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相比，也更容易宽容人们的激动举止。文明人以坦诚为交谈原则，野蛮人以保守为交谈原则。由于文明和野蛮民族自我控制的程度差别很大，而这种差别的表现形式也有很多种，所以在对他们进行评价时就要按照不同的标准。
率性的文明人会趋于坦诚和豪爽，而长期压抑情感的野蛮人则虚伪狡诈。如果你和亚洲、非洲或美洲的野蛮民族打过交道就会发现：这些人几乎都难以理解，并善于成功地将某件事情的真相隐藏，即使巧妙的诱惑或无情的拷打也不起作用。野蛮人受到伤害后的情绪不会立刻显露出来，他们会深深埋藏在心底，当某一天愤怒的洪水终于决堤时，报复将会相当的残忍、可怕。而文明人虽然总会吵吵闹闹，但并不会造成太多实质性的伤害。
由原则引起的判断失误，与一般的品格和行为并不相关，而与特殊习惯的合宜与否有更大的关联。虽然我们的某些观点会受到不同职业和生活状况带来的习惯性影响，但是上面也已经提到过习惯并不是影响人们行为选择和期待的唯一决定因素。
对老人和青年、官员和牧师，我们都希望他们表现出真理和正义。我们在瞬间的行为中寻找它们的鲜明特征，如果留心，也可以找到原来没有注意的情况：一种习惯已经使我们觉得，各种职业都分别具有不受习惯影响的合宜性。这样我们就不能抱怨说，人性具有很大的区别性。虽然程度各异，但不同民族对他们认为好的品质的评判标准还是大体相同。
当一种美德的功用被无限夸大时，就会损害别的美德。就像波兰人惯常的慷慨好客可能影响节约与有序；荷兰人尊重的节约也许会伤害亲密与大度。而野蛮人必需的勇气反而弱化了他们的人性，文明人所需的敏感或许也伤及了他们性格中的坚强。任何民族的行为风格大概都是适合本民族的处境，就像勇气适合于野蛮人而敏感适合于文明人。所以，我们不能只依据只言片语，就随意妄下结论。
在一般的行为方式领域，习惯并不会出现太大的背离行为。可在某些特殊领域，习惯所至就会严重损害良好的道德，也会把那些极端错误的行为说成是合理合法的。
比如，还有什么行为比杀害婴儿更野蛮呢？婴儿的娇弱无助、天真无邪甚至会唤起敌人的爱怜。恐怕只有最残暴的征服者才会有杀婴的行为，那如果是婴儿的父亲呢？
弃婴的行为在古希腊是被认可的，即使在最文明和富有教养的雅典也是如此。由于无力抚养，父母随时都可以把婴儿抛弃，听任他被野兽所食也不会招致非议。并且我们发现，所有的野蛮民族都盛行这种做法，而且越是原始低级的社会越宽容这种行为。野蛮人往往生活在极端的物质匮乏中，时常受到来自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对他来说同时养活自己和孩子往往是不可能的，他因此而抛弃孩子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行为。
可是在希腊晚期，由于贫困或图省事的动机而杀婴则是绝对不可容忍的。令人失望的是，当时的整个社会都认可这种行为，以致哲学家们也完全看不清现实，他们被蒙蔽双眼，随声附和而不加批评，甚至引经据典论证它的合理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多数情况下，这是行政长官应该鼓励的事情；慈悲的柏拉图在哲学著作中大谈人性之爱，却也没有对这种行为进行批评。由此可见，如果习俗能够容忍如此骇人听闻的反人性行为，我们就可以推论，同样残暴的行为也可以被普遍接受。
在我们的日常谈论里，这类事情可谓屡见不鲜。人们似乎也明白，这是一种对最无义无理的行为的解脱之辞。人类行为的普遍品质与特殊习惯的差异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区别，习惯的影响又究竟存在于哪些地方呢？
答案很简单：所谓习惯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残暴的习惯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么这个社会将无法正常存在。
道德点评
风尚并非一定是好的，有时风尚会对一定程度的混乱大加赞赏，而高贵的品质则遭受冷遇。不同的职业和生活状况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品质和行为方式。人们总是希望具有合宜的与其生活境遇相伴而生的品质，既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习惯所许可的对行为合宜性的最大背离并不是在一般的行为方式方面。习惯会使某些特殊的行为方式严重损害良好的道德，但也容易把严重违反善恶和是非原则的特殊行为判定为合法，从而让人无从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