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贿选，各派活动
王承斌拦车索印后的一天，直隶省长曹锐听说我和王芝祥到天津北站劝解过黎元洪，因而就约我到曹家花园谈话，把准备选举曹锟为总统的事说了。我那时年轻气盛，敢于说话。曾对曹说过：“你看历任的袁、黎、冯、徐各总统，哪位都有一套花活，然而在位时，命令不出国门，国家亦无宁日，他们的下场也都没有好的结果。尤其黎这次出京，大若演魏武逼宫，好多官员成为华歆式的人物。后任总统即使勉强上台，盱衡现在各方的环境和趋势，将来当是更麻烦的。质言之，恐怕继任总统上台后，如坐在火山口上，奉系新仇(指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皖系旧恨(指1920年直皖战争)、粤方更振振有词，势必促使各方反对力量合而为一，加以内部矛盾日深，一旦因此激起战争，实在难以应付。要是(曹)仍任巡阅使，拥有实力，整军图治，勤恤民隐，严饬官方，凡事不首当其冲，岂不很好？”曹说：“黎既去，大势所趋，可谓水到渠成。且如骑虎难下，虽欲悬崖勒马，也不可能。到这时干总统固然必得打仗，不干总统也避免不了打仗。早晚总是要一战的。无论如何，望你随时趁着办理矿业时常到北京之便，留意观察情况，与我多取得联系，使我能够随时得到真相。好在我个人已委托洁卿(边守靖，直隶省议会议长)常驻京，专办此事矣。”在情不可却的情况下，我就答应曹锐，常常往来京、津，遇事为其留意。我临去京时，曹锐给我旅费和交际费两千元。我初到京住在香厂东方饭店，后常落脚于前门外施家胡同北京旅馆。当时，素与曹锐有关系的一些人经常把北京各方面的情形说给我听，我作为材料，向曹锐报告。
我到京几日，对于高凌霨、王毓芝、吴毓麟、王承斌等为曹锟攫取总统的手段逐渐明了。那时，黎元洪既已离开北京，高凌霨拿着大总统的大小15颗印信，不知采用了什么样的办法当上国务总理，随后兼摄黎元洪未满任期的大总统职权(彼时，高的秘书长由张廷谔担任)。高自以为权威炙手可热，就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为曹锟搞起贿选总统来了。
当时为曹锟选举总统奔走拉拢的，内阁以高凌霨、吴毓麟为主，高的办事处在北京西城红罗厂，吴的办事处在北京南横街铁路博物馆。
(天)津派以曹锐、王承斌、边守靖为主，曹锟在野，留住天津，身居后台，操纵指使。当时他并未去京，也不便明显出头，特由边守靖代表，住在东城东厂胡同4号黎元洪私宅办事。边与参、众两院各党、各系、各派的议员(当时人轻蔑地称之“罗汉”，更鄙视地称为“猪仔”)多有密切的联系。尤其边是着名的政客，善于辞令，手腕灵活，与各方面多有交往，对议会那些操纵舞弄的把戏素称熟手，他可随时随地与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字莲伯，绰号大头，东北籍，事实上吴就是“猪仔”的大头目)取得联系，并一切仰承吴的意旨办事。王承斌因身任直隶省长不能离津，故派云章(字沛然，直隶省长公署秘书长，东北籍，与吴景濂同乡)偕同于振宗(字馥岑，直隶枣强人，直隶实业厅长)轮流驻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长安饭店中办事。彼等在国会方面与吴景濂、张伯烈等互相勾结，尤其王承斌与吴景濂既同为东北同乡，更因为王是吴的门生，二人联系密切。
保(定)派为曹锟办理选举总统的，以王毓芝为主，就近协助他办事的为项致中(字子和，留德陆军毕业，精通德、英语言，京绥铁路局长)。王办事处地址，在北京西单甘石桥。
在洛阳方面，吴佩孚起初打算利用黎元洪的名义和黎的任期，拖延选举时日，贯彻他的武力政策，完成武力统一的迷梦，因见黎元洪和他的左右不为所动遂很觉失望；同时，还有待曹当选总统后腾出直鲁豫巡阅使，吴自然继之。所以，吴佩孚虽附和曹锟选举，但表面上则是抱着不促成、也不阻止的态度，洛方也没有派专人常驻京，协助进行贿选。
由于为曹锟贿选总统的主要分子大肆活动，北京被闹得乌烟瘴气。
国会议员中的几个头目，一方面与贿选的主要人物互相勾结，一方面拉拢议员，以凑投票的人数，供这些人吃喝玩乐，如吃饭有指定的饭馆，服装有指定的绸布店，娱乐有指定的妓馆等等。吴景濂的手下大将有马骧(字彦羽中，陕西籍，擅长发表鼓吹的文章，也是个极善钻营的人)、江灏(字舜颖，粤籍，敢于打架)、金贻厚(字笃生，京兆人，善吹牛说大话)等。吴景濂经贿选主要人物事先许以大选告成畀以第一任国务总理，所以大卖气力，他那些助手们同时也就做起“一人得道，九族升天”的迷梦，终日更为其卖死力了。其次是温世霖(字支英，天津人)搞了个“全民社”，主要人物为王观铭(字箴三)、王双岐(字子邠)、张济五、张馨吾、钟毅才等，他们也都与边守靖接近。温希望大选告成，继袁乃宽(字绍明，河南籍)为农商总长。温在烟灯之前吸到得意时曾对我说：“如果我当了农商总长，我是个外行，你是办实业的专门人才，请你屈就次长，帮帮我的忙。”当时我认为离题尚远，默而没答。又派小孙派(孙洪伊)中的钱崇垲(字向忱)、王湘(字芷塘)做拉拢议员的工作。
另还有万钧的集闭、林炳华(字耿凡)和雷某的集团，张鲁泉、李安陆、张琴等的集团，其余则记不清了。
吴景濂既能支配内阁的高凌霨、吴毓麟等贿选主要人物，也能支配内阁以外的王承斌、边守靖等人。温世霖、钱崇垲、王湘、万钧、林炳华、雷某、张鲁泉、李安陆、张琴等，有的与保方的王毓芝、内阁的高凌霨、吴毓麟等相勾结，有的与王承斌的代表云章、于振宗等相勾结，有的则与曹锐的代表边守靖相勾结。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研究系)、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湖北籍)的势力都不如吴景濂，只得附和着吴办事。
赴沪拉拢，议员北归
1923年约9月下旬，那些在京贿选主要人物发现距离大选日期(10月10日)已迫近，而票数还缺不少，就由王承斌约我于某一天夜里到常朗斋的私宅(这也是贿选的一个办事地点，大都是金融界的人，为王毓芝管理经济)谈话。我一进门，见高凌霨、吴毓麟、王毓芝、王承斌、边守靖、熊炳琦、关景濂、张鲁泉、项致中、云章、于振宗等都在那里。这些人大多抽着鸦片烟，每日夜里三、四点钟过足了烟瘾，才有精神办事，办着事还得随时抽着烟。谈到选期已迫、票数差得多的情况，估计必须把已去上海的那些议员竭力拉回才能凑够票数，如能拉到40多人，所富余的也不过10余人。此际众人推我往上海一行，办妥此事。他们都比我年岁大，看我年轻没有嗜好，行动便利。我说：“现在的上海还是安福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字子嘉)、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字茂如)的势力范围，这项工作，恐非我年轻经验少的人所能完成。”正在我犹豫不决时，张鲁泉(山东人，政学系，国会议员)自告奋勇地说：“我也去上海，协助你办成这件事。我有一个好助手，名叫倪寄尘，他是一个上海通，哪方面他都很熟识，吃得开，尤其是上海英国工部局方面，与那些‘包探们’素日就有联系，遇事可请他们帮忙。况且李安陆(政学系，国会议员)已早去上海，住孟渊旅馆，与各方已取得联络，到时与他配合起来，当更好办事。”经张这番鼓说，我更碍于众人的情面，就答应冒险一行。边守靖还说：“子邠(王汉岐的号)现住在南京，专门负责招待事情，遇事也可跟他商量。”我说：“我去的地方是卢永祥、何丰林的势力范围。子邠所住的地方是齐燮元的势力范围，王是安全的，我是危险的。”边善于辞令，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鼓起勇气来，去一趟吧。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次日王承斌给我旅费和交际费7000元，并对我说：“你到上海，就拨给李安陆1000元。”于是我就带着书记黄剑虹、仆从齐伸乘津浦车南下。张鲁泉另行，约定上海见面。
我到了南京下关，就找着王子邠谈话。王一见我，马上就拿过报纸给我看，说：“你来的消息，业已披露了，上海之行很危险，可以不去吧？”我说：“既来之，则安之。不然不但成为笑话，要是真误了事情，那何以对人说？”报纸上所载的标题为《郑廷玺赴沪拉人》七个大字，以下把我的来意、行踪，写得差不多，但原文记不清了。另以《贩卖猪仔》四个字为标题，刊登着漫画。那时，我的号系用“寿臣”二字，后把“臣”字改为“岑”字。那幅漫画画了一个人持竹制钓竿，赶着许多“猪仔”，并用变体“寿臣”二字，虚实断续地作这个人物的背景。合念起来，就成了“寿臣贩卖猪仔”，可谓极尽讥讽之能事。
随后，我就坐汽车往南京城去见齐燮元(字抚万)。车行至凤仪门外的上坡间，忽有枪弹从汽车的后面穿过，幸未击中。见到齐燮元时，他已得到了我在凤仪门外被人谋刺的消息，立即召集江苏警务处长兼南京警察厅长王桂林(字清泉，天津人)和下关警察署长王固磐(字静庵，天津人)，严厉责成他们赶快搜查暴徒。齐与我同庚，彼时年都不满40。谈话间，齐忽问我：“曹三爷对我怎样？”我答：“三爷对我说过，你壮年聪颖，对曹很诚恳，他极喜爱你。”齐神态高扬地对我说了“天下恶乎定，定于一，谁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那段话。别后，我是在王桂林那里吃的午饭，然后就赶火车去上海了。
到上海我先住在跑马厅一品香饭店，随后就跟天津路华昌银号(总号在天津，京、沪都有分号。东家是卢永祥手下的师长陈乐三。我的哥哥郑廷铸是该号的经理)同仁联系，又与张鲁泉、李安陆、倪寄尘等接洽，分头拉拢留沪议员，讲好条件，约定办法，一同回京。我便依照王承斌的嘱咐，在孟渊旅馆给了李安陆1000元。
那时，适巧我的同学杨曾谦(字怀谷，无锡人)得知我已到沪，来托我谋事。他因是江苏人，能操上海话，便对我说：“你是天津人，说的是天津话，且对上海人地生疏，行动诸多不便，极愿为你助一臂之力。”我就请他暂在一起，完成此事。
旧历中秋节晚间，华昌银号同仁约我在闽菜馆小有天吃饭。当时，上海正是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世界，凡是宴会，都要招些妓女歌唱侑觞。我身旁的妓女，正巧是国会议员乌泽声的下堂妾，在北京常相见的熟人。她出去一会儿，回来急速小声对我说：“你听听隔壁那些人开会，说的是什么话？”我当时窃视是焦易学、张继、褚辅成(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籍议员)等，在那屋里开会，并听得他们决定说：“郑廷玺在沪拉拢议员。我们固然不要杀害他，但必须阻碍他的行动，待北京贿选过了期限再放他回去。”我得此消息，就赶快回到饭店，安排一切。适巧接到齐燮元的电报让我速去南京，我就急速赶上闸北待发的火车，临开车时，又让杨曾谦务必换地方住，避免意外。
我到达南京，见过齐燮元，知道北京方面催促我赶快多拉些议员北上，当夜又乘车赶回上海。天方拂晓，一到我原住的饭店房间里，见床上睡着妓女和娘姨。我诧异地问茶房说：“这是怎回事，杨先生哪里去啦？”茶房回答说：“昨天晚上有江北的流氓三人跟杨先生打架，到包探厅去了。这两个女人因为出堂差晚了，这房间空着，就给她们借宿了。”我立刻明白了这就是焦、张、褚等干的。我即转住在东亚饭店，赶快找到倪寄尘，让他把杨曾谦要回。那日，沪报登有“郑廷玺抱头鼠窜”“江北流氓扰乱旅客，各罚苦力三个月”等消息。随后，又闻津报也登有“王省长的使者郑延玺在沪遇害记”以及“全家哭泣”的消息。
这场风波之后，上海英国工部局派英国包探们昼夜跟我一起行动。我放手同张鲁泉、李安阽、倪寄尘等连日把拉回留沪议员的事完成。拉拢那些议员的办法，就是表面上避免行贿，不立即付现钱。而以聘他们为直鲁两省公署顾问名义给每人每月200元，而且他们得到随时可与两省长接近的机会，便利之处，当更不少。他们和家眷回京的所有旅费，都由齐燮元就近备办。其实此事办成的关键，就是我到上海的时候距离大选期限已极迫近，在沪的议员们正在留沪或回京的踌躇当中，但大多以为北归能获得实惠的待遇，因此我能达到目的。当时上海虽是何丰林的势力范围，而英国人的外交手腕历来极其阴险灵活，鉴于曹锟选举总统势在必成，故也“顺水推舟”予以协助。所以，这也是促成其事的重要因素之一。彼时，因闸北车站聚集着焦、张、褚等所组织的拦挡议员们北上的群众，不便于行，临时以声东击西的办法，密送议员们和他们的家属到南翔车站登车。到南京后由齐燮元负责转送北京。
由浦口开车北来的时候，已是10月2日。10月4日的傍晚，车到了天津东站，准备调车去北京的时候，忽有杨永泰(字畅卿)，偕同他的左右人等，为了反对曹锟贿选，到东站拦截自沪回京的议员们，企图拉他们留住熙来饭店，拖过北京大选的期限。当时，我对杨永泰说：“畅卿，你看这种情况，还能够把他们拉走吗？”杨见警察和路警们阻隔他与议员们接触，就自我解嘲地拍着我的肩膀说：“算啦，让你走吧。可惜老弟你帮的非人！”经过与杨交涉后，火车就顺利无阻地到了北京前门车站。
在前门车站已有吴毓麟派来的很多招待员，预备好汽车多辆，因为第一天(10月5日)就是大选的日期，时间紧迫。就一面分送议员们的家属回寓，一方面约那40多个议员到东方饭店住了一夜，以便10月5日按时入场选举。
10月4日晚因是选举的前夕，情况是颇为紧张的，人们纷纷活动，密议策划。记得当晚我在东厂胡同4号吴景濂宅内，边守靖匆忙来晤，见我在座，乃要我去别室，他们二人密谈直至深夜。
10月5日选举的时候，王承斌站在国会门口对我说：“入场议员，除原在京的加上从上海回来的，符合法定出席人数之外只富余10余人，真是不容易啊！”我当时答称：“会场中行不行，要看吴景濂和边守靖了。”投票后首先出场的是王人文，他对我说：“我这样做，可算是对得起曹三爷(曹锟)啦！”
贿选之后的曹锟
曹锟贿选总统之后的第二天，吴景濂代表国会去保定向曹锟递交证书。据传说曹锟当时另给吴景濂酬赠10万元。
在进行贿选当中，掌管钱财的王毓芝、边守靖、束云章等，贿选结束后，凡入场投票的贿选议员，每人酬贿5000元；独浙籍议员邱瑞彭(字次公)不与那些贿选议员同流合污，曾将边守靖开给他的5000元支票制版为证，向北京法院控告高凌霨、吴毓麟、王毓芝、王承斌、边守靖、束云章等行贿选举。但当时北京法院处在军阀蛮横妄加干涉之下，未能实现检察起诉。
10月8日清晨，曹锟由保定到北京，在前门车站欢迎的只有总统府礼宾司司长黄开文及少数官员，既没群众一个，更无外使一人。
曹锟就任贿选总统后，首先须向国会提出国务总理人选提案。吴景濂自认为任国务总理很有把握，俨然以未来的总理自居，不意临时突有高凌霨之竞争，高平日官瘾最大，历来内阁变更都不免有他的搅动，加之其他政客拨动，几方明争暗斗，扰攘不休，阁会议场竟演出议员万钧用墨盒砸吴景濂的大头之怪剧。鹬蚌相争，结果孙宝琦(字慕韩，外号孙大胡子)当了曹锟政府的第一任国务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