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吴佩孚酝酿撤防的前后，北京政府内部的矛盾也日趋尖锐。
前面说过，靳云鹏、徐树铮由于争夺权力互相攻讦，早已形同水火。靳云鹏曾暗中通电吴佩孚说：“安福系如此咄咄逼人，实属难堪。当此千钧一发之际，阁员间和衷共济，尚虞不洽；而今群起排挤，令人能不灰心！且又铮与我素不相睦，频频在合肥(段祺瑞)前进攻讦之词。当此政尚民治，居高位者部属人民之公仆。吾行吾素，其他只得置之不闻不问之列。无如合肥自恃功高，隐然以太上总统自居，凡遇阁议报告，必先入合肥之门。东海(徐世昌)因鉴于黎冯之前车，事事以和顺出之。而合肥自信之力，举世竟无其匹，遇事掣肘，与人难堪。如不避请议而为人作牛马，人将谓我与之同流合污，事后难免贻噬脐之悔。未雨宜作绸缪之计，决议不甘恋栈，已命秘书处草拟辞呈……”
吴和靳是山东同乡，又有师生的关系，靳在政治上经常帮助吴。所以吴复函劝慰说：“幽兰生于荆棘丛中，薰莸异器，苦衷自能见谅于全国。众皆浊而吾独清，众皆醉而吾独醒，其吾帅之谓乎！否则群小盈廷，然如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致全国之愤怒，亦既生死力以攻击之。其余安福系中类似曹章陆者，不计其数。师曹章陆之故智，循曹章陆之前辙，亲日是尚，借款肥私。东海(徐世昌)几乎‘政由宁氏，祭则寡人’之恨。吾师居四面楚歌之中，不得已而辞职，明哲保身之计，乃识时务者所为。惟值此外忧内患一发千钧之际，稍纵即逝。亡国之痛，肥遁鸣高者奚独无之！愿吾师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勿萌退志，肩此大任。非特佩孚之幸，而众万民之幸也！”
靳云鹏终于写了辞呈，先去见段，自称有病不能办事，只好辞职让贤。段不但没有慰留，还说：“既然有病，暂时休息休息，亦未为不可。不过不能说是有人排挤你，被迫辞职。”于是靳就将辞呈送交徐世昌了。
靳云鹏的辞呈一递，吴佩孚就以追悼阵亡将士的名义，在保定召集各省师旅长开会，议决：(一)拥护靳内阁，不反对段合肥；(二)各省防线的军队，一律撤回原防地，但不保证南军不进攻；(三)宣布安福系罪状，通电政府，请求解散安福俱乐部。消息传出，京保间谣言纷起。这时边防军第一师开到高碑店一带的部队，与直军第一补充旅已形成对峙，而安福派的政客更从中拨弄。一直运用直皖两系矛盾的徐世昌感到形势不妙，就想利用新近崛起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居间调停，密电邀张来京，共商国是。
张作霖正欲将个人势力进一步扩张到关内，接到徐世昌的电报即于6月19日到京，在北京谒见徐世昌以后，和段、靳等人稍事周旋就乘车赴保。
曹锟准备了盛大的宴会给张作霖洗尘。在酒席上吴佩孚照例发言最多，大意说：“政府外交失败，内政不修。一般安福政客，醉生梦死，朋比为奸，媚外误国，唯利是图，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出卖国家主权，引狼入室，为虎作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将不国，家于何有？我们军人是国家的干城，有卫国的天职。部下的子弟虽不敢说久经训练，有勇知方，但是大义所在，都可以奋不顾身，保卫社稷。綦江长沙历次战役的胜利，全可以作为证明。无论哪党哪派，如果不知爱国，专讲阴谋，佩孚个人虽然可以遵守军人不干政的义理，只是部下如果义愤填胸，有所作为，恐怕我们也很难加以约束制止了。”张作霖听后，颇为动容，会后向曹锟、何恩溥等人悦：“吴佩孚这小子真不错，我一定帮忙。”
吴发言后，各省代表相继发言，经研究决定五条办法：(一)挽留靳云鹏内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二)内阁局部改组；(三)撤换议和总代表王揖唐；四、五两条是杀徐树铮、毙段祺瑞。因关系甚大，当时末议决。吴佩孚认为这种办法还只是治标的一时之计，不能永息争端。于是决定第二天继续开会。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又议定办法六条：(一)撤换财(李思浩)交(曾毓隽)法(朱深)三总长，靳复职；(二)撤换王揖唐议和总代表；(三)湘事由“和会”解决；(四)“和会”不能解决的问题，由国民大会解决；(五)边防、西北军、南方军队、各省军队同时裁减；(六)开复张勋原官。
在会议上，吴佩孚强调段的一切罪恶都是徐树铮造成的，所以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解除徐的兵权，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并请张作霖进京时，将此意见代为转达徐世昌。
张作霖回京，与徐、段接洽，只有靳云鹏复职和撤换三总长两项不成问题，其余条件都被段严词拒绝。张作霖说：“不解散安福俱乐部，不撤换王揖唐，不罢免徐树铮，曹、吴是不肯罢休的。吴佩孚在保定会议上早有声明在先。如果政府坚持不允，我就不能负调人的责任了。”段听了很不愉快，态度强硬地说：“吴佩孚不过是一个师长罢了，居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这还成什么体统？他要不服，大可以和我兵戎相见，决一雌雄。我还怕他吗？”张作霖在徐、段之间奔走几天毫无效果，就表示不再过问，准备回转关外，由于徐世昌的一再挽留，才答应再到保定和曹、吴等作最后的接洽。不料曹锟、吴佩孚的说法也和段同样强硬，说：“不解散安福部，不撤换王揖唐，还可以通融。如不罢免小徐，决不能承认。”还说：“老段要和我们兵戎相见吗？他依仗有日本小鬼的后台，想凭借日本的势力吓唬我们，我们堂堂中国男儿，是他吓不倒的。我们正准备在疆场上和他见面呢，看看到底谁是孬种！”
张作霖一看双方坚持不下，只好回京复命。徐树铮认为当年对张极力扶植，今天却倒向曹、吴一边，就向段祺瑞建议把张扣留。以免奉军和直系合作，协力来攻。不料事机不密，为张侦悉，张就匆匆出京回奉去了。
徐世昌见事态已成为僵局，权衡利害，决定偏袒直系，罢免小徐，于7月4日发表三项命令：
(一)特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
(二)徐树铮现经任为远威将军，应立即开去西北筹边使，留京供职。西北筹边使由李垣暂行代理。
(三)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一职，着即裁撤，其所辖军队，由陆军部接收管理。
段祺瑞一见命令发表，极为气愤，声言必须处曹、吴以死刑。7月8日由团河赶回，在将军府召开特别会议。列席者有100余人。决议由段领衔呈劾曹锟、曹锳、吴佩孚，请褫夺官职，下令拿办。
段亲到公府见徐世昌。徐仍不肯罢免曹、吴，对段说：“老大哥何必这样生气！又铮的筹边使本来和筹边督办有些叠床架屋，罢免他不过是掩人耳口罢了。等到风头过去，就可以另行安插。请他在将军府委屈一下，闲散一两个月，似乎也没有什么妨碍。曹、吴克复长沙，久戊湘南，全国舆论都加称赞。有功不赏，还免除他二人的职务，恐怕会遭到全国舆论的反对，而且可能引起曹、吴等人的巨变，那就小不忍则乱大谋了。”
段愤愤退出，命令部下派兵“保护公府”，并到处扬言：“第二天晚间如不下令，就要出动边防军。先往琉璃河开火，再往保定兴问罪之师。”
徐世昌在段的压力之下只好在7月9日下令：“吴佩孚开去第三师师长署职，并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其第三师原系中央直辖军队，应由该部接收切实整顿。曹锟督率无方，应褫职留任，以观后效。”
曹、吴免职的命令发出不久，曹锟就联络张作霖、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赵倜、蔡成勋、马福祥等于12日联名发出通电，谴责“安福部结党营私，把持政柄”，说段是“施其一网打尽之计”，“有触即发，为徐树铮之故，为安福部之故，乃不惜包围元首，直接与锟等宣战，总施攻击”，表示“迫不得已，唯有秣马厉兵，以伸义愤，纾元首之坐困，拯大局于濒危……”张作霖也在13日通电响应，决定“派兵入关，扶危定乱”。
徐世昌见企图利用双方矛盾的结果不仅不能左右逢源，而且眼看总统宝座就保不住了，于14日又发一道命令，说什么“本大总统……对于各统兵将帅，皆视若子弟，倚若腹心，不能不剀切申诫。自此次明令后，所有各路军队，均应恪遵命令，一律退驻原防，竭力同心，共维大局，以孚本大总统保惠黎民之旨意……”。徐大总统这篇官样文章岂能化干戈为玉帛？次日，段祺瑞即颁布檄文，对曹锟、吴佩孚、曹瑛等加以声讨。檄文中说：“本上将军束发从戍，与国同其休戚。为国家统兵大员，义难坐视。今经呈明大总统，先尽京汉附近各师旅，编为定国军，由祺瑞躬亲统率，护卫京师，分路进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锄奸凶而定国是。歼魁释从，罪止曹锟、吴佩孚、曹瑛等三人，其余概不株连。”这就是他对于徐大总统“恪遵命令”的回答了。
七
段祺瑞在将军府开会、领衔呈劾曹、吴是在7月8日，其实在7月6日段已对边防军第一、三两师及陆军第十五师发出开往保定准备对吴佩孚作战的动员令了。
边防军三个师本由靳云鹏统辖，因靳与直系早有勾结，段祺瑞任段芝贵为总司令，参谋长是宋五峰。他的作战计划是分东西两路。西路布置在京汉线、琉璃河、长辛店，是主力所在，有曲同丰的第一师、陈文运的第三师宋玉峰旅(因宋任参谋长，所以该旅也带来就近指挥)和刘询的第十五师。刘询原为冯国璋在南京时所成立的一个混成旅，士兵多为冯的同乡——河间人，军官也与冯非亲即故，该师的炮兵团长冯家祜还是冯的侄子。冯死后，刘询率部投段，编为第十五师。事前有人认为刘询部官兵与直系关系太深，恐怕不妥。段曾派陈文运、魏宗瀚去见刘询，问他部下是否靠得住，刘极力保证没有问题。陈等就说：“事完了，你接曹三爷的事吧！”允他直隶督军，深信刘部不致发生问题。这一路由段芝贵亲自指挥，总司令部就设在琉璃河。东路是京奉线，有徐树铮所部西北边防军第二旅宋子扬部，约八九千人，原驻在廊坊，由宋指挥向天津方面进攻。
战事开始以后，皖军发现直军越固安拟乘夜渡河，准备在两路的中间乘虚而入，即命第三师陈文运所部张济元旅由南苑移驻黄村，命第十二团(团长蔡鸿贵)配备第十三师山炮队一连，向固安进攻。当时在固安的直军为萧耀南部的二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连。皖军抵达固安外围与直军稍事接触，因大雨倾盆，永定河水暴涨，恐怕后路不继，即行撤退永定河北岸。旋因西线不支，奉命撤回南苑。
直系方面的军事部署也是分为东西两路。西路为第三师第六旅和二个混成旅、一个补充旅(第六旅旅长张福来，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第三混成旅旅长萧耀南，补充旅旅长王庸中)，由吴佩孚指挥。东路京奉线和津浦线有第四混成旅曹锳和第五混成旅商德全(兼天津镇守使)两旅的兵力，由曹锳、牛向忱(第四混成旅参谋长)、商德全分别指挥。奉军于16日派兵入关，也分兵两路，待机而动。后见皖军不支，张作霖即命阚朝玺率部参加西路京汉线的战事，张景惠则率部与东路曹锳旅共同作战。
皖军于7月14日发出攻击令，西路皖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王兴文)马队和李进才第十三师第一营步兵，即向直军第三师十二团(团长郭敬臣)第二营进攻。同时，驻廊坊的宋子扬旅进攻杨村的克军防线，但至7月18日，直奉会师攻下涿州，皖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被俘，第十五师旅长齐宝善、张国溶向直军投降。西路战争就基本停止了。东路战争紧张时，徐树铮曾偕参谋何家驹、张宣等，坐轧道车到廊坊落垡参加指挥。当时直皖两军正在杨村铁桥一带隔河作战，徐到即部署拂晓进攻，次日战斗一天，直军防线动摇，渐向北仓败退。晚间得知西线已经溃败，而奉军张景惠部也参加作战，宋子扬旅遂溃退。23日，直奉军队分别进驻南苑、北苑。事前大张旗鼓的直皖战争，不出10天就以直系的胜利而结束了。
这一场战争，虽然事前双方曾经积极准备，但据参与战事的人说，实在非常简单，就像一场秋操一样，只有西路最初一战和高碑店松林店一战比较激烈。
西路战事初起时，皖军攻势极为猛烈。尤其是炮兵射击准确，使直军伤亡甚大，直军曾一度败退。因为边防军装备精良，多为日本新式武器，下级军官大都是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虽然没有作战经验，但颇有“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概。第一团团长王兴文是北洋军中有名的战术专家，原在保定军官学校讲授战术，很有心得，作战时也能身先士卒，所以部队士气颇锐。他用骑兵在前冲锋，炮兵随后掩护，炮火齐发，于是直军望风披靡，相继后退。幸赖萧耀南旅顽强抵抗，皖军未能深入。吴佩孚看战况于直军不利，就亲带参谋人员和第六旅在前线迎敌，使用集中火力的战术，猛攻正面皖军。很快就打垮了皖军的骑炮挺击队。皖军败退到高碑店，改取守势。
皖军在高碑店一带的配备是边防军第一师在铁路迤西，王兴文一团守岐沟，铁路迤东则由第十五师刘询的部队防守。
吴佩孚亲率第十二团葛敬臣部向岐沟进攻，以第十一团陈清远部威胁岐沟右侧背。拂晓开始进攻，双方战斗激烈。王兴文被直军炮火打中阵亡，皖军第一师士气立刻涣散。而铁路迤东的第十五师按兵不动，放任直军第一混成旅王承斌部迂回到琉璃河左侧攻击皖军的指挥部。后来第十五师的炮兵营长李某(袁世凯随从副官李题贤之子)突然向皖军第一师的阵地开炮，第一师大乱，于是皖军西路全线崩溃。有人说，曹锟曾派人用200万元钱的高价收买刘询，刘不为所动，于是曹又派人收买旅长齐宝善、张国溶二人，共用120万元。这种说法未必可信，不过齐、张和直系早有联络，张为人较有智谋，在战前曾去保定多次，所以在作战时突然倒戈给皖军以致命的打击。
齐、张都倒向直方，王承斌部又将皖军退路截断，时在涿州前线指挥的曲同丰因皖军溃散，躲在高粱地内被直军发现，于是被俘。据说，曲当时上身军衣已经脱去，只穿夏布褂，佩带指挥刀，形象极为狼狈。
吴佩孚于胜利之后命第六旅连夜向琉璃河追击，直捣皖军司令部。皖军已不见踪影，丢弃的给养极多，麻袋装着现洋，每5万块一麻包，不计其数。有50多门各种大炮都堆放在地上，炮衣还没有取下。步枪子弹遍地都是，更没有确实的数字了。
吴佩孚乘火车来到琉璃河车站。次日王士珍、江朝宗、王怀庆等即到琉璃河见吴，拟替双方和解。吴对王等极尽恭维谦和之态，并说：“您老们怎么办怎么好，我一定尊重。”而王承斌、萧耀南、张福来则在一旁气势汹汹地大骂段祺瑞扣押直军兵饷，借债卖国扩军。并说：“我们是回防，并没有侵犯别人，他派队伍来打我们。现在打败了，派几位来了，早干什么去了？那不行。边防军一个也不能留，都得缴械，非把老段抓着，讲讲理不行。”其实这是吴佩孚事前布置好了的一出戏，意在表示安福派已犯了直军将士众怒了。王等在辞去临上火车时还说：“等两天吧，不要前进了。我们一定有办法，让你们消得下气去。”王等乘坐的火车刚开走，吴佩孚立即下令，所有队伍继续前进追击，但不许进入北京城内。
